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维班口号

哈里王子与梅根

英国王室成员卷入学术活动的情况并不多见。2019年2月，《泰晤士报》报道，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支持黑人学者和学生发起的‘为课程去殖民化’运动”，这是她加入王室后首次明显的“政治”介入行为。事实上，梅根只不过是以英联邦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显然这不是个去殖民化组织）赞助人的身份访问了一所英国大学，听取了在课程中直面帝国遗产的有关倡议。梅根还对英国顶级大学的教授队伍中少数族裔之稀少（不到10%）表示惊讶（黑人教授的数字更低）。这位英国首位已知的有色人种王室成员温和地（也是反常地）建议“展开辩论”、对课程进行“更新”，认为这是好事。然而，对惯于对梅根进行种族化批评的英国媒体而言，这些相当温和的评论足以让他们发起新一轮攻击，不仅针对梅根本人，也针对有色人种学生和学者——这些人看上去急于“取代”大学里的白人男性。就在此次试图挑起种族争议的约一年前，当我所在的剑桥大学院系的学生呼吁“为课程去殖民化”时，《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附上了我们的一名黑人同学的照片，并不实地声称学生们想要将白人男性从阅读书目中删去。这一次，《泰晤士报》的头条新闻也叫嚷着：梅根“矛头直指陈旧的白人男性大学”。

2021年5月25日，英国牛津民众参加反歧视活动，纪念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逝世一周年。

对于修订课程相关的相当温和的学术讨论，全国性媒体给予了耸人听闻的关注度，这反映了“去殖民化”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的高关注度，但这种关注度似乎仅以热度见长。为英国脱欧时代愈发严重的排外主义和反移民言论量身定做的一场新的文化战争已经打响。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黑人学生在2016年发起的“罗德斯必须倒下（牛津）”（RMFO）运动已经声名狼藉。该运动不仅要求迁移奥里尔学院（即国王学院）正面的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雕像，认为它有损学校声誉，还呼吁进行课程改革，并批评英国学术界黑人代表性不足的现状，指出：“殖民主义背后的思维习惯和关系模式仍然存留于牛津大学的讲堂里、充斥于其机构文化中”。“罗德斯必倒”运动招致了谴责——不仅来自小报，也来自一些自由派。参与运动的学生被说成“拒绝面对历史”（甚至有些本应更了解情况的学者也这么说），但事实上，他们呼吁的正是（比大英帝国所做的）更严肃严格地面对历史。学生示威者坚信英国主流社会需要承认帝国叙事中不讨人喜欢和令人沮丧的一面（与已成为常识、经过净化的殖民神话相反），但他们却被说成妄求“纵容”和“自我保全”，可谓讽刺。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一直企图保全自己不受（往往是丑恶的）真相的影响？

“罗德斯必倒”运动的牛津版本从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中获得灵感，后者从2015年3月开始持续了几个月，始于学生们向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的雕像泼洒秽物，并成功呼吁将其拆除。这不是结束，而是标志着“这所大学早该进行的去殖民化进程的开始。去殖民化在大学的政治、认识论和意识形态核心层面运作，对大学运行的方方面面都有改革意义。它涉及对欧洲中心主义价值体系和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对欧洲意识形态的等级制度的彻底改革，以及对被掩盖历史的重新思考。”

开普敦大学的“罗德斯必倒”运动在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大学、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大学和罗德斯（Rhodes）大学等南非其他大学引起了回响。南非学生的抗议运动并不只关注单一议题，而是将经济机会问题（具体表达为同时进行的“必须降低学费”运动）、校园工人工资问题和停止企业化与外包问题都纳入了讨论范围。

自2017年以来，在“罗德斯必倒（牛津）”运动后，“为大学去殖民化”也成为将英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大学的学生和职员组织起来的重要议题。此外在美国也出现了相应变体，那里针对人文学科课程多样化的学生运动有着更长历史。当然，这些努力也成为了有影响力的右翼学者和媒体煽动文化战争的理想素材。牛津大学学者西穆凯·奇古度（Simukai Chigudu）指出，在“罗德斯必倒（牛津）”和其他去殖民化团体呼吁批判性地面对历史和历史意识之际，“运动的反对者强调西方价值在孕育[…]现代世界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中的作用”。为了守卫那些被视为“西方价值”奠基者的人物，出现了狂热呼喊。因此，毫不意外地，英国媒体指责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学生想要从课程中删除柏拉图和康德——因为他们是白人。非裔美国人遭受的歧视与迫害催生了“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这一口号，对这一口号的反应表明，西方政治体中有色人种对平等和包容的追求经常被等同于对白人多数的彻底消灭和统治（即使在英国，“白命攸关”这一相反口号也在2020年夏天大行其道）。当受益于剥削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地缘政治上的西方面临去殖民化挑战时，它的后殖民想象仿佛跳不出针对自己的同态复仇。

