带孩子摘桃子发朋友圈说说

带孩子摘桃子发朋友圈说说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生活中渐渐减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自从步入六年级，紧张的学习使我的肩头压上了无形的重担。空闲之余偶尔我会回忆起儿时的趣事——摘桃。

儿时的我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屋后有一条清澈的河，潺潺的河水快活地向前奔去，宛如透明的绸缎飘向远方。村里的人靠着这条小河浇灌农田、洗衣、淘米……同时，它也养育了河岸边的一棵桃树。

那棵桃树不是人特意种下的，而是哪个顽皮的孩子随手丢在那儿的核。它凭着坚强的毅力破土而出，逐渐长成一棵能开花结果的桃树。由于这棵树不属于村上的任何一家，所以每当它结出小青桃，我和一群调皮的伙伴就爬上树摘下还未成熟的果实玩耍。或烤出甜中带酸的汁，或切开压成泥拌土做成“饭”。

那时我是村上“孩子帮”里的“老大”。村上的孩子都爱和我玩，而我就命令他们干这干那。

每次摘桃，我总是神气十足地站在树下指挥、分配工作“你，去摘桃！”“你，去洗桃！”“你，回去准备刀，切桃！”后来据朋友透露，我那时发号施令的样子像极了英国军官：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板个脸，眉毛拧在一起，昂着头，活脱脱一个威严的指挥官。

伙伴们忙忙碌碌，从树上摘下桃子，放到筐里。我则从这儿蹦到那儿，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指点”一番。我最喜欢爬到树上去摘桃，笑嘻嘻的往下砸伙伴们，砸得很准，接二连三的命中目标。伙伴们对我的恶作剧只是报之一笑，仿佛习惯了我这种没有恶意的玩耍。

青色的、椭圆形的小桃儿静静地趴在树枝上，浑身毛茸茸的，像只可爱的刺猬。我小心翼翼地挪到她的旁边，轻轻地摘下来，还听见“咯噔”一声。然后丢进筐里，再转向下个目标。

因为村里大人告诉我们这棵桃树长大不容易，结了果就更不容易，所以我们只摘树上的一小半桃，还沾沾自喜地认为做了一件“善事”。

回忆童年无数次与伙伴在河边摘桃的经历，我总会会心一笑，暂时忘记心中的烦恼。

啊，忆摘桃！

2. 秋天两个小朋友摘桃子的作文

我家门前种了几颗桃树，树上结着又大又甜的桃子，个个都是半红半青，看上去让你口水直流。

晚上我刚做完作业就去搞桃子吃。走到桃树下面抬头一看，只见桃树上一个个桃子躲在树叶丛中。一阵微风吹来，桃儿就露出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蛋，好像一个个娃娃在比谁的个头大。我摘下一个又大又红的桃儿，把它用清水洗上一洗，削了皮，咬上一口，甜甜的，一到甜到心里。

如果在这个季节里只要哪位小朋友走到我家桃树前随手摘下一个桃，细细的品尝一下，保证他大饱口福。

那时光，“跳起来摘桃”“桃”成双

现在的盐城市亭湖区盐东镇，2007年8月1日划入盐城大市区前，一直由射阳县管辖。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年代的1975年暑期的一个下午，天有点热，我和本村学校，即当年射阳县新洋公社（现盐东镇）坞港大队（村）坞港小学的同事们，正在公社革委会举办的教师学习班上“斗私批修”，从公社机关开会回来的谭熊喜校长进了会场，径直来到我的身边，让我去一下公社分管教育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王曙东的办公室。这让我不由得惊诧起来：因为那年头所有学校的教师都分为四个档次，第一档次是师院或师范学校毕业的公办教师，是财政发工资的；第二档次是工资由地方拿钱加财政补助的老民办教师；第三档次，是扣除寒暑假天数，其余时间和出工社员一样拿工分的新民办教师；第四档次，而既拿工分又没入新民办教师编制的代课教师。而我则是第三类教师中普通的一员，是撑不起人眼睛皮子的1962年的初中毕业生，以前也从未有过领导召见，问什么事让我去，谭校长又不说，故心里难免打起了小鼓。思想机器在急速旋转中将日常言行过滤了一遍，觉得不可能有“祸”时，才一路小跑来到王副书记的办公室。

