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县口号

攸县口号

1. 攸县三中历史

历史 湖南省攸县第三中学是株洲市首批规范化完全中学。

坐落于酒埠江风景旅游区内秀丽的酒仙湖畔。1956年始创，至今已历50个春秋。

一、前身（1956年-1958年） 攸县解放后，农民送子弟入学读书的积极性大大高涨。1955年攸县出现了汹涌而来的读书热——“初中潮”，而原有的攸县一中、二中两所初级中学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攸县县委于1956年7月提出用“头上戴帽子，脚上穿靴子”的办法（即完小附设初中班、小学附设幼儿班）缓解矛盾，决定在官田完小附设两个初中班，称为官田附中。这就是攸县三中的前身。

1956年秋，县教育科调龙升之同志任校长，官田附中在官田完小招收了一百一十名初中生，编为初一、初二两个班，每班55人。 1957年2月谢雪纯同志任教导主任，组建了官田附中的领导班子。

也就在这时，新的矛盾暴露了，一是校舍紧挨着官田铁厂，铁厂轰鸣的马达声严重干扰教学工作；二是校区狭小，无法扩建新校舍。于是，县政府批准县教育科的意见，同意在官田陈家湾台上茶树坡兴建官田附中。

县教育科委派洪峰如同志负责新校舍的建造工作。经过近三年的施工，建成砖木结构的一栋两层10间的教学楼，一栋12间平房的教职工宿舍，一栋大小三间的厨房，一栋两间的男女厕所，一栋木架杉皮盖的学生和教职工食堂。

1957年下期，官田附中的师生就在这个新的校舍学习工作了。同时又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110人，编为初三、初四班。

教职员工增加到12人。这时的官田附中实际上已和官田完小分开，成为了一所独立的初级中学。

两百多名师生在简陋的条件下，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开始谱写学校的新篇章。 1958年秋，学校又招收了三个班新生，编为初五、初六、初七三个班。

这三个班学生进校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张课桌、没有一条凳子，怎么办？学校组织老师一方面向学生大讲延安精神和抗大作风，教育学生克服困难，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援来解决困难。结果从海背冲和官田大屋等地借来了农家厅屋中门门页18块和许多锯开了的木料，用红砖架起来当课桌和凳子，学生们高高兴兴地在这样的教室里听课、做作业。

寝室没有一张床，学生在楼板上开统铺。没有操场，陈湘老师带领学生自己动手搞个简易操场上体育课。

当时，这所拥有七个班学生的新办中学，教职员工只有18人。他们凭着一颗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红心，克服种种困难，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培养祖国的后代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谁也没有考虑过“待遇”问题。

同年十一月，攸县县委会正式下文将官田附中命名为攸县第三中学，同时任命易尧彩同志为副校长，结束了官田附中的奋斗历程。 二、初创（1958年-1966年） 攸县第三中学诞生了，但面临的新问题是酒埠江水库正在紧张施工，学校正处于水库的中心，必须搬迁，搬到哪里去？县领导和三中的领导一道经过多处勘查，最后选定酒埠江镇东塘村坪里组的松树岭为新校址。

当时国家财政状况刚刚好转，投资不能满足需要，而酒埠江水库施工进度很快，学校不仅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搬迁任务，而且要在一块荒芜的山岗上建设新校区。这个艰巨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三中师生的肩头上。

当时师生要完成的任务是拆迁2641 m2大小五栋26间的原官田附中的旧校舍，平整5000 m2杂草密布、荆棘丛生的新校舍地基，运回基建所需的砂子、卵石、石灰、木料，以保证1959年下期九个班的学生能在新校舍开学上课，任务极其艰巨。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成立了党小组（当时只有易尧彩、邓文阁、刘掌珠等三位党员），并成立了建校委员会，提出了“党员齐上阵，领导打先锋，师生齐努力，建设新三中”的口号，抽调总务主任董宪才，数学教师谢雪纯住东塘工地，组织和指导建校工作。

从1959年开春后，开始了紧张的建校工作。就在这个暑假，全体教师和三、四班的学生全部留校参加基建劳动。

1959年下期开学以后，学生按日轮班参加劳动，有时晚餐后或晚自习后还要从官田挑一担砖瓦或背一根木料到东塘。一至七班的学生为建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一、二班学生热爱母校的精神更是令人难忘：他们在参加高中升学考试，接到了录取通知或将要回乡参加生产的情况下，仍然留校参加一个月基建劳动，然后才离开母校。

据1959年11月的一份统计材料记载：师生共做劳动日9165个，运回大量红砖、瓦、煤、石灰、砂子、杉木条、木料、杉皮、椽皮等。到1959年下期开学前，在东塘新校区建成了大小十一栋47间新校舍。

期间，一班班主任、语文老师谢光华在1959年拆毁官田附中校舍时不幸跌伤，后因旧伤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为建设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1959年9月，学校在东塘新校址正式挂牌开学。

