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名言

李长之名言

1. 孔子的故事 李长之 读书摘抄好词好句

孔子在旅行，经过一个村庄，他看到一个老人，一个很老的老人，他从井里面打水来浇地.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太阳又那么大.孔子以为这个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现在有机械装置可以打水——你可以用牛或者马代替人打水，这样比较容易——所以孔子就过去对老人说：“你听说过现在有机器吗？用它们从井里打水可以非常容易，而且你做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它们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就完成.可以让马来做这件事情.你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呢？你是一个老人啊.”他肯定有九十岁了.

那个人说：“用手工作总是好的，因为每当狡猾的机器被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狡猾的头脑.事实上，只有狡猾的头脑才会使用狡猾的机器.你这不是存心败坏我吗！我是一个老人，让我死得跟生出来的时候一样单纯.用手工作是好的.一个人会保持谦卑.”

孔子回到他的门徒那里.门徒们。孔子在旅行，经过一个村庄，他看到一个老人，一个很老的老人，他从井里面打水来浇地.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太阳又那么大.孔子以为这个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现在有机械装置可以打水——你可以用牛或者马代替人打水，这样比较容易——所以孔子就过去对老人说：“你听说过现在有机器吗？用它们从井里打水可以非常容易，而且你做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它们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就完成.可以让马来做这件事情.你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呢？你是一个老人啊.”他肯定有九十岁了.

那个人说：“用手工作总是好的，因为每当狡猾的机器被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狡猾的头脑.事实上，只有狡猾的头脑才会使用狡猾的机器.你这不是存心败坏我吗！我是一个老人，让我死得跟生出来的时候一样单纯.用手工作是好的.一个人会保持谦卑.”

孔子回到他的门徒那里.门徒们问：“您跟那个老人谈什么呢？”

孔子说：“他看起来似乎是老子的门徒.他狠狠地敲了我一棒，而且他的论点好象是正确的.”

当你用手工作的时候，不会出现头脑的影子，一个人保持谦卑、单纯、自然.当你使用狡猾的机器时，头脑就介入了.那些用头脑工作的人被称为头头：职员的头头，老师的头头——他们被称为头头.不要做头头.即使做一个职员也已经很不好了，何况做职员头头……那就完了.做一个老师已经够糟糕的了，何况做老师头头……要设法成为“手”.“手”是被批判的，因为它们不狡猾，不够具有竞争性；它们似乎是原始的.试着多用手来工作，你会发现那个影子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说明孔子是个虚心接受别人批评和建议的人

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2. 关于鲁迅的一句话

他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我们一直在功利地对待鲁迅，我们总是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圣人”之类的标准来估价鲁迅。

我们很多人强加于鲁迅启蒙者、青年导师的“荣名”；然而，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鲁迅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启蒙者的“方案”和“蓝图”，从深渊中生长出来的鲁迅的思想总是面对着矛盾和难局。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还是乱闯。

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在鲁迅的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的黑暗，他承担了那个时代的压力。

鲁迅一直对自己身上的黑暗有着清醒的认识，鲁迅对自己一直有着自觉的反省。我常常觉得鲁迅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朴素，不像正人君子、知识分子那样装神弄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鲁迅厌恶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把他们称为“做戏的虚无党”。

3. 我们从史记中能悟出哪些人生道理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

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 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 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

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

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

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

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

《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俞宁老师：怀念李长之先生

迟来的谢意：怀念李长之先生

文 | 俞宁

旧清华有三剑客、四剑客之说。三剑客班级较高，是钱锺书、许振德、常风。四剑客是季羡林、李长之、吴祖缃、林庚。1966年后，李长之先生是先父长期的劳动伙伴，同是“改造对象”。我几乎每次探访父亲，都能见到李长之先生。