早就听说王副书记是个上档次的文化人。进了他的办公室顿觉此言不虚。他坐着办公的桌子后边，有一门偌大的油漆斑剥的木书橱，从挤着的书脊梁看，有《毛泽东选集》1至4卷，有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有中小学各个年级的课本，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金光大道》、《风雷》等文学书籍。橱旁的报架子上，《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新华日报》应有尽有。正当我眼眸子专注于这些书报时，王副书记注意到了我：

“是坞港小学初中班的浦老师吗？”他问。

“对啊！”我应答着，目光都不敢正视，生怕有什么还没意识到的“祸”。

“不错嘛，老浦。初二毕业生（文革期间初、高中学制均为二年）升学考试，你任教的坞港小学初二班人平分全公社最高，上次公社组织的对教师业务水平的考试，你的作文分数又是最高......。”说这话的时候，他白皙的脸肤上漾开了笑容。

不知是随口提起还是刻意表扬，我一脸难为情。见我有了窘态，王副书记便进入正题：

“学习班结束后，你交接一下在坞港小学的工作，之后到南港中学去报到，南中差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县教育局请我们公社协调一位过去，党委觉得你合适，希望你莫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呷了一口茶，他目光又亲和了好多：“待遇嘛，新民办教师离开本村学校的，都是拿固定工资，每月26元。如你还有什么困难，南中革命委员会的徐林义主任，他会尽可能地帮你解决的”。

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中，怯生生地道出了自己的恐惧：“书记啊，我以前只读过初中，在坞港小学初中班岗位上，是边学边教，现在——”，说到这里我刹住了话头，因为我也怕恼了王副书记，也怕丢了教师这喜爱的工作。

王副书记没有变恼，他继续用话打消我的顾虑：“初中生当高中老师，听起来是荒唐。但你是共产党员，现在学历合格的教师很少很少，而且让你当的又是语文老师，你已经在农村大学里干了好多年，应用语言文字的水准和能力，已经超出了刚毕业的初中生。去南中后，只要提前了解教学大纲，提前进入教材，系统掌握高中学生必须拥有的语文知识，在同学科高手前不耻下问，来一次跳起来‘摘桃子’，你会称职的”。这时，原本坐着的王副书记站了起来，抓着手里一直为自己煽着风的巴蕉扇，居然走近我，对着我沁出了细密汗珠的额头，使劲煽了起来。

对眼前这位儒雅官员的尊重，和他没有官腔的开导，加上他的巴蕉扇给我送来了凉风，我没有勇气再推辞了，收下了他写给我的去南港中学报到的介绍信。

南港中学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诞生的园林般的学校。校址在新洋公社（现盐东镇）新丰河西的适中位置，与有着70年历史的南港供销站相邻。文革中后期学校的领导班子是革命委员会，同样是从老师范学校走出来的根红苗正的徐林义，是革委会主任。他有爱才、惜才的菩萨心肠，苏南下放来的文化精英，别的学校因为这些人的所谓“成份不好”，都不敢要。徐林义却张开双臂欢迎，还常在假装糊涂中撑“保护伞”，给他们重上讲台、传播文化知识的自由。那些年，只要上面有大学毕业生分配下来，他都千方百计地争取更多饱学者来校任教，使南港中学的师资力量，齐整、上乘又活力满满。就读的学生除本公社的以外，更有来自大丰县三龙公社、方强公社和盐城县步风公社的孩子，学额个个班级爆满。所以，能来这所学校工作当然是好，但自己”麻雀子“夹在“雁群”里飞，依然让我的胸脯挺直不起来。

