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毕纹珺的唯美句子

写毕纹珺的唯美句子

1. 描写王俊凯唯美句子有哪些

你是我不能拥抱的太阳，毕竟你是那么多人的光。

1、大哥不娶，螃蟹们不嫁。

2、从以前到现在，一切只为王俊凯。

3、我唯爱王俊凯，愿跟你共度一生。

4、你虽姓王，终究是皇。

5、不能保证十年会不会变，但是我可以保证现在我会一直爱你。

6、比昨天小凯更萌的只有今天的小凯。

7、他会45°微笑他会90°鞠躬，他是我爱的那个少年王俊凯。

8、老王，你是路痴吗，走到我心里叻。

9、你不累吗.在我脑海里跑了一天了。

10、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里面全是老王。

11、我是你的的小虎牙阿。

12、比王俊凯更帅的只有明天的王俊凯。

13、请在我发脾气骂人的时候，告诉我王俊凯喜欢安静的女生。

14、王俊凯，我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男孩子凭什么被你们抹黑谩骂踩在脚下又被说得一文不值！

15、你是我不能拥抱的太阳，毕竟你是那么多人的光。

2. 谁有语文作文优美句子

快乐如清风，吹走笼罩在 人们心头上的乌云；快乐如美酒，酝酿得越久味道越醇香；快乐如小溪，只有流入大海才更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快乐如饮料，一经打开便冒出诱人的沁凉。

幸福，时时刻刻围绕在你身旁。如果你从母亲手中接过饭碗，心存温馨，那就是幸福；如果你在灯下读着朋友的来信，品味友情，那就是幸福；如果你独坐一隅，静静听歌，凝神遐思，那就是幸福。

请保留一份单纯，使你多一份与人的友善，少一些心灵的冷漠麻木；请保留一份单纯，使你多一份人生的快乐，少一些精神的衰老疲惫；请保留一份单纯，使你多一份奋进的力量，少一些故作高深的看破红尘。

美，美不过草原；阔，阔不过蓝天；深，深不过大海。我的朋友呀，你的胸怀，就像草原一样美丽，像蓝天一样宽阔，像大海一样深邃.

拥有诚实，就舍弃了虚伪；拥有诚实，就舍弃了无聊；拥有踏实，就舍弃了浮躁，不论是有意的丢弃，还是意外的失去，只要曾经真实拥有，在一些时候，大度舍弃也是一种境界

真诚是美酒，年份越久越醇香浓型；真诚是焰火，在高处绽放才愈是美丽；真诚是鲜花，送之于人手有余香。

一颗孤独的心需要爱的滋润；一颗冰冷的心需要友谊的温暖；一颗绝望的心需要力量的托慰；一颗苍白的心需要真诚的帮助；一颗充满戒备关闭的门是多么需要真诚这一把钥匙打开呀！

尊重是一缕春风，一泓清泉，一颗给人温暖的舒心丸，一剂催人奋进的强心剂。

友谊，源于爱心。跌倒时，伸出扶持的双手，忧伤时，送上一缕安慰；孤独时，捎去一瓣心香。

我们用友谊写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在书里：友谊如珍珠，我们共同穿缀，联成一串串璀璨的项链；友谊如彩绸，我们共同剪裁缝制成一件件绚丽的衣衫；友谊如花种，我们共同播撒，培育出一个个五彩的花坛；友谊如油彩，我们共同调色，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友谊之火温暖了朋友受伤的心，照亮了迷途者前进的方向，驱散了孤独者心中的阴云，点燃了失败者新的希望。

人生似一束鲜花，仔细观赏，才能看到它的美丽；人生似一杯清茶，细细品味，才能赏出真味道。我们应该从失败中、从成功中、从生活品味出人生的哲理。

生命是绵绵的细雨，滋润大地，万物茂盛；生命是优美的乐曲，音律和谐，宛转悠扬；生命是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生活如花，姹紫嫣红；生活如歌，美妙动听；生活如酒，芳香清醇；生活如诗，意境深远，绚丽多彩。

高以翔猝死揭开庞大影视黑幕：平台强压之下，“过劳”成常态

业内人士认为，高以翔录综艺猝死只是“偶然事件”，背后更多从业者的“过劳”与事故上不了热搜。

记者／陈龙

“为什么说影视行业都是青春饭？全都在透支生命做节目。”2019年11月27日台湾男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猝死的消息传出，节目制作人苏蒙克首先想到整个行业的氛围。她说，“这个行业的畸形在于，所有人都把熬夜当敬业。大家被一种虚无的荣耀感笼罩，好像连续多少天没睡觉有多值得骄傲。”