2020年6月，在伯恩利和曼城的英超比赛开赛时，一架小型飞机拖着“白命攸关（伯恩利）”的横幅飞过伊蒂哈德体育场上空

与保守派学者媒体的抱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殖民化”已迅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学术机构词汇，各大学的管理层似乎有意将其作为行动要点写进议程中。“课程的去殖民化”成为了学科内和跨学科的众多研讨班、会议和工作坊的主题。有时，“去殖民化”的含义显得太过宽泛，用来指代任何有关种族和代表性议题的批判性参与，或是最为温和的课程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的英国和欧洲，作为文化和教育当务之急的去殖民化要求是一个迟到的项目，其影响从全球南方向北延伸。在英语国家的后殖民背景下，为大学、教育和“心智”（mind）去殖民化问题是在独立后的非洲首次提出的。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的经典著作《心智的去殖民化》（Decolonising the Mind）对学科经典和课程设置等议题的讨论最为出名。该书认为，殖民主义的“文化”和“心理”后果必须与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后果一样被认真对待，尽管二者无法截然分开。提安哥认为，“为夺回[…]社群自我定义的各种手段的真正控制权的斗争”与恢复非洲语言的使用密不可分，这些语言在殖民统治下往往被强制边缘化，被法语、英语和葡萄牙语等殖民宗主地（metropolitan）语言所取代。

提安哥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呼吁将文学研究彻底民主化，他讲述了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为课程寻求相关性”运动，其间提安哥和同事发出了“废除英语系”的著名倡议。如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所言，其他类似辩论也关涉改造非洲各国继承下来的殖民地大学。围绕知识分子在独立后的非洲政治体中的作用，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主张“大学要忠于其作为学者家园的古典愿景”、专注于思想并追求“卓越”。另一方面，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则强调大学与更广泛社会的相关性，认为大学是“公共知识分子（致力于ta所处具体时空的知识分子）的家园”。在许多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西方类型的大学”成为了“恢复非洲的主动性[…]完全致力于将学习过程非洲化”的表现，例如教授非洲而非欧洲的历史。正如马姆达尼与提安哥指出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使用被殖民者的语言发展思想传统”——这一任务由于欧洲殖民者的出现被迫中断。尽管与非洲其他地方相比，种族隔离制度正式结束约20年后的南非2015年抗议运动或许姗姗来迟，但也可以视其为针对后种族隔离时期去殖民化的诸多失败的尖锐批评。

宗主地大学需要去殖民化吗？

不过，这些讨论会在那些散布在西欧版图上的昔日殖民宗主国产生何种回响？为什么伦敦和巴黎、罗马和里斯本的大学应该参与去殖民化项目？一个相对简单但显然仍有争议的回答是，尽管增速不快，但学生群体的多样化程度日益提高，出现了愿意对课程来源发问的新一代学生——“为什么我的课程这么‘白’？”，他们要求纠正非白人声音的缺失和填补其他知识空白。当然，许多大学管理者对这一事实的警觉可能并不由智识需求驱动，而是服从于市场的需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和其他地方类似，英国学校课程的所谓去殖民化主要是在阅读书目上增加一些非欧洲或非白人作者的作品，“对一些人文社科学科的模块和课程进行小修小补，但没能对‘机构课程中什么算作知识’这一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首先要说明的是，多样性对其自身以及对教学和知识生产都很重要，主要由白人或男性著作构成的课程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政治不正确”，而是在知识上站不住脚。单一文化（monoculture）不仅不会带来高质量的思考，其本身才是一种狭隘身份政治的致命表现。将不同的思想、文本和传统置于共同对话中、具备智识延展性的课程安排，才是教学上严谨合理的。不过，“多样性”本身并不等同于“去殖民化”，如果它只满足于某种花言巧语的多元主义，“中心”与“正统”的观念却依然不受挑战、保持不变，那么它甚至有可能对去殖民化起反作用。

在有必要提倡多样性的地方，去殖民化与位于英国等前殖民中心的大学是否相关？昔日的殖民者、宗主地能够实现去殖民化吗？他们必须这样做吗？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回答总体上是肯定的，我的目的是将昔日殖民宗主地大学的去殖民化项目置于更广泛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中，同时勾勒出这种努力可能要处理的一些关键问题：试图为前宗主地大学去殖民化意味着什么，这些机构在历史上得益于殖民地向宗主地流动的资源、利润与其他相关优势；它们得益于殖民主义的知识收集过程（即便今天也是如此），得以积累档案、标本、物件和信息——通过民族学化、博物馆化、制图、人类学化、叙述、编目、解剖和分类被视为“欧洲”之外的民族和土地。西方大学成为了广泛建立的殖民机构，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后独立时代依然蓬勃发展。尽管历史上摩洛哥、廷巴克图、埃及和印度等地曾存在过前殖民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但绝大多数现代大学都起源于殖民时期的欧洲。

1930年，为抗议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制定《食盐专营法》，甘地领导民众进行“食盐进军”，这是不合作运动和印度独立斗争中的重要时刻