记得是九月一日开学前三天的早晨，我藏起忐忑，一辆旧自行车驮着行李前去报到的时候，徐林义主任站在校园围河上木桥的外侧，欢迎每一位老师的到来。当我自行车进入他的目光，他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我们学校又添一名党员教师”。这话如同暑热中一阵清凉的风，爽了我的肺腑，消释了我诸多的自惭形秽。很快，总务主任领我进了与另一位资深语文教师蔡涛顺合住的宿舍，教导主任王国权领我与所有老师一一相识，介绍每位老师毕业院校和业务上的所长。而每当把我介绍给新同事时，总是说：“是全公社教师作文考试最高分获得者，是暑假前我校高中招生考试人平分第一的初二毕业班的任课老师，就是只字不提我是1962年的初中毕业生。这在那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的年代、学校领导人尊重知识分子、扬其所长，藏其所短的精神，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领导藏起我的“短”，我可不能让这“短”继续下去。情绪燃烧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自己“桶”里的“水”满起来，好往同学的心田里溢。当晚，我找到了徐林义主任，汇报了往后一边当“学生”一边当老师的打算。得到支持后，则首先在自学上加码，根据高一高二两个学年段语文教材的知识点，用足备课、上课、批改以外的时间，早晨四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熄灯，恶补了语法、修辞和高中生应该掌握的逻辑基础知识。在自小就爱看古书，能读懂一般文言文的基础上，对照参考书上的译文，把握古汉语实词、虚词和词性活用规律。那日子，我口袋里装了一盒清凉油，每当学久了，瞌睡虫来时，就在脑门上涂抹，强迫自己清醒。夜深时肚子饿了，就拿几块家里带来的胡萝卜干子嚼嚼，填补那粮食上计划年代口粮的不足。在教学工作中，为了不误人子弟，我拜同在一个年级领教的王国权、郑恒逵两位资深中语人为师，请他们和我一起备课，他们上课允许我去听，我上课也请他们听过之后讲问题。就这样，“二比一”教与学的对子，持续了我们一起教高一、和一起教高二的两年时间。虽然自己经常地累得昏天黑地，但两年磨合，大家都认可我已经跨入高中语文教学的门槛。

当初，在我玩命似地登攀语文之山、纵览白话文及文言文“风景”，和大胆地站到高一（3）班教室时，我也留心到了校领导的欣慰，同时，也更感受到他们对我生活上的关爱。来到南港中学两个月后的一天，徐林义主任要对新调进老师家庭搞一次走访，我陪他骑自行车到我家时，妻子出大寨工了，木板门锁着。我掏出钥匙开门后，大间里两个垂柳枝编成的摇篮里，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两个孩子（那时计划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妇可生三个孩子），因家里没有大人，哭累了，睡着了，睡前小脚把偎摇篮的旧棉花胎子蹬开，小屁股下的尿布一个尿湿，还有一个沾满了大便。这让徐主任惜叹不已，他亲自帮我端来水，将孩子屁股洗净，找来墩子边篱笆上晒干的尿布换上，再偎好旧棉胎。再看看我的房子，茅草垡头垒的墙，小麦秸子盖的顶，房间与大间之间，用芦苇编成的笆墙隔开，贫寒让主任回校时一路唏嘘。晚上，立马让总务会计给我送来12元福利费。这12元相当于我那时半个月的工资呀！时代久远，我忘却的事情不能算少，唯独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对工作更上心，更追求家长的满意。总觉得如果自己拖了全校文化课的“后腿”，对不起这么好的领导。

俗话说：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1978年秋学期，语文教研组决定在我任教的班级，开展课题为“走新路、上质量、见成效”的提高全班同学作文水平的试验。同仁们把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于是，权衡之下，我选择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走“耕耘语文课本悟出作文之要”之路。那年头，同一公社的学校与学校之间，经常开展相互听课活动。我发现不少语文同行在授课时，很难跳出“范读课文、讲解生字词、给学生划分课文段落和找出段落大意、再抄给主题思想和写作特点”这一陈旧的模式。这一模式阻碍了学生思想犁铧对课文的耕耘，让学生难以从精典文章中吮吸到可为自己作文所用的营养。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任务性地要求学生对每篇课文，一定要反复读，精典的还要背诵，让学生在多读与背诵中，脑思维进入课文的句行，完成对文章层次的把控、段落大意的把握、主题思想的归纳和写作特点的透视。在同学们上述所思所得不尽相同时，教师则在当好“裁判员”角色的同时，让正确和近于正确的得到公认。这样的中语教学模式一以贯之后，同学们或朦胧或清晰地梳理出课文的好之所在，为作文水平的大面积提高作了有效的铺垫。