“降薪令”的出台，导致演员片酬断崖式下跌，大量影视明星抛弃演戏的“正途”，转而奔波于各类综艺节目挣快钱、维持曝光度。影视业寒冬下，平台方成了稀缺资源，原来拿着天价片酬、动辄耍大牌的明星们变得弱势，不但失去了议价权，还不得不服从节目的要求。

尽管微博“高以翔超话”上充满了指责浙江卫视的声音，但影视娱乐的庞大机器依然在运转，行业内部的运行机制还是硬生生地在那里。高以翔之死，在业内人士看来，只是个“偶然事件”。

“崩溃”

11月27日一早，许多不知道“高以翔”这个名字的人都被刷屏了。而知道这个台湾明星的网友，则开始了一场网上的追责和讨伐。

事故发生在凌晨。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在宁波的片场录制，到凌晨1点45分，奔跑中的高以翔突然倒地。据现场观众描述，高以翔倒地后的片刻，所有人都没在意，还以为是节目效果。屏幕上，摄像师甚至给高以翔的眼睛拍了特写镜头，还是同在现场的明星黄景瑜最先发现“他的眼睛不对劲”。

现场人员对高以翔做了15分钟的心肺复苏，2点之后，他被送往4公里外的医院。微博博主@吃瓜群众CJ 透露，“情况很严重”。大约5点30分，传出高以翔死亡的消息。后来浙江卫视公布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他年仅35岁。另据其好友透露，高以翔此前有感冒症状，原准备29日为朋友婚礼当伴郎。

据粉丝们梳理，高以翔23日去厦门参加完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25日在台湾，26日凌晨1点多发出最后一条微博，26日下午1点30分抵达宁波，上车前还向粉丝招手。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27日，大量网友发微博和朋友圈悼念高以翔，并提到他饰演过的角色“王沥川”。而浙江卫视姗姗来迟的“说明”，引发了批评和质疑。网友依据众多来源不一的消息和材料，指责浙江卫视缺乏安全措施、现场救援不及时、节目难度过高、掩盖事故消息等。浙江卫视第二份战战兢兢、语句重复的道歉声明，又被批缺乏诚意。

苏蒙克觉得，一味指责浙江卫视有些不公平。“就像一本书《崩溃》里写到的，大家都处在一个庞大、复杂的行业系统里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注意到很小的范围，而各个环节又环环相扣，联系紧密，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状况。这样就极容易发生崩溃的事情。”

高以翔倒地之前，现场目击者还表示听到他大喊“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高以翔的事故，在她看来，也是一场综艺节目，甚至是整个综艺圈和影视行业的“崩溃”。

例如，粉丝注意到，高以翔出事前已经喊着“我不行了”。“正常情况下，很多演员都会说‘我不行了’，‘我累了’”，但包括导演，几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危险，“因为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每个人都集中在自己做的事儿上。”而导演的背后，有庞大的团队、资金问题，“这是一个如此大的游戏，很多事情就不可控。”

事后，有网友回顾了《追我吧》的内容设计，以及当期录制和往期节目中的危险场面。这档“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包含“蜂巢虫洞”“平衡滚筒”“爬楼速降”等环节，其中最后一关需要明星吊“威亚”徒手攀爬70米高的大楼，再从楼顶借助滑索，从钢索上滑降140米。此前，吴宣仪、宋祖儿参加该环节时，均曾表露出惊惧的神情。

但苏蒙克说，一般来讲，参加综艺节目的明星事先都与节目组签订了合同，合同中规定的节目内容、时长等都是艺人接受的，艺人及其经纪公司应该对艺人的身体状况和时间有基本的把握。她并不认为，这个极限挑战强度过大，“跟好几年前一些让明星去蹦极、跳伞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区别呢！”苏蒙克觉得，此次事故中，经纪公司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于高以翔的死亡，许多明星都出来表达自己参加综艺节目时类似的危险甚至“濒死”体验。28日，男明星姜思达在微博上发文，指高以翔事故背后是“野心、集体梦想、健康、幸福生活指数、金钱、攀比心的混合斗争”。

苏蒙克认同姜思达的说法。她说，如此超时长、高强度的工作，所有人依然拼命参与，“因为我们热爱这项事业。”苏蒙克说，“导演愿意晚上两三点去熬夜开会，大家愿意加班录节目。如果没有热爱，是支撑不下去的。”