可以说，正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所述的欧洲知识生产机构与殖民工程之间有据可查的关系，使得去殖民化问题与前宗主地大学息息相关。任何从事收集、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机构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构成以及自己的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正因其所属的位置，“西方”大学可以在地缘政治上的“西方”（这本身就是殖民工程及其地理想象的创造）政治体和社会中领导日益重要的历史性自我理解任务。正如马姆达尼所言，许多18、19世纪的思考都围绕着欧洲和非欧洲世界的比较研究乃至比较研究本身展开。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和V.Y.·穆迪贝（V.Y. Mudimbe）等人观察到，如果说欧洲帝国试图“组织和改造非欧洲地区，使之成为欧洲的构造物”，那么这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米歇尔-洛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指出，我们如今构想和体验的“欧洲”和“白人”概念“在1492年前并不存在”。如果“西方概念是在16世纪初被创造的”，那时“西方基督教的统治阶层和商人群体”开始“征服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那么脱离了帝国强权和掠夺的“西方”概念便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踏进自身“之外”的世界的过程中，“欧洲”才得以出现。既然欧洲殖民工程在后殖民世界中能解释很多东西，它们怎么会不能对欧洲解释自身呢？

因此，欧洲语境下的“去殖民化”关涉：首先，欧洲对其自身在帝国熔炉中的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其次，欧洲直面殖民主义在变化边界的内/外部的历史遗产和今日延续。提安哥在谈及为非洲的“心智去殖民化”时说，这涉及“寻找一种解放的视角，以看清我们与自我以及宇宙中其他自我的关系”。如果说文化的去殖民化对提安哥而言始于家乡（先是肯尼亚，然后是更广泛的非洲）——被殖民者将其遭到破坏的各种文化资源重新置于中心；那么或许“欧洲”的去殖民化必须从另一个方向开始，即从世界开始，因为帝国和殖民真切参与了其构建自身的过程。这不仅包括研究“欧洲”自身对世界的探索和影响（这是帝国史的主要内容），还包括持续研究这些探索和世界本身如何造就了“欧洲”和“西方”。这类似法农（Frantz Fanon）所说的，从物质层面而言，“欧洲实际上就是第三世界创造的”，其财富来自劳力、资源和利润，我们需要对此展开清算；这也要求认识到欧洲的文化和知识财富不能与欧洲和世界的遭遇割裂开来。欧洲对自身的理解与其物质和话语上的“世界构造过程”（worldmaking）或它解释和影响全球的方式无法分开。我们熟知“第三世界的债务”，那么“第一世界”在使自己成为如此实体的过程中所累积的债务呢？这两种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法农之前，萨特（Jean-Paul Sartre）向他的欧洲同胞详述了他们自我塑造过程的物质基础：“堆满财富的欧洲给予其居民法律上的人的地位。对我们而言，做人就是做殖民主义的帮凶，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从殖民剥削中获利。”前殖民宗主地的去殖民化必然需要对帝国经济进行全面清算，揭露英国和欧洲的机构（包括大学）如何从殖民地世界的劳力、利润和商品中获益。这种清算已经开始以微小的方式进行，例如，一些英国大学开始研究自己如何从奴隶制中受益。但即便如此温和的努力也成了争议的焦点。而真正的去殖民化清算有着大得多的广泛性和纠正性。

除了债的物质研究，前宗主地的大学完全有能力承担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和文化工作，以实现“对（西方）心智的去殖民化”。C.L.R.·詹姆斯（C. L. R. James）在论及大英帝国时敏锐指出，制造帝国神话的“剧毒”对英国人和对殖民地人民均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即使在独立后，英国人已经准备好与前殖民地臣民发展新的人道关系时，他们仍然“被帝国神话散发出的有毒气息所窒息”。这种神话叙事的一个尤为有害的地方在于，它广泛散播了一种心态，即某文化的人们认为自己是“施予者”和“老师”，而他人则是“收受者”和“学生”。我在前文提到的对前宗主地的物质和文化债务的思考，会立即破除这一基本的神话素（mytheme）。因此，去殖民化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对“欧洲”概念本身进行纠正，尝试了解那些被种族化为白人和欧洲人之外的文化和社群如何塑造了“欧洲”。许多被认为是纯粹“欧洲”的东西（即便在文化意义上），都吸收了其边界之外生长的资源和洞见。提安哥为非洲国家的课程去殖民化提出的问题，在前宗主地的自我理解方面也同样有效：“何种文学，何种艺术，何种文化，何种价值？为了谁，为了什么？”。“欧洲价值”或“英国价值”不应成为文化权威或作为武器挥向边界之外的他人，而应成为深嵌于世界之中、亟待批判性理解的研究主题。