李先生个子不高，面貌清癯，四肢不太灵活，甚至看似羸弱。他扫地时姿势独特：把扫帚抱在怀里，靠腰部的扭动带动扫帚，划出不大的一个弧，扫清不大的一片水泥地。从劳动的角度讲，效率不高。听父亲说李先生做事效率最高的是写作，有一夜写出万字文学评论的神纪录。李先生不但才思敏捷，而且文章的内容也颇有过人之处。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之长孙柴念东兄，是我儿时的玩伴。他给我看过一则柴老的日记，反映了李先生著作的水平不俗，抄录如下：

1956年2月6日《历史研究》1956年1期有刘某[刘际铨]“太史公生于建元六年辩”，乃李长之文。李已写信郭院长，指出抄袭；李言所著太史公人格与风格一书，久为人批判，今若此，真啼笑皆非矣。

李长之先生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文中的郭院长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李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写成于1946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进入五十年代，该书遭到错误的批判。到了1956年，居然有人把这部被批判的“毒草”切下来一块，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发表！有一出京剧叫《盗仙草》；这位刘某演出了一场“盗毒草”，真可以收进《今古奇观》了。

以我初中生的文化水平，想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让一个人做他做不好的事，而不让他做自己擅长的事。削其长，迫其短的结果，是李先生全身显得疲惫，不得不间歇性地中断劳动，喘口气。他喘气时，如果凑巧父亲离他不远，父亲就越界，把本该李先生打扫的区域火速“侵吞”一块，以使他的劳动，总体上不落后于父亲太多。此时李先生会点点头，表示谢意。然而，即便疲劳中，李先生的两眼却总是炯炯有神，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神气。

除了上述间歇性“喘气”，他们的劳动也有长达十分钟以上的休息时间。这时李先生总掏出一个烟斗，用扭曲了的手指把烟丝压进去，艰难地点火，很有风度地吧嗒着。前前后后好几年，我看见他抽的总是“丰收”这一种牌子的烟丝。那烟丝的味道，我闻不出有什么特殊的香气，但李先生仿佛对它情有独钟。我年少鲁钝，曾经直接问李先生：“您的手受了什么伤？怎么跟麻花儿似的？”父亲听了使劲儿拉拉我的肩膀，李先生则笑了笑说：“这是类风湿，老毛病啦。”说罢轻轻喷出一口烟，仿佛谈的是一位老友，而非一种疾病。父亲有时把我送来的大前门香烟递给他一支，他往往是笑着摇摇头。一次父亲多劝了一句：“抽吧，这是三儿送来的，不是‘周粟’。”李先生就说：“不抽那个，太阔气，不利于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说者未必有心，父亲听了却不高兴。而我听着，心里挺自豪的。那时我每月从中文系领取十五元五角的生活费，按说没有经济力量给父亲买烟、买糖。幸亏1970年的北京，每天有许许多多马车进城送菜。而我天性粗豪，多能鄙事，和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同学相约，起大早上街跟着进城的马车走，只要马尾巴一翘起来，我们马上冲过去，因为那是马粪将要新鲜出炉的信号。我们把马粪平分，铲进各自的荆条筐，运到德胜门外马甸，卖给那里的人民公社作肥料。一个早上能挣两三毛钱，累计每月每人能卖出八九块人民币呢！我就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成就”讲给李先生听，并说：这是我不怕脏不怕臭，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劳动所得，绝对沾不上资产阶级思想的边儿。没想到父亲听了脸上青一块儿白一块儿的，好像更不高兴了。

李长之先生则恰恰相反，十分高兴，对父亲说：“你家的三儿有天分。会说故事。抓得住关键细节。马尾巴一翘就出粪！要知道，选择最恰当的细节下笔，就是最好的文采。”

父亲听了，脸色有所缓和，对我说：“这可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在夸你，还不快感谢。”