而这层热爱背后，是影视行业的大变局。

“限薪令”后，艺人收入缩水九成

已从事综艺、网剧、电视剧制作人工作8年的王凯华说，《追我吧》是当前国内真人秀挑战竞技节目的一个演变个例，融合了此前的《跑男》《全员加速中》等通关闯关类节目，“其实就是大杂烩，全是不同类型的嫁接。”

王凯华觉得，近些年，国内极限挑战类综艺节目越来越多，一端是综艺本身的要求，而另一端是观众需求端的猎奇心理。

“观众就想看更精彩、新奇、刺激的东西，电视台希望更高的收视率。”因此，出现如此高难度、危险性大的节目，客观上也是市场主导的结果。矛盾的是，事前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贡献了《追我吧》CSM69城市网收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事故发生后，又集体出来责骂制作方。

“现在的舆论矛盾点都集中在浙江卫视身上。浙江卫视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这是一个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不单单是浙江卫视的问题。”王凯华说，浙江卫视的被动地位，造成他们“说什么都是错的”，招来骂声一片，“自媒体时代，每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更通畅了，但是阴谋论的观点也更盛行。”

高以翔到达片场开始录制的时间未知。腾讯《贵圈》称，“当夜（26日）12点，他被节目组的车接到录制地——宁波环球航运广场”，而当日白天好像已经经过一轮彩排。

据称，浙江卫视的录制从26日早上8点30分开始，至次日1点45分，时长17个小时。事发后两天，网上充斥着高以翔“连续录制17个小时”的说法。实际上，从离开宁波机场的时刻算起，高以翔的工作时间最多12小时。但网上舆论已经无法冷静看到这一误差。

另一方面，从韩国引进这一类节目的过程中，国内缺少了一个把控限度的环节。“韩国的节目导演，在设置一些关卡、障碍的时候，往往要先去挑战体验一下。他们会亲自体验，觉得自己能承受能忍，节目才会去做。”但国内通常不是这样，“你让他自己去闯，他也没有把握完成。别说日常天天休息不好的艺人，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往上攀登70米，也挺费劲的。”

高以翔灵堂内景。

而“吃瓜”观众最后在屏幕上看到明星们惊险闯关，只是沉浸其中，感受刺激。“看节目和真的去体验挑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在这里，真实体验和“节目效果”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除了27日的高以翔、黄景瑜、陈伟霆等人，前三期参加节目的还有范丞丞、李振宁、毕雯珺、钟楚曦和前运动员李小鹏、邹市明等。“你看参加这个节目的嘉宾，大多数都是演员。为什么演员现在愿意来参加综艺呢？”

答案是“限薪令”。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多轮“限薪令”，9月规定，单期综艺单个艺人的片酬不能超过80万，常驻嘉宾一季节目总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11月进一步规定，影视剧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这给一线明星的收入带来巨大打击。

以浙江卫视此前一档经典节目中的女明星A为例。王凯华说，一般综艺每季12-14期，一季打包的费用，A可收入8000万；而限薪令后，她一季的收入只有720万。而从2018年8月开始，受范冰冰事件影响，明星所得税率从原本6.7%飙升到42%，这让明星的收入呈断崖式下跌。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王凯华说，许多明星的消费习惯、心理认知没有适应这个变化。“收入萎缩到1/10，相当于一个普通人，我以前拿一万，现在拿一千。”许多艺人因此不得不接受来钱快，且可以维持出镜率的挑战性综艺节目。

收入下降，给明星带来的心理焦虑也是明显的。一线女演员B，在影视界有着巨大的粉丝量，此前一部剧的片酬在1亿左右。2019年，B所在的公司为她接了一部戏，消息传出，粉丝们以“为什么去给新人小鲜肉抬轿”为由集体反对，B只能拒了这部戏。但她因此得罪了片方，导致2019年无戏可接。“一时半会儿片酬降不下来，没有人去找你。她只能通过综艺节目去维持热度和曝光率，总比没有工作要好啊。”

影视寒冬下，平台却变强势

高以翔死后第二天，有人统计，超过40位明星在微博上发布了悼念高以翔的文字。演员宋佳说，“高危职业，同行们热爱的同时请保护自己”。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艺人们一次集体宣泄情绪的呐喊。