一个相应的智识去殖民化任务，就是要认识到帝国工程对殖民地的文化和认识论资源所造成的损害。大学语境里的去殖民化不应只是简单的对少数族裔的安慰或对多元主义的让步，而应该从根本上对学术机构和研究领域进行纠正。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它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知识本身的定义，包括我们知道什么和如何知道。殖民时代的“欧洲”宣称拥有唯一的认识论权威——合法的知识只能从其产生。欧洲引领着“普遍的”，成为其他国家渴望达至的地平线，而这些国家的自我主张则只能被视作“地方的”。当然，无论对欧洲还是非欧洲文化而言，在完全的真空中、没有他人的影响和参与之下独立产生知识，都是相当罕见的。与语言类似，知识产生于一系列多方向流动、相互交叉的思想。我们的任务不是将历史和文化脱钩，而是要辨认这些接触和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大学中的去殖民化努力困难重重，但它也是适度和恰当的，尤其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未能产生其他更深远变革的背景下。它不能包治百病，当然也无法取代物质赔偿——无论是针对被剥夺的土地还是奴隶制，也并非有时被轻蔑地称为“后殖民内疚”的宣泄出口。它永远都是过程，一种持续的审视，而非某种有限的或最终的状态。它的含义随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也没法列出行动要点清单供各大学参考。文化和知识工作相关的去殖民化最好被视为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背景下有很不同的表现。为不同环境提出适当问题本身就是智识去殖民化工作的一部分。

“去殖民化”与“反殖民主义”

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去殖民化”指的是通过一般被称为“权力移交”的过程，结束外国势力的统治，恢复或形成独立实体（通常是民族国家）的过程。20世纪下半叶，最后一批欧洲大国从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中大量（但不完全地）撤出，使始于1492年的欧洲入侵和殖民时代几近终结，于是权力移交意义上的去殖民化正式开始（但权力移交给了谁？这个问题引起了法农等人的注意，我们对去殖民化的思考也必须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去殖民化是有争议、甚至分裂的领域，各后殖民实体互不相同的愿景在争夺着发言权。尽管特定的国家形式、既得利益和行动者（通常是精英）可能暂时占据了上风，但对去殖民化意义的争论持续在后殖民（指权力移交之后）领域以各种形式上演，无论是前殖民地有关边界和公民权的激烈争议，还是前宗主地的移民和庇护问题。对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定居者殖民地而言，除了对去殖民化的含义和特征存在分歧外，还出现了一整套不同的问题，例如哪些社群事实上从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中受益，又有哪些社群在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的边界内继续忍受着殖民统治。

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军的背景下，“去殖民化”一词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它涵盖了从占领国撤军到“权力移交”、国家建设和激进经济改革的一系列历史进程。20世纪中期，“去殖民化”一词被“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即抵抗帝国统治）著述从殖民话语中拾起，不仅用来描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推翻的过程，更描绘了殖民地和宗主地居民彻底转变的未来（特别是在法农的晚期作品中）。斯图尔特·沃德（Stuart Ward）认为，这种术语的挪用意味着“其意识形态内容和修辞倾向发生了彻底的重构”，从而颠倒了欧洲的“帝国衰落”叙事。这肯定是正确的，而且值得补充的是，这种挪用不仅仅是人们熟悉的“回击帝国”（“the empire speaking back”），即从欧洲获得的思想（如民族国家或议会民主概念）被重新用来反对它。此外，法农和其他人还将正在进行的反抗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结合体的斗争经验和理解注入其中。去殖民化不仅是潜在的“暴力过程”（因为任何由暴力构成的殖民秩序的瓦解必然是暴力的），而且具有智识和政治含义，不能简化为一些精英将国家的控制权交给另一些精英的过程。从法农自己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在这一去殖民化的理解中，批判的对象往往既是殖民统治者，也是本土暴政和民族主义精英；既包括外国公司，也包括本土资本主义；这些力量的相互勾结也不容忽视。今日对“去殖民化”的更广泛思考必须牢记这一点。

尽管“去殖民化”一词在20世纪中期已经出现在英语文化圈的政策文件和政治辩论中，但其随后的大部分理论化工作都是在学术界进行的，尤其是在英国和欧洲。它也在法农等反殖民作家的作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意义。沃德的一篇关于该术语起源的文章写道，在德国犹太裔经济学家莫里茨·波恩（Moritz Bonn）1932年的构想中，“去殖民化”是等同于反殖民化（counter-colonization）的术语，他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德国国内对该国签订《凡尔赛条约》后所经历的痛苦和惩罚的抗议。随着时间推移，波恩放弃了“反殖民化”，转而使用“去殖民化”。尽管未提及当时正在进行的反殖民抵抗运动，他在1938年准确观察到：“一场去殖民化运动正在席卷各大洲。紧随着制造帝国时代的，是击碎帝国的时代”。波恩的构想被历史学家卡尔（E.H.·Carr）等人采纳，他们视民族主义为“去殖民化时代”的推动力，将“去殖民化”主要理解为国家政权被从英国移交给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过程。