九个班共474名学生和24个教职员工在这所崭新的学校里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开学时，教学楼只完成了一层，教师宿舍等基建工程尚未动工。

二十几个教师，只好挤在新建的浴室里住宿办公，有两位老师在板梯间搭个铺住宿办公，借用坪里组一栋旧祠堂用于学生住宿，在上层仍在施工的教学楼（两层砖木结构）下层上课。开学了，人也多了，建校速度也。

2. 新闻+评论

1.被称为“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的食品行业顶级品牌之一———哈根达斯冰淇淋蛋糕，因食品安全引发信任危机。

为什么一些国外知名品牌，在本国或他国“老而弥坚”，一到中国内地就“水土不服”呢？ 笔者是铁杆的“制度决定论”者，不相信所谓的文化自觉、道德自觉和市场自觉，相比于自我约束，我更相信外在制度约束的强大力量。从“制度决定论”的角度看，把知名外企到中国内地以后的“水土不服”归结为政府监管不力，看似击中要害，其实不然。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政府在发现问题后能够及时依法处理，就已经算尽职了；要求他们有一双全知全能的眼睛，既属苛求，也是奢望。

据哈根达斯深圳公司管理人员介绍，该品牌2000年进入深圳市场，并在振华大厦一楼开设了第一家哈根达斯专营店。今年4月，因为振华大厦租赁合同到期而关门歇业，而生产车间保留下来，并搬到楼上的套房里（未经许可沿用原卫生许可证———作者注）。

这样，在地方监管部门眼里，没有卫生许可证非法生产就成为关键，处罚也只能依此而行。对于权力部门来说，法无明令授权不可行，所以他们这样做也就尽职尽责了。

从4月开始非法生产到6月中旬就被举报查处，已经算“可以”了。 而在哈根达斯方面，除了其大中华区总经理向消费者致歉之外，还表示“如果有顾客购买了或已经预订了冰淇淋蛋糕，凭收银条哈根达斯接受顾客的退货并全额退款。”

在中国内地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也已经仁至义尽了。 但哈根达斯的损失，顶多也只是深圳市场暂时冷清，“厨房”一换，照样红火，而北京等由其他“厨房”供货的市场则不受影响！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不是有关部门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尽到自己的监管职责，而是发现了又怎样？不过尔尔。

再看看最近一则轰动国内的新闻吧：一家名为DPC的医疗公司由于在中国行贿160余万美元而受到总额48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DPC在天津的分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利润。

请注意，在这里，DPC公司是主动报案，可以想像，在美国，如果该公司是被别人举报，或被媒体曝光，肯定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如按照美国的法律，哈根达斯此次犯事，别说北京市场“不受影响”，就是十个百个北京市场甚至整个公司都不够赔深圳一家的，要应付消费者的巨额惩罚性赔偿，还要应付法律规定的巨额惩罚性罚款，巨无霸公司恐怕就要灰飞烟灭化为乌有；而其管理人员也是断断脱不了“信托责任”的，就像中航油的“打工皇帝”陈久霖败走新加坡一样。

在那样的法律环境下，哪个企业胆敢以身试法？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一直不力，会不会因此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垃圾消费大国’？”看来这话还得再问一次。我们的法律有像发达国家一样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和惩罚性罚款条款吗？如果没有，法律的条款就不太可能变成企业内在的、严厉的自我约束。

2.中评社台北2月5日电/马英九昨天指示，“行政院”“经建会”应加速研议连接金门、厦门的“金嶝大桥”兴建案，并尽早提出评估报告；“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回应，“行政院会”紧盯进度，择期向马英九专案报告。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经建会”昨晚则表示，本月内会将规划案送“行政院”。

所谓“金嶝大桥”，是指连接金门岛与厦门大嶝岛的跨海桥梁，将是首座直接连结台湾与大陆的交通工程。目前大陆将大嶝岛规划为“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是大陆第一个台湾商品免税交易市场。

马英九昨晚在台北宾馆邀请马萧竞选总部重要干部约廿余人喝春酒，包括“总统府”秘书长詹春柏、“农委会”主委陈武雄、“新闻局长”苏俊宾、“行政院”“政务委员”蔡勋雄、“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等。 据转述，马英九席间谈到金嶝大桥时，表达强烈关切，他询问“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经建会”去年底就应提出金嶝大桥评估计划，为何至今还没看到报告？薛香川表示将立刻了解状况。