我遵命道谢，其实很不情愿，心想：天分也许有点儿，但和文采毫不沾边儿。街上捡粪的孩子多了，为什么只有我们一清早两三个钟头就弄满一筐？还不是马翘尾巴这个诀窍？看似不起眼儿，所以别人不注意。等“宝货”落了地，我和同伴早已一前一后护住了，小铁锹当中一划，一人一半。其他孩子们赶过来时就晚了一步，我们的货已进筐。

我无心打听“文采”是何物、从哪里来，只想挣几个小钱给我爸买烟——好点儿的——恒大、前门、牡丹，随卖粪钱数的多少而选择相应的价位。我那次的收入想必是不错，在学校的小卖部里买了三盒大前门——那个时候物资不足，一次最多买三盒。幸好父亲烟瘾不大，且自制力极强，每天上午两支，下午两支，晚上一支。三盒烟够他抽上十天半个月了。

那天我离开时，父亲破天荒送我走下楼梯。他说“校医院的大夫告诉我抽烟有害健康。我抽完你今天送来的这几盒前门就戒烟。以后不许再送烟了，糖也不要了。省的得糖尿病。所以，你也用不着想办法挣钱了”。事后细想，父亲的这个决定确实使我丧失了捡粪的动力。凑巧不久启功先生又接纳我走进小乘巷86号的小南屋。受他影响，我对读书、写字重新发生了兴趣，就彻底放弃了颇有成就的捡粪生涯。

1971年，我“初中毕业”了。因为哥哥姐姐已经去山西插队，所以我按政策留在城里。又因为出身不好，也没有分配工作，只好在家闲待着。为了让我不出去惹事，父亲叫我读一些我的同龄人当时不感兴趣的书，包括英文。他偶尔回家时，给我一些指点。他不回家，我就不定期地到学校看他，顺便问一些疑难问题。每去，依旧能看到李长之先生。听他说，他的儿子李礼去插队了，落户北京郊区。虽然不远，但总是难以见到了。他特别说：“销了户口，副食关系也移走了。家里的副食本上，每月又少了二两芝麻酱。”说到此他长叹了一声，说：“唉，我还就是爱吃芝麻酱。”语调里充满失落与伤感。

辞别父亲时我悄声地抱怨：“什么人呢！儿子下乡受苦，他不想儿子，想芝麻酱！”

父亲听了忽然变了脸，说：“你站好了！小小年纪，凭什么轻易对别人下道德判断？你懂什么？他要是说想儿子，别人能说他‘攻击上山下乡政策’。那可麻烦大了。他要是说想吃芝麻酱，人家顶多说他嘴馋。哪朝哪代，嘴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懂得什么叫‘隐喻’吗？说是芝麻酱，其实是儿子的隐喻。我教你读的《论语》，都读到我的棉袄兜儿（北京方言，即棉外衣上的口袋）里去了吗？‘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当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猛地明白了。忙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刻父亲和我的声音都有点儿高。我愧疚地往李先生那边看，他也正在伸头看我们，脸上有点儿吃惊的表情。他不会误以为我和我爸顶嘴吧？

李长之先生 《孔子的故事》

回到我那孤零零的家，父亲的训斥让我坐立不安。本来打算晚上到启功先生家蹭饭吃的，现在也没脸去了。我找出自家的副食本来回翻看，看来看去忽然有了主意。我母亲虽然人去了河南干校，户口却尚未迁走，因此我们的副食本上还有她定量。父亲在学校吃食堂，也用不着副食本上的芝麻酱。如果我自罚一个月的份额，我就可以用捡粪挣下的那点儿余额买六两芝麻酱。那能装满一个不小的玻璃瓶呢。我一个月不吃芝麻酱，根本不算事儿。说干就干。我当晚就去西口小铺买了多半瓶芝麻酱，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学校去了。