关于帝国正式终结的不置一词的历史描述，加上无比庞杂的反殖民主义文献，都可能使“去殖民化”在当今学术界沦为“改革”的代名词。位于地缘政治西方且拥有特权的学术机构声称想要“去殖民化”，这看起来不是不自量力就是自欺欺人。然而，在不忽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殖民化的明显限制的前提下，不应否定将去殖民化问题带入西方大学的内在可能性，特别是因为它提醒我们，西方也需要（甚至更需要）清算帝国时代的塑造力量。脱离了社会和经济，大学无法独立实现去殖民化，但它可以成为直面这些议题的场所，推进更广泛的改变，尤其是在思维习惯层面上。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知识生产，认为它能为系统性变革做出重要贡献，那么将大学排除在去殖民化的努力之外便是不妥甚至有害的。我们需要在“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待办事项清单”之间，找寻一种可能的去殖民化参与模式。

有罪、无罪和隐喻问题

在一篇重要且富有影响的文章《去殖民化不是隐喻》中，伊芙·塔克（Eve Tuck）和韦恩·杨（K.W.·Yang）对“去殖民化”一词在学术界的使用给出了一系列清晰的观察。这篇文章研究了学术话语“朝着白人无罪的方向运动”，阐明了在前宗主地学术界讨论“去殖民化”的一些重要见解。作者首先指出，“去殖民化”太轻易就被纳入教育和社会科学语言，太轻易就与社会正义项目混为一谈，“而没能考虑到去殖民化在这些正义形式之外的目标”。他们认为，“学校去殖民化”或“思想去殖民化”这种说法的挪用将其变成了一种隐喻：“去殖民化不是用来替代我们想要改善社会和学校的其他方面的词汇”。塔克和杨讨论的语境是定居者殖民国家，尤其是北美，在那里去殖民化的讨论变成了简单、轻松、易行的和解行动，全然忽视了各种深层冲突。两位作者提醒道，去殖民化实际上非常困难、要求严苛，最重要的是，其影响必须是物质性/实质性（material）的。在定居者殖民语境下，它从根本上关涉与土地的关系。作为殖民的定居过程深刻改变了既存的与土地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宇宙论关系，将其描述为“野蛮的”，进而推进“土地被再造为财产”和“人与土地的关系被再造为所有权关系”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原住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均被抹去了。塔克和杨有理由担心，“为思想去殖民化”这样的说法可能导致二次抹除，即土地问题被忽略，让位于“批判意识的培养”，以此代替“让出盗取的土地这一更令人不安的任务”。只要这一问题没有解决，培养批判意识的任务根本无法转化为具有物质/实质意义的去殖民化行动。

塔克和杨的文章是对那些满足于话语和文化的去殖民化版本的必要纠正。它提醒太容易依赖“文化”的学术界，殖民化在目的和范围上具有致命的物质性，在枪杆下剥夺、榨取、奴役和积累，其后遗症（包括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仍然具有物质后果。如果不对仍在与物质损失作斗争的人们、社群和国家进行广泛的物质赔偿和偿还，去殖民化就变成了空无内容的价值立场。在定居者殖民语境中，（不仅仅是象征性地）归还土地是去殖民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去殖民化根本上是极其困难的，任何这方面的学术参与都不应仅仅起到安慰和疏解的作用，更不应觉得自己已具备足够的补偿性。塔克和杨强调了法农的说法，即“没有任何说辞能够代替现实”。在教育语境中——在这里，课程多样化或反种族主义的努力存在着明显的救赎愿望——他们的观点是有益的提醒，即去殖民化不能仅仅发生在课堂上，而且单单关注“思想的去殖民化”面临着取代去殖民化本身的风险。

作为革命性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家，法农（塔克和杨反复引述他）很清楚，去殖民化要求彻底消灭殖民秩序。这似乎是塔克和杨觉得能将他列入“不可互通之伦理”的原因，他们将其等同于“承认去殖民化要求改变世界秩序”。然而，这是对法农的一种可疑解读，他的确清楚地谈到了去殖民化是革命性的秩序重构，但没有提及不可通约性——对辩证法了然的他不会做出这样的断言。在辩证法框架下，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斗争不能与去殖民化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互不相通。虽然塔克和杨提醒了白人定居者社会的有色人种移民，不加批判的少数族裔赋权话语客观上促进了定居者的剥夺行为，但他们也犯了自己说的“含混地将各式殖民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这有悖于他们的正确观点，即在讨论殖民主义时，具体语境的特殊性很重要。他们对去殖民化所带来挑战的理解，在北美白人定居者殖民（同时也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的语境中最显敏锐；但他们把这一理解当成去殖民化的普遍公式时，就会出现问题。塔克和杨坚称“反殖民批判不等于去殖民化框架”，进而忽视了全球去殖民化的历史和理论中的宽广地带，如果缺少对反殖民主义的理解，这些地带是难以厘清的。对法农而言，反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要在特殊性中思考去殖民化，那么至关重要的是避免将去殖民化或反殖民主义泛化，或是忽视两者的互相生成关系。许多伟大的去殖民化理论家非但没有讨论不可通约性，反而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类境况的互通，用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说法，就是要“按照世界的尺度制造人文主义”。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