明星“身价”和收入下降的背后，是影视寒冬下影视行业资金规模的锐减和利益的再分配，这进而产生了各种连锁反应。

演员身价虚高、“天价片酬”，曾是中国影视界的一个畸形现象。2018年“限薪令”甫一发布，就有人预测，综艺节目可能减产。如今，这已是寒冬里的事实。

王凯华说，目前，中国一线的互联网平台，除了芒果TV之外，全部都在亏损。“节目平台两个最大成本，就是带宽成本和内容成本。带宽成本是国家规定的，没办法；所以只能减少内容成本，而内容成本的很大一块，其实就是演员片酬。”

过去，一些网剧成本逐年攀升，高达3亿到6亿。2017年头部电视剧《如懿传》成本5亿，仅周迅、霍建华两位主演的片酬就占去一半，很多时候，一些主演的片酬甚至占到全部演员片酬的80%-90%。

当年国家政策支持、影视市场繁荣的大环境，直接导致了演员身价虚高。“他们实际上可能并不值这么多钱，只是因为有资本的大量涌入，他们是稀缺资源，有叫价能力。把自己的价钱叫得那么高，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价值就那么高。”王凯华说，“资本撤走之后，价值和价格偏差就不会那么大了。但是演员的心理落差会很大。”

降片酬，曾经也是制作公司和平台一直呼吁的。而如今，当这种呼吁最终实现的时候，行业形势也发生逆转，压力转移到了演员一方。

高以翔遗体返台前夕，粉丝在殡仪馆的花圃旁摆放了超过百束鲜花，并用千盏LED灯结成灯河，每隔一段时间就集

据《证券时报》报道，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646部，比2018年同期的886部减少27%；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24617集，比2018年同期的35209集减少30%。其中，横店影视城的开机率同比锐减45%。如此行情下，许多一线明星也无戏可拍。

演员迪丽热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说，自己已经七八个月没有拍戏了，她公开喊话导演，说自己“有时间”。同时，《演技派》《演员请就位》等演员养成类综艺节目却热度上升。

在影视剧数量减少、资金外逃的趋势下，头部聚集效应愈加突出。于是，一些收视率高、资金量充足的节目，成为明星们渴望的“蛋糕”。

王凯华透露，影视生产环节中的制作公司、演员、平台三大角色中，平台如今逐渐成为“大托拉斯”。“现在平台强势程度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三家联合。第一家说，我们不用这个演员，OK，那两家也说不用这个演员。那这个演员在市场上就没有活路了。”

如此一来，过去身价上亿、动辄耍大牌的明星们，如今反过来要看平台的脸色行事。“最怕的一点，就是得罪平台。”王凯华说，几年前，演员文章在杭州参加一个节目，临上场前提出“要吃油泼面”，否则不上台。这样的情况，今天不会再有了。买方市场已经变成了卖方市场。

因此，和电视台签的合同上关于“工作时长”的协议，就是一纸空文，明星们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合同规定来。“大家的习惯是，这事没做完，无论是谁的问题，咱们先把这事做完，再来理论法律、加班这些东西。”超长时间工作，反倒成了不成文的行规。当高以翔、黄景瑜们录制节目时，他们遵守的，同样是这个行规。

现在，演员在录制过程中不敢再提出格的要求，因为一旦得罪平台，他将遭到遗弃；如果拒绝加班或故意怠工，后期剪辑中，他的镜头可能会被大量剪掉。

平台的强势地位增加，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公平。2017年，制作成本3亿的网剧《如懿传》卖出8.1亿的独家网播价。“制作公司只要把剧卖出去，它就一定会赚钱，演员只要出演了，也一定会赚钱。”但是平台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可能因为演员吸毒、嫖娼、出轨，导致这部戏没法播出了，或者这部戏播得特别不理想，亏了2个亿，这些跟演员和制作公司都没任何关系。”

如今形势变了。许多平台在购买影视剧前，会学习票房模式，与演员、制作公司签订一个风险共担的三方协议。“在拍戏之前，就会跟演员签协议，要求其在基础的道德层面不能出现问题。一旦出现问题，要赔偿损失。”2018年高云翔和范冰冰共同出演了成本高达5亿的《巴清传》（前名《赢天下》），随后，高云翔被曝在澳洲涉嫌性侵，面临巨额赔偿。为减少损失，2019年5月，高云翔与妻子离了婚。

“以前艺人是稀缺资源，平台要捧着他；现在平台是稀缺资源，演员要求着平台。情况完全变了。”王凯华说，平台有了分割资金的权力，会把钱用到更多、更需要的地方，“同时，也有了要求、制约、规范演员行为的权力。”

从业人员普遍“过劳”