看到我预备的礼物，父亲颇感意外。先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你就这么给人家啊？”我说：“那还怎么给？”父亲说，“你直巴愣瞪地（北京方言，直愣愣地）送给人家，跟‘嗟来之食’差不多。李先生傲气，肯定不会要。你没见他从来不抽我的烟吗？你先拿着你的罐子下楼去转转，仔细想想应该怎么说，人家才肯接受。就当我给你出了一道考题，等到十点钟别人下楼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再悄悄上来交卷。”父亲见我磨磨唧唧地不想下楼，就说：“你有什么疑问？直接问吧，不必犹豫。”我就说：“您平常说为人耿直诚恳是最好的礼貌，不用弯弯绕绕地浪费时间。还说有拐弯儿的功夫不如去仔细读几行书。为什么对李先生我就非得拐弯儿不可呢？”父亲说：“这你得自己想，即便我有现成答案也不会告诉你。”

我不情愿地在校园里瞎逛，脑子里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都不满意。忽然想起了我家对门，北屋老大爷的一句口头禅：“十巧不如一笨。”我家本在学校的教授楼里住，后来扫地出门，搬到了德胜门内的贫民区。那是淹没在各色大杂院儿里的一个很小的四合院，内住四家人。北屋老大爷姓马，回民，一生靠卖茶汤（面茶）养活一大家子人，六十多岁了，一肚子的民间格言、市井机智。后来我读书多了一点儿，知道他的“马氏格言”大致相当于“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博大以至约”这类的古语，和西方的Occam’s razor（奥卡姆的剃刀，简约法则），cut the Gordian knot（快刀斩乱麻）也差不多。但是在当时，马老伯的格言是唯一能帮助我确定考试答案的智慧来源。

广播体操（又称工间操）的大喇叭终于响了，人群如流水泄地，从各个楼层走下来，在楼外的空地上列队练操。我在父亲陪伴下，悄悄溜进大楼，爬上空荡荡的六层，双手背在身后，拿着那玻璃瓶，直接走到一手捧着烟斗、一手摸索烟丝的李先生面前，鞠一大躬，说：“对不起，李老伯。昨天我没听懂您的暗喻，误以为您光想芝麻酱不想儿子。我父亲训斥了我。现在我给您道歉。请您接受这瓶芝麻酱，它是我歉意的暗喻。”

我原先设想过几种结果：1.李先生不接受我的歉意，也不接受我的礼物；2.李先生接受我的歉意，但不接受我的礼物；3.李先生被我的诚恳打动，接受我的歉意和礼物。这当然是最佳选项。没想到结果是——4.以上诸项皆非正确答案。打动李先生的不是什么诚恳，而是我的笨拙。他听了我那番道歉话，仰天大笑，把手里的空烟斗都震落了，说：“叔迟（先君子讳敏，字叔迟），你家的三儿真有意思！芝麻酱是‘暗喻’？哈哈哈，错！芝麻酱是非常好吃的营养品。我想芝麻酱不代表我不想儿子。我最想的是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不过现在不能两全的时候，我只好笑纳你的芝麻酱。笑纳？哈哈哈，真是笑纳！这小孩真逗。”

他笑了一阵，敛住神态，说，“收了你这么重的礼物，我总得表示一下。”说着他把瓶子放进存工具的狭小储物间，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一本旧书，硬纸板封皮，看来以前是精装书，但纸已发黄，封面硬纸板的边缘已经磨秃，露出粗糙的内层。这说明此书有些年头了。我接过来一看，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封面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些行草，最大、最显眼的是“宝书”二字，看得我心惊肉跳。我急忙翻开封页，把“宝书”二字压在下面，看到书内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连翻了十几页，都是如此，可见书的主人在这上面下过多少功夫。

我看罢把书还给先生，说：“李老伯，这是您下过心血的东西，太珍贵，我不能要。”又指着封面“宝书”二字说，“这个，我也不敢要。”此刻父亲凑过来一看，也说：“长直（不知为什么，父亲称呼李先生用二声不用一声），三儿说的有点儿道理，你赶紧把书收好吧，轻易别再拿出来了。”我见李先生脸色陡然一变，大概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颤颤巍巍地把书塞进书包，把书包放在储物间最靠里的角落。弯腰去捡地上的烟斗，却总也拿不起来。我赶忙蹲下，捡起来放在他手中。