反殖民主义发生了什么？

与塔克和杨所述相反，在今天严肃面对去殖民化恰恰要求我们借助反殖民主义进行思考，反殖民主义是去殖民化在概念和历史上的来源。如果殖民主义可以被广泛理解为各式扩张主义和种族化的资本主义工程（这个定义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所有案例），那么反殖民主义就是对此工程的不同种类的抵抗。这种抵抗所采取的形式自然会根据历史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无法被简单囊括在争取国家独立或主权的运动之内。民族主义可能会利用反殖民主义释放的能量，但后者从不囿于民族主义。反殖民活动的涵盖范围从非暴力运动到武装斗争，从罢工、破坏、抵制、示威和公民抗命，到阵地战、游击战、兵变和血腥暴动。在今天参与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一定要复制或模仿这些反殖民主义时刻，不同时代和地方的需要也不尽相同——当然许多时刻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相反，我们要切入殖民遭遇的要害，发掘是什么让它具有如此全球性的影响，了解帝国抵抗者们构想过何种愿景。粗略浏览反殖民主义运动所关注的各种问题，我们就能感受到它们在当下的相关性：从土地所有和使用到工作环境、劳工权利、交易条件、市场监管、农业政策、反种族主义、教育实践、裁军、女性权益、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在今天的去殖民化学术讨论中，反殖民主义是一个缺失的关键术语。在（作为理论和实践，而不仅仅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一个理论变体的）反殖民主义思想指导下对去殖民化的讨论进行重构，能赋予后者基础和历史重量。这也使我们看到，去殖民化必然具有对话性，是一个具备理想前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同等重要。

反殖民主义也拥有在宗主地的生长历史，这一点常被遗忘。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从19世纪开始，跨越殖民时空的许多伟大抵抗运动都对英国的异见思想和英国国内有关殖民主义问题的进步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致力于终结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者一次次利用反殖民主义思想来阐明状况，他们经常声称英国平民和被殖民者有许多共同点，包括都遭到那些从帝国获利之人剥削。在讨论英国乃至西方大学的去殖民化问题时，我称之为“反向教育”的早期案例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在这一过程中，反倒是殖民宗主地的白人在从殖民地的抵抗和反叛中，以及黑人和亚洲反殖民思想家那里学习。西方学术界的去殖民化可被广泛视为向反殖民主义及其产生背景学习的过程——正如之前来自宗主地的异见者在面对帝国时所做的那样。可以说，如果不提及在去殖民化的发起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抵抗和反叛帝国运动（很大一部分帝国历史都致力于压抑或否认这一事实），那么任何去殖民化的呼吁都无法得到真正充实。

去殖民化不是社会正义的隐喻，但社会正义是去殖民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反思定居者殖民地持续存在的殖民主义，也应当看到后殖民国家被新旧各式本土暴政和全球资本主义“再度殖民”的过程，法农等人预见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社会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跨越种族和地理界限的异见和反对者的共同事业。这并不意味着主权问题或土地占有/归还的物质问题无关紧要，或只具有纯粹的象征意义，而是说实际上它们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正义并不相悖。例如，加勒比赔偿委员会（Caricom）提出的奴隶制赔偿已与更广泛的再分配正义问题以及针对文盲和文化丧失的补偿性教育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明确承认，必须直面针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解决幸存者的物质境况（包括无土地）问题。

作为反殖民主义思想行动的丰富遗产的继承者，去殖民化既涵盖多个方面，又具有历史特殊性；既随着具体语境的变化有所不同，又在平等的追求方面具有必然的普遍性。土地问题自然构成了从南非和新西兰到东非和北美的定居者殖民地的反殖民斗争核心。工人权利问题亦如此——众多反殖民斗争采取了工潮的形式，例如1930年代发生在西印度群岛和1920年代发生在印度的著名事件。1865年牙买加的“莫兰特湾起义”事关土地使用和撤销种植园经济中的黑人劳力，试图描绘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愿景。自力更生既是这次起义的核心，也是20世纪初英属印度的“斯瓦德希运动”（Swadeshi，即自给自足）的关键。后来，借鉴了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构想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成为反殖民斗争的核心内容。与文化和宗教自由等公民权利和自由一道，反对种族主义和呼唤平等在许多反殖民抵抗中得到了体现。尽管去殖民化不是隐喻，但可以是转喻（metonym），位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解放事业的核心，表明这些事业实际上是互通的。如果没有一套原理（即反殖民主义）使其成为既具备对当下语境的敏感性、又充满历史意识的实践，那么去殖民化就毫无意义。例如，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土地问题或许是核心；在非洲的大片土地，过去和当下的资源开采问题可能是焦点；而在孟加拉国、越南或海地，剥削血汗劳动问题也许是关键。去殖民化在根本上是物质性过程，需要彻底的结构性变化，包括广泛的经济再分配，它不仅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也必须发生在它们内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反殖民主义大学？