高以翔之死，在影视行业内外都引发了程度不一的震动。结合2019年讨论热烈的“996”“熬夜死”等社会话题，许多人将之聚焦到“影视行业过劳”的问题上，而高以翔成为全社会加班、过劳的一个代表。

苏蒙克说，她的朋友圈里，浙江卫视的编剧导演同行经常在凌晨四五点发类似“上半夜录节目，下半夜开会。过俩小时还得开始录”的状态，配图则是凌乱的会议室和无比疲倦的导演们。

影视行业里，导演熬大夜，连开十个小时的会，后期剪辑工作到半夜，直接在机房睡，这些都是常态。而苏蒙克自己，也曾在一个月里，每天凌晨两三点回家，早上七八点又到台里。“能怎么办？所有人都这样，只能生扛着。”

相对而言，电视电影遭受的创痛则更为严重。“电视台要比我们这种做综艺的稳定很多，幸福很多，员工也是有固定薪水的。”影视摄影师张艾说，演员在综艺节目里能挣到更多，按照设计好的台本走，吃的苦也比演戏少。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沟通效率低等，导致拍摄时间被无限拉长，加班成为自然。演员之外的技术和工作人员，甚至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演员还好点，一般有上下班时间，但摄影、灯光、化妆，都是提前2个小时到，完了还要收场。”青年导演杨启后在横店拍戏的一段时间，一些工作人员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有时候干脆不回宾馆，直接睡在片场。

杨启后和张艾都对国内流行的开机仪式心怀不满。“开机仪式要看吉利的日子，有时很耽误时间。”不仅如此，剧组里还流行“女人不能坐箱子”的说法，“据说女人坐了镜头箱、苹果箱，会沾湿气，因为女人的月经是污秽的，会给剧组带来不好的运气。”杨启后说，有身份的女演员不小心坐了箱子，会被提醒，一般女性坐了箱子，则会被严厉责骂。如果拍摄出了问题，比如杆子倒了、票房不好之类，就会归咎于坐箱子的女性。“这些，全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

明星耍大牌的现象依然存在。张艾曾参加一部宫廷戏的拍摄，片酬1亿元的女主演经常耍大牌，“什么睡美容觉啦之类的荒谬要求，还有提前不背台词、现场背。这导致拍摄进度严重延误，“后期只能疯狂追赶进度，天天熬夜，导演都熬不住了，然后换副导演监工，我们底层的弟兄有好几个都累晕了。”

他也和英国的剧组合作过。全剧组员工和演员同吃同住，所有人都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我们剧组的拍摄量，一天下来是他们的5-10倍。”

编剧黄石说，2014年冬天，他们在东北拍摄，因为连续熬了三个大夜，剧组里人都是蒙的。“当时在高速公路上抢拍一段重场戏，一个场工不小心站到警戒线外，一辆大卡车飞速驶过，直接把他撞死了。”最后剧组和保险公司才赔了不到30万。“这个场工有两个孩子。”

杨启后看到的圈子里，每年都会有剧组发生猝死事故，“但因为不是聚光灯下的演员，而是普通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也不会上热搜的。”一些工作人员从脚手架上跌伤或摔死，许多编剧深夜写剧本，因为大量抽烟和饮用功能性饮料，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些，都是明星、热搜效应背后，大众看不到的“过劳”和事故。

2014年，杨启后导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他每月的工资只有4000块，“因为导演和演员有露脸的机会，觉得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熬出头，所以能接受报酬低一些。”而更辛苦的摄影、灯光等工作人员，收入可以达到12万至15万一年，“这就是为什么这么辛苦，他们还肯干。”

苏蒙克说，影视人熬到半夜，大脑通常是高度亢奋的。90后媒体人邵光宇的女友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剪辑，近两年，女友经常工作到凌晨3点，打车回家后睡不着，在床上打“王者荣耀”游戏，直到天亮才睡。“我真的受不了，就分手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熬夜却没有死？”苏蒙克说，这是因为影视人有调休期。“可能一个节目忙了两三个月，完了之后可以轻松点，休息一个月。”苏蒙克说，“但也不是完全放松，因为还要筹备下一期节目。”

苏蒙克觉得，中国综艺从抄袭台湾、欧美和日韩，到后来有了版权意识，“买模板”，进步是很明显的，但代价是无法顾及影视行业人员的身体。“这不就是我们要的中国速度、拼搏精神吗？所有人都自愿加班，所以我们的节目水平、制作效果才快速增长。咱们的发展，就是靠不断压榨人取得的。劳动法、加班费，谁见过？”