李长之先生 《碎金文丛：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一晃，我满18岁了。国家终于给我分配了一个工作——西城区房管局，长安街房管所瓦工学徒。大概干了一两年以后，某年的五四青年节，徒工们到“局里”开会庆祝。开会之前，各房管所来的年轻人在礼堂里散乱地坐着，还有人走来走去地互相打招呼、问候。我听到西四房管所的徒工们喊：“李礼，快来，到这边来，给你留着座位呐！”马上就有一个短小精悍，额头宽阔放光的小青年跑了过来。大家围着他又说又笑，显然他人缘很好，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我一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就知道是长之先生的儿子。我先是一疑：难道李礼从插队的农村被招工回城了吗？明摆着，答案是肯定的。紧接着又是一喜：这下长之先生可以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了。更巧的是，父亲和李先生一同劳动，而我又将和李礼一同劳动。不管这个巧合是天意还是人力的强行规定，我还是为长之先生晚年生活的由阴转晴而由衷地高兴。

有心想上前跟李礼认识一下并问候一下他的父亲，但看到他在众工友的围绕下喜气盈盈的样子，又不忍打断。于是退而求其次，我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也觉得很开心。忽听的那些人大声欢呼，“来一段，李礼来一段！”只见李礼嗽了嗽嗓子，惟妙惟肖地模仿起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片段：“快来瞧，快来看呐！金粒儿一样的小米流进了某某老汉的口袋里啦！”他的嗓音圆润宏亮，和当时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观其神、听其音，不难想象李长之先生年轻时神采飞扬、才气纵横的样子。

会后人流散去。我四处张望，想找到李礼，跟他聊两句，却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我暗自想：“幸福的门限不是很高。这下长之先生可算轻松地迈过去了。”

然而我错了。“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很快就到来，我通过了高考，接到了某重点院校的入学通知。等待上学的日子是轻松愉快的。天气渐热的6月份，老舍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父亲因心脏患病，不能参与任何引起情绪剧烈起伏的事，而我却设法来到会场，看到启功先生已经在那里，就跟在他身后行礼如仪。仪式进行了有一会儿了，忽然大门口又有人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李礼，仿佛身上背着个大孩子。等他走近了，我才看出，那不是孩子，而是长之先生。严重的类风湿，使他身体缩小了很多，且抽搐成一堆，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先是握着胡絜青先生的手痛放悲声，后来趴在骨灰盒上又号啕大哭。他的悲伤令我震撼。当时我不知道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与老舍先生一家过从甚密，就小声问启功先生：“李老伯和老舍很熟吗？恐怕是在哭自己吧？”先生一皱眉头，说：“别说话，跟着哭。”

这是我见到长之先生的最后一面。听说他在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前夜，写了一篇悼念老舍的文章。几个月以后，这位哲人、才子就与世长辞了。在拨乱反正，春风回暖，正可以重新施展才能的时候，长之先生倒下了。天妒其才乎？人妒其才乎？

我写此类回忆文章，读者较为认同。北师大退休教授韩兆琦先生说这些文字“很平实，很有感情”。杨春教授说这些文字“鲜活，有血有肉”，其实都是肯定文中有充分、恰当的细节。我在美国教西方文论，其中含俄裔美国教授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他提倡“注意并摩挲细节（notice and fondle details）”，也是与长之先生传授给我的秘诀相合若契。我隔了三四十年重新用汉字写作还能有一定可读性，应该有长之先生细节论的恩惠。当时我年少鲁钝，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先生却早已归了道山。万般无奈，只好草写这篇小文来表达我对先生迟来的谢意与感佩。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6日《南方周末》）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尔雅国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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