那么，像大学这样温和的实体，特别是位于昔日殖民宗主地的大学，该如何进入如此令人生畏的图景呢？除了修改课程和扩大招募之外，它还能做些什么？囿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在公私领域越来越依赖企业赞助和私人慈善的当代大学能如何参与去殖民化活动？在不回避现实的前提下，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提醒我们，至少现在，大学仍然是一个“矛盾的空间，知识驻扎于此，但也在此被争议”。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大学仍然是“在迅速私有化的世界中，为对话、参与及民主和正义愿景提供某种形式的公共区域的少数剩余空间之一”。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大学一直充当着青年的组织动员场所，涉及议题不仅包括民主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公共资助和取消学费等倡议），也涵盖种族和气候正义以及反军国主义。最近，长期的学生运动在英国国内取得了两项成果，其一是结束了伦敦大学清洁工合同的外包，其二是确保了剑桥大学从化石燃料中撤资。这些工作对去殖民化而言至关重要，它们表明大学仍有值得讨论之处，能够成为智识工作和变革性工作的交汇点。

如果我们对反殖民主义大学的构想朝向“去殖民化的”（decolonization）而非“去殖民化了的”（decolonized），会如何？在这个智识劳动和知识生成的特定语境下，反殖民主义可以定义为实现去殖民化目标的思想实践和行动。“反殖民主义”的前缀“反-”带有“论争”和“驳斥”之意，因此“反-殖民主义”实践唤起了批判和激进的探究和行动，而不单单意味着在温和与妥协的大学中达到某种可行的状态。反殖民主义利用反对和质询之力，不仅促成了论争和挑战，而且能构想和详述替代性方案，而不只是“回归”到先前的状态。就目前而言，即便是位于前殖民中心的大学，仍然是促成这种论争和重新想象的空间，通过研究、教学和学习赋予其深度和重量。从15世纪末开始，反殖民主义精神激励着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反殖民主义、种族资本主义和地方压迫的斗争。它还在英国和欧洲的帝国中心区域塑造了有关帝国问题的异见、反对和批评。反殖民主义大学并不会声称自己是单一的去殖民化空间，也不会把教育当作涵盖更广、分量更重的过程的隐喻。相反，它致力于承认欧洲殖民主义在塑造我们今天所体验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评估其对社群和文化的影响；审视和破除殖民工程赖以生存（包括支撑其今日维续）的有害神话和谬误；以及填补我们的知识和理解中因此出现的巨大裂隙。这项工作必然是批判和质询的，同时也是纠正性的——既在“充实不完整之物”的意义上，也在“改变有害境况”的意义上。当然，大学本身的结构也不能免于批评、纠正和改造。

纠正的二律背反

去殖民化想要什么？艾梅·塞泽尔在其经典著作《论殖民主义》（Discourse on Colonialism，最初以法语出版）中论及殖民主义定义时说：“社会的本质被抽空，文化被践踏，制度被破坏，土地被没收，宗教被粉碎，宏伟的艺术创造被摧毁，非凡的可能性被抹去”。塞泽尔对“可能性”的强调有助于我们思考去殖民化，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欧洲帝国未曾如此专断残忍地改变世界的样态、使之成为今天的样子，那么哪些文化和社会潜力可能会实现？还有哪些未来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不是关于“复归失去的世界”（况且这也不可能），而是关于其他轨迹，其他存在和联结的方式，这些替代方式被种族化资本主义（这是殖民主义最主要的目的和最根深蒂固的遗产）的胜利所破坏或遮蔽了。大学中开展的反殖民主义质询适于承担这一重建失落轨迹，重获有价值的思想、洞见和知识的任务。这必然是批判性的过程，需要避免殖民主义话语中常见的浪漫化倾向，那么，我们应如何在同一框架下，既坚持塞泽尔所说的“对非欧洲文明的系统性护卫”，又避免落入“任何形式的回归和复原”？

“它们是集体社会，不是多数人服务少数人的社会。

它们不仅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往往这么称呼），而且也是反-资本主义社会。

它们是民主社会，始终如此。

它们是合作社会，友爱社会。”

尽管塞泽尔坚称他并非鼓吹“回归前欧洲的过去”，我们仍要问，他是不是违背所有历史证据假定了一个失落的乌托邦？为什么他敢作出这样明显无法证明、实际上可证伪的断言？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利用这种矫枉过正来抗衡殖民主义的弥天大谎，抗衡自诩“文明”势力的劫掠、毁灭和占有。塞泽尔将“前-殖民”当作抗衡殖民主义的想象性资源，设想被殖民化、无产阶级化和“物化”之前的社会所具有的潜能。根据定义，前-殖民社会也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它内含替代性资源：“前-”（ante）蕴含着“反-”（anti）的潜力。