可惜的是，中国节目始终缺乏创意，而创意和努力往往是矛盾的。“就是因为我们太努力了，才没有创意。”苏蒙克说，“搞创意的人全都在工作，他们根本没有生活，哪里来的好创意呢？”

影视业乱象

行内人都承认，明星“过劳”，实际上远不如幕后人员的“过劳”。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正是目前影视业存在的种种乱象。

杨启后说，影视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小作坊式的生产形式，制片人拉到资金后成立剧组，会将不同工种转包出去。在预算太少的情况下，层层转包，往往导致拍摄质量、安全系数的下降。

杨启后举例，一部1000万投入的小成本电影，制作人截留300万甚至500万，再分摊给各个部门，而后续每个部门会继续克扣。“层层转包下来，落到拍摄上可能只有200万。要用200万经费做出1000万的效果，你只能把下面每一个环节都压榨到极致。本来一天拍8个小时，现在一天要拍20个小时，才能勉强到人家要求那个样子。”

“比如某个老板打算投资一部电影，他找影视公司，影视公司找制片人，制片人去‘拉皮条’，找编剧、导演、演员，然后讨论如何分摊资金。然后各个部门的老大，比如摄影指导、灯光师、化妆师，再去拉自己的部下。拿到多少钱，也是老大事先谈好的。”张艾说，这些老大、群头其实就是包工头。

杨启后曾经给一个道具组50万经费，包工头实际只花了10万。“做出来的内在质量，其实是有安全隐患风险的，但外界还看得过去，只要没出事情，就是很好的。”

但在其他方面，影视行业又存在许多腐败现象。张艾说，国内影视剧组中，层级关系非常突出。其中权力较大的是制片方、导演和大牌演员。“制片方相当于给编剧、导演、演员及经纪公司‘拉皮条’的‘皮条客’，油水最大。”制片方又分生活制片、现场制片、外联制片等，“他们负责给钱，上下打点，疏通关系。比如你去某个商场拍摄，商场不同意，外联制片撒钱解决。所有剧组中的不公、过劳，主要基于这种畸形的层级关系。”

有时候，剧组还要和官方打交道。“比如要租借某个政府机构的房子，监狱、行政机关大门口之类，这个时候官方要摆架子。”张艾说，“怎么摆平呢？要么塞钱，要么给他的子女上镜机会。”

许多从业人员都是关系户。“比如一个灯光组，包给了一个小老板，他找来一帮乡亲、兄弟来做，这些人根本没有经过专业的影视培训。你跟他说一个灯光效果，需要描述很久，现场还要不断调试。”杨启后说，“美国好莱坞有他们的影视流程，工会体系、教育体系也很发达。他们操纵摇臂的人，可能是南加大理工的一个硕士，而我们摇臂的人，可能高中都没有读完。”

一般的影视剧组中，个人签合同的只是剧组中几位核心人员，其他工种的人员，只由部门老大或群头代签集体合同。这样的合同，形同虚设。

因为转包和克扣，影视剧组里的器材质量经常不过关，有时临时搭建的三合板摄影棚刷完油漆，甲醛严重超标。“甚至会令人昏过去，我身边接触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张艾说，“有一次当地消防局过来把我们摄影棚查封了，最后靠外联塞钱了事。最后影片结尾还会出现：某某市某某公安局、某某消防局协力制作。”

克扣截留资金，导致剧组人员的伙食也很差。张艾说，剧组人员习惯吃馒头，因为馒头保质期长，可随身携带、扛饿，不容易坏。“饭可能经常是馊的，菜里可能有指甲头发创可贴，而肉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还会有虫子。加上工作时间混乱，许多人因此得了肠胃病。有一次张艾剧组里的日本导演来拍戏，直接网购方便面，吃了三个月。

“生活制片克扣食宿经费，已经是国内多年来屡见不鲜的恶习，即使是导演和演员，对此也非常无奈。”张艾说，“账面上15块钱标准的盒饭，实际上成本不过三四块，你想想这还是人能吃的吗？”

张艾始终认为，演员还是要从作品出发，而不是什么综艺节目。因为失望，他放弃了过去从事多年的现场摄影，开始自己写剧本。

要解决这些腐蚀影视行业的问题，张艾觉得需要引入净化力量，比如工会。在他接触的外国剧组中，各个工种薪酬差别不会很大，也不存在克扣问题，账目都会报有关部门公示。

“任何行业没有这个，都是不会有希望的。”张艾说。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