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口号

统战口号

1. 近代文学史上的"两个口号"是怎么一回事

近代文学史上的”两个口号“是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

这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

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周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10月，鲁迅逝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扩展资料：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

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

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国防文学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2. 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 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

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 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 论争。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 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 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 府和抗日联军。

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 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 线，反对法西斯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 1935年冬天开始，在革命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

1936年春， 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国防文学”口号逐渐 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这时候，徐行连发 两篇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 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 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

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 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 学”口号。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 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

接着，周 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 的激烈论争。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 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

10月，鲁迅逝 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 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

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 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 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 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 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 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 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关于“两个口号”的关系，周扬、郭沫若、徐懋庸 等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在群 众中已有广泛影响，它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它 之外再提什么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是自外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即便“民族革 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为统一 战线的口号，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 翼作家的口号。

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便 互相补充。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 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 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 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它是一 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 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 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 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 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形势下，不 管提出什么口号，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 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 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 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 观的烛照的作用”（周扬《关于国防文学》）。

就是说， 作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对左翼作家 来说，却不能放弃革命的传统，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 任，放弃独立自主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无 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当主体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头上 争，应以实际工作去获得。

在文化界还有人说，谁是主 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不应为谁所专有，应该各派共 同负责，谁工作努力谁就可以争取到领导权，就自然成 为主体。 关于写什么，以什么为旗帜。

一种意见认为，“国 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 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在发挥这个论点时， 有人甚至讲到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文学。

鲁迅、郭沫 若等则认为，“国防文学”应该作为作家关系问题的旗 帜，不要作为写什么的创作口号。我们要一切不愿当汉 □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 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就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 创作，写什么都可以。

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 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 保留批评的权利。

论争的有关文章，当时就汇编成《现阶段的文学论 战》、《国防文学论战》、《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 等书，1982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搜 集的资料比较齐全。

「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台盟与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七十载光阴荏苒，七十载春华秋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台盟在2017年迎来了她的 70岁华诞，明年又将迎来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 70周年。在这难忘的时刻，让我们回首台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的光荣历史，来看台盟自成立以来始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同心奋斗的光辉历程。

1948年4月30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在当时的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乃至海外的侨胞组织积极响应，纷纷发表通电或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为召开新政协而努力。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为着全国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8年 5月 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其中明确谈道：“全国人民都已厌弃反动政权，而期待其早日结束，筹建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期，已经成熟了。‘五一’口号的发布，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在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中，台盟号召“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这份慷慨激昂、激情澎湃的《告台湾同胞书》是谁起草的呢？据时任台盟领导人之一的苏新在《未归的台共斗魂 —苏新自传与文集》一书中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出版的《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三期，从香港《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摘录了一部分有关台湾的资料。详细一看，发现不少东西是自己写的。”苏新随后在书中将这些内容全文一一列举。其中，第 11篇即是台盟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告台湾同胞书》。可以确认，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应是苏新所写。

随后，台盟在其主办的刊物《新台湾丛刊》第六辑《台湾人民的出路》中以《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重要宣言》为题，全文刊发了中共“五一口号”的内容，并发表《一个响亮的口号》和《响应伟大的号召》两篇文章，作为自己响应和支持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又一次实际行动。《一个响亮的口号》中说：“这一响亮的战斗口号，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疑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响应伟大的号召》表示：“全中国人民无一不在希求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赶快实现。所以听到这个伟大的口号，我们觉得每个中国人民都必须立即更加团结起来，为着争取全国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五一口号”的发布，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包括台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乃至海外侨胞都紧紧凝聚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从此，台盟自觉地、主动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民主联合政府的筹备和建立，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8年 5月 22日《华商报》刊载台盟于 5月 7日发表的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告台湾同胞书》

坚决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盟在成立之初，就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及其分裂活动。早在台盟成立前的 1947年 8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联合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组建台湾问题研究会，成立新台湾出版社，发行《新台湾丛刊》，积极开展对台湾民众的宣传。《新台湾丛刊》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传递到台湾，在台湾青年中反响很大，一些台湾青年就是阅读这些刊物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新台湾丛刊》创办初期，与廖文毅曾有短暂合作。据谢雪红回忆：“1947年 9月间，台湾问题研究会筹备成立新台湾出版社，打算发行对台湾作宣传的小册子。正在这个时候，廖文毅由上海来到香港……我经组织批准后，在九龙一家菜馆和廖文毅见面，谈话内容主要是办新台湾出版社问题，廖表示赞成，并且捐出一笔钱作为租一家办公地址的经费和第一期杂志的印刷费。”但是，在随后的工作中，谢雪红等人逐渐了解廖文毅的“联合国托管论”与“台独”主张后，坚决与其决裂。在 1947年 11月 1日出版的《新台湾丛刊》第二辑《胜利割台湾》中，强烈批判抗战胜利之后的美国“托管论”是荒谬的，整个专辑完全针对廖文毅的“台独”主张而来，充分表明了台盟老一辈坚决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