据指出，马英九还问曾任陆军少将的前台北市兵役处长黄云生，“站在‘国防’立场，金门守军作用大不大？”黄云生回答，军队是“主权”象徵，“国军”还是有必要驻守，不过可以适度增加“海巡署”的部署比例。 马英九认为，如果兴建金嶝大桥，可吸引很多国际观光客，对两岸和平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他举例，光是大年初七，就有一百一十七架次班机在金门机场起落，可见金门人潮“很不得了”。 根据金门县政府初步规划，金嶝大桥有三案，甲案由金门县五龙山经大陆角屿、小嶝岛，衔接至大嶝岛，全长十点三公里；乙案由五龙山，直接连到大嶝岛，全长八点六公里，距离最短；丙案由五龙山，衔接泉州市的莲河地区，全长十一点四公里。

3.湖南又发“官煤勾结”案。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原国土局长、县煤炭局长、县安监局长等七名“红顶煤商”集体“落马”。

据称，这些官员皆因与煤矿主勾结，企图操纵煤炭价格，而遭到举报。 据2月2日出版的《法制日报》报道，在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发生后，湖南省电煤供应。

英勇抗争垂青史——长汀县河田镇刘源基点村简史

英勇抗争垂青史

——长汀县河田镇刘源基点村简史

　　刘源村是长汀县河田镇的大村之一，距镇政府6.5公里，是革命时期的基点村之一，刘源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毛泽东、朱德、陈毅领导的红四军1929年3月首次入闽，进攻长岭寨，歼灭敌人2000余人，匪首郭凤鸣授首，解放了长汀城。当时在汀州城里读书的刘水哩等革命青年回乡串连群众起来闹革命，发动群众要建立工农当家作主的政权。　　1929年5月20日，红四军由长汀水口第二次入闽，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号召大多数人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为人民谋利益。经组织批准成立中共赤峰区委，同时还成立中共刘源乡党支部。　　赤峰区苏和刘源乡苏成立后，因刘源人民在旧社会饱受痛苦和压迫，共产党来了，都愿意跟着共产党，组织了儿童团、少先队、模范营。儿童团在村中各个路口站岗、放哨、查路条等防止坏人进出，少先队负责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发动工作，并帮助红军家属做家务。当时参加少先队的有刘腾生、刘连益、刘在告、刘仰均等20多人；模范营有刘胜辉、刘二子禾、刘和秀子等20余人。模范营的人员集中到新店坝训练，为后来的扩大红军起到预备作用。苏维埃政府很注重人才的培养，在“耕读居”（乡苏）设立“列宁小学”实行免费教育，组织儿童入学，学习革命道理。

图片来源网络

　　长汀是红军的故乡，刘源也驻扎过红军。刘源下岭背是红军指挥所所在地，左片横屋上厅装有电话、发报机。现门板上还贴有发动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兄弟们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铅印传单，字迹仍可辩认。水口坝还清晰可见写有“扩大赤色区域”“打倒一切反动派”“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等标语，落款是“红军”。刘源乡人民除了大力支援红军，少先队、模范营的人员还全部参加红军。他们英勇奋战，刘老二子、刘和秀子、刘二子禾为革命牺牲。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100多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刘源多次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当敌机来临时，刘源人民不顾自己安危，及时通知区委、区苏、乡苏的同志疏散、隐蔽并送上干粮、茶水供给他们。　　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保卫战开始，敌东路军第三十六师、第十师、第八十三师配备飞机、大炮向松毛岭猛攻，29日敌人发动新的进攻，红军失利，松毛岭保卫战打了7天7夜，9月30日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红九军团及周建屏指挥的二十四师被迫向汀州方向撤退。部分经南山、朱坊撤退的红军到达赤峰区的“大培岽”，遭遇敌东路军的李延年部，又打了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战。战斗十分惨烈，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在这关键时刻，刘源人民没有畏缩，给红军战士送上食物、茶水，运送弹药和伤员。　　敌机沿途临空盘旋，寻找红军主力行踪，一支由刘源走小路到汀州的红军，在五里亭被敌机发现，敌机丢下炸弹，炸死炸伤多人，红军战士来不及掩埋同志们的尸体，抬上伤员踏上征程。事后，刘连益（接头户）带上村里人掩埋红军战士的尸体。至今，刘源人还常去缅怀先烈。　　红军在松毛岭保卫战失利后，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复辟。被杀的劣绅刘石生观的后人为其父做坟墓，要抓杀死其父的刘腾生祭坟，刘腾生听到风声后，只得睡到大猪笼里，上面盖上稻草，连夜叫人抬到修坊，再从中坊出逃到上杭、武平，多年不敢回家，才保住一命。　　地下交通员刘佩成，青少年读书时期就接受革命思想，早年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1932年毛泽东到傅连暲办的福音医院疗养3个月，此时刘佩成与傅连暲单独联系，传达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传达方法是把写的书信藏压在刘源社公（福主公王）背大石头底下，和刘源的地下组织互相联络。刘佩成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1975年解放军总后勤部为傅连暲举行安灵仪式，特邀刘佩成参加，因其年事已高，终未成行。 （长汀革命基点村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