二是走“赏读报纸副刊、给力笔下生花”之路。那年正值改革开放起始之年，十年初乱年代的思想禁锢不再，政治上的春天欣欣而来。班级坚持订阅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和之后复刊的《盐阜大众报》，每周一期副刊上的文字，时代气息浓厚、泥土芬芳扑鼻。悦目沁心的报告文学短章，内涵隽永的散文，让人眼眸子发亮的袖珍小说，意境情趣俱佳的人人读得懂的诗歌，和或智慧或辛辣的寓言故事，乃至灵感入心分秒间的思想火花……，一期副刊就是一扇敞开的文学天地之窗，同学们无一不在蜜蜂般的吮吸中领略大千世界里的文字艺术之美。记得1979年初夏，家在射阳县的诗人袁万祥，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叙事诗《金色的斗篷》，如同水洗过一样洁净的乡言土语，恰到好处地渲染出公社化年代大集体插秧景观的恢弘，抒写的是“一色斗篷在移动”的干部与群众同劳动精神的悦人，传递给读者的是韵脚和谐、情趣横生、琅琅上口、雅俗共存风格的别具。让同学们一看就喜欢，几遍读下来就能背诵和默写。其中，借代、拟物、描写、议论、抒情等修辞手法，迅速融入这些“八九点钟”心灵的深处，成为各自拥有的能力和财富。其中出彩的句子，40多年后的今天，不少已成了爷爷奶奶的当年的同学记忆犹新。人常道幼学如漆，其实少学同样如漆，当年副刊作品几乎成了我班同学学语文的“活页课文”。欣赏得多了，久了，原本思维枯竭、下笔作文本上只有几根“筋”的孩子，渐渐地多能写出一篇更比一篇好的“强富美”文章。多种体裁的写作要领储于心间，当他们之后有的奔赴军营、有的升入高校、有的扎根在广阔天地、有的发光发热在工企，“笔杆子”的一技之长。如同低谷通往顶峰的山路一样，助他们中的不少人，因此登上了事业的高地。成了之后的高校教师、中学校长、部队军官、媒体记者、商海精英和市、区、镇、村的人民公仆。他们有了美好的前程后都知道感恩，同学聚会时每每张口，总会言及当年南港中学作文教学改革，让他们收获到的理想与成功；我当年一介初中生“跳”起来“摘桃子”的事，常成为他们快乐叙旧的话题。

1980年暑期。学校回归教育部门管理，在整合教育资源中，南港中学因地理位置偏远而变为初中，我也有了新的从教岗位。人虽离开了南港中学，但1800多个既提高自己又提高学生的“跳”起来“摘桃子”的朝朝夕夕，成了脑海里经常放的“电影”。储在肚里的五年中教学相长的实践和触类旁通的思考，觉得写下来。也许能惠及更多刚入中教之门的新同志。于是，便先后有40多篇写真、探讨与研究类文字。陆续跻身当年的全国中语会会刊《语文教学论坛》和《青海师大学报》、山西师大的《语文教学通讯》、广西《中学文科》、《江西教育》、《西藏教育》等近20家国、省教育期刊，和《中国教育报》、《文汇报》、《语文报》、《新疆教育报》等专业媒体。和另位同仁合作编制的《中学汉语语法表解》在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论文《学习鲁迅三篇文章。管窥作者教育思想》，应邀在盐城师院承办的鲁迅研究会年会上宣读、后被收入《高山仰止》一书。个人还入编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学骨干教师辞典》，且成为苏、皖、鲁、豫四省中语会会员和射阳县语文学会理事。于是，有人调侃我，说我是学历达标教师稀缺年代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只有走上没有相应文凭支撑的高配了的岗位，才有我岗位发愤之下的“跳”的历史，才会摘到学生成才和我自己教研丰收的“双桃”。这话是说得不错，但学历不合格依旧是心底里的痛。幸好，上世纪80年代的教师学历提升工程给了我机遇，通过考入盐城教育学院组织的业余函授，我拿到了一纸大专毕业文凭。大专文凭在当下想当个小学老师都很勉强，但在当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倒也省去了我38年教匠生涯中的一个遗憾。(浦津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