在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而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台盟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又为了准备反动政府垮台后侵占台湾之计，拉拢少数亲美分子，阴谋‘台湾分离运动’……我们不但要反蒋，更加要反对美帝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赶快起来……反对台湾分离运动”。台盟已经清醒地看到当时美国企图通过扶植所谓的“台湾分离运动”来分裂中国的险恶目的，并对之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坚决的反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懈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同一时期的 1948年 5月 19日，同样声称“代表全体台胞”的“台湾民众联盟”也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但通电通篇处处透着“中国”、“台湾”相区分的气息，通电最后提出“愿与全国各省同胞共同努力……及早建设中华民主联邦”。虽碍于当时全国形势没有在通电中明确提出“台湾分离”或“台湾独立”，但从其一贯的主张和其主席廖文毅曾向美国驻台代表柯·乔治提出希望“联合国托管台湾”来看，其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台湾所谓“自治”进而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的昭然若揭。

随后，身在香港的台盟盟员林达明等 7人即向《华商报》写信对这份通电提出质疑，提出：“该联盟（指台湾民众联盟）的政治纲领是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团体，该纲领全文中还是一样完全没有谈到美帝的侵略，即完全不反美，于是只反蒋政权治台的统治，主张‘台湾独立’，这是否正确？是否可能？”包括林达明在内的台盟广大盟员对所谓的“台湾分离势力”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惕，不遗余力地予以反对，沉重打击了廖文毅等企图通过美国的支持实现所谓“联合国托管台湾”、“台湾独立”的气焰。

台盟的这些革命活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1949年 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询问台湾省人民如何产生代表前来赴会，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认为，台盟是台湾省人民的革命组织，一直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故可考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来参加会议。周恩来等领导对此表示同意，并在 9月 7日新政协筹备会议所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报告了有关台盟参加新政协的问题，明确指出：“台盟是一个革命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以此为标志，台盟由原来的“地方性政治团体”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正式作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队伍中的民主党派之一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为祖国统一而努力

“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台盟积极响应，展开新政协运动，推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据 1948年 7月 16日香港《华商报》台北航讯：“台盟总部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访问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说明目前国际形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发展形势，及新政协与台湾的将来等，极力推动新政协运动，已获得各人民团体及各界开明士绅的赞成和拥护。”

从 1948年底开始，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从海陆两路北上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1949年 1月，台盟总部负责人谢雪红离开香港，经朝鲜、安东、沈阳，于同年 3月上旬抵达北平。与谢雪红一同北上的，有杨克煌、李纯青等。据吴耀宗之女吴宗兰、吴宗素在《追忆父亲吴耀宗》一文中回忆：“在党组织安排下，父亲和谢雪红、李纯青等乘船北上。船到平壤，他们才知道党组织让他们去北京。”这段文字清楚记录了谢雪红等由香港动身北上的点滴经过。香港《华商报》的报道可作为另一个例证，1949年 2月 26日香港《华商报》报道：“本同盟理事会这次特派本同盟理事谢雪红同志赴华北解放区，向新政治协商会议陈述台湾人民斗争近况。”1949年 3月，谢雪红等人安全抵达北平，并宣布台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谢雪红正式担任台盟总部主席。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台盟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候补代表）作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光荣参加了会议。

谢雪红、田富达在会上作了发言。作为台盟首席代表，谢雪红在发言中表示，台盟完全拥护人民政协，并为共同纲领的实现而奋斗。谢雪红在发言中说：“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支持行将产生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田富达在发言中表示：“这次人民政协所要通过的三大文件，尤其是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政策的四个条文，不但是我们所完全同意，而且是比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所要求的目标，更加理想，更加完善。因此，我们就不只是一般地拥护支持，而是为了这个纲领的完全实现，愿不怕任何牺牲，都要斗争到底。”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图为台盟参加会议代表合影。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候补）

作为台湾人民的代表，台盟在会上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尽快解放台湾，把台湾人民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完全拥护《共同纲领》，并为《共同纲领》的完全实现而努力奋斗。这也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共同愿望。时至今日，台盟仍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而不懈努力。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即常务委员会）。台盟界谢雪红、蔡乾（蔡孝乾）当选为委员。1949年 9月 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台籍学员代表林云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敬献锦旗，并发言表示台湾同胞誓为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同日，谢雪红与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执锹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开国大典。谢雪红与参加第一届政协的台盟代表一起，随同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一天，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回想起 20多年前，谢雪红在上海看到黄浦江上的苏联轮船，挂着鲜红的红旗，无限感慨。那时候，作为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她，把对中国未来美好的憧憬深深铭刻在心中，现在，这一心中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谢雪红等台盟先辈该是多么激动、多么自豪！

70载岁月如歌，几代人薪火相传。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发布，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从此，包括台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贡献。展望未来，台盟不忘合作初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继续谱写多党合作事业的美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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