塞泽尔的建议不是简单“复原”浪漫化的过去，这体现在两个关键点上，我认为在今天思考去殖民化意味着什么要尤为注意这两点。殖民主义远非前殖民时代弊病的解药，在建立起一个暴虐系统的过程中，它获得了前殖民社会压迫者的帮助：“殖民主义欧洲将现代暴行嫁接于古老的非正义之上，将仇恨的种族主义嫁接于古老的不平等之上”。塞泽尔尖锐地指出，“旧暴君”与“新暴君”相处融洽，他们之间建立了“相互服务和共谋的环路”，这对殖民主义的运行至关重要。可以预料的是，这种勾结也成为后来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核心，可以用来解释今天的许多地缘政治现实。因此，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的去殖民化任务，都必须识破这些共谋，对后殖民时代披着民族主义、本土性和去殖民化外衣的旧式暴政施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今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或“印度教特性”（Hindutva），经常标榜自己是“去殖民化”力量，力图使印度回到殖民破坏之前的浪漫化印度教王国，与此同时充当殖民势力压迫种族化的“他者”，例如穆斯林、达利特、原住民/部落民（Adivasi）和克什米尔人。对于这种滥用“去殖民化”话语、将其作为征服和压迫借口的做法，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塞泽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希望简单回到前殖民过去的，并非反殖民主义者，而恰恰是殖民主义者——殖民主义“渴望人为延长当地历史中最有害方面的存续”。这意味着任何剔除殖民主义以“回归”或“恢复”前殖民（甚至“去殖民”）状态、隔绝文化和知识的工程都注定适得其反。

同样值得追问的是另一看似广泛但具有潜在误导性的框架，它认为存在互相平等和彼此独立的“替代性”或“多元”知识。批评家和翻译家拉马努金（A.K.·Ramanujan）在另一背景下提出了这一观点：“没有一种文化是对其他文化免疫的。无论是在艺术、社会还是科学方面，没有一种想法、发明或技术是由一个人创造或产生于单一的封闭文化的。印刷机、火药、字母表，更不用说故事、诗歌或语言本身——这些都并非一个人或单个文化的独立发明或所有物，尽管我们经常会这么想。它们每一项都是长期和持续的相互作用以及跨文化交流和转变的结果。”

西方在知识生产中的全球影响被广泛接受为既成事实，拉马努金则指出需要承认来自“所谓非西方地区及其文化”的反向影响。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敏锐指出的，文化最重要的“不是其本质或纯粹性，而在于组合和多样性，在于逆流，在于它们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方式”。去殖民化工作包括挖掘这些影响和对话的线索，它们往往被文化胜利论或例外论所掩盖。这意味着不能一味否定所有被贴上“欧洲”或“启蒙”标签的思想，而是将它们视为 “需要在比以往更广泛的背景下重新解读的文本”。被称为欧洲的一切真的是严格意义上“欧洲的”吗？难道我们不应审视这种所有权的主张本身吗？塞泽尔写道，“欧洲的巨大幸运在于成为了十字路口”，进而成为了“所有哲学的容器、所有情感的汇集地”。那么，所谓只知欧洲之人，对欧洲又知多少呢？

对于前宗主地大学的首要任务——扩充和传播知识——而言，达巴什的见地“没有非欧洲就没有欧洲”尤为重要。这个意义上的智识去殖民化需要采取至少四项初步行动：

承认在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大学中，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东西（方法论、学术实践、学科设置）仍是由欧洲帝国事业/种族资本主义及其相伴的开采和所有权活动所结构的。大学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与“探索”（discovery）和掌控的目的分割开来。

承认在“欧洲”成为（以及持续充当）什么值得知晓以及应当如何知晓的主要仲裁者的过程中，其他知识和思想体系的丧失、损毁和边缘化。

发掘和识别“非欧洲”影响“欧洲”的线索。这包括破除特鲁约所说的“沉默的束缚”，从而“以引入世界视角的方式重新讲述”西方历史。

开启不同文化、传统和知识进路之间的接触与对话，与此同时牢记结构性劣势和历史性权力差异。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重新联结”。

关于以上最后一点，以及面对简单用多元化充当“去殖民化”的诱惑，值得提及法农和塞泽尔的观点，即“交流是氧气”，退居一隅的系统和文明注定萎缩。大学不能只通过容纳一系列相对主义、互相独立、具有文化特异性以及不可通约的“知识体系”或认识论来实现去殖民化。尽管这么做很容易，但忽视了知识根本上的渗透性——任何地方的知识皆依赖于思想和见解的流动。对法农来说，殖民化的暴力阻断了文化的自然动态过程，使其退为“习俗”，这是“文化的退化”，没能达到萨义德所说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持续过程”。

尽管去殖民化讨论的重点仍然是各种欧洲帝国工程的后遗症——因为它留下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双重遗产仍具有构造世界的力量——但去殖民化的讨论不能排除其他遗产和压迫结构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塞泽尔清楚地指出欧洲殖民者是如何与本土暴君勾结合谋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将认识论和权威用作征服的武器并不局限于欧洲殖民工程：例如，在印度，婆罗门主义的统治基于自持的认识论权威，殖民统治恰恰利用了这一点，而不是诉诸“认识论灭绝”。封建主义以及地域和社群的权力结构也没有随着殖民主义或现代性的到来完全消失，而是发生转变以适应新形势（即法国、葡萄牙和英国在次大陆的殖民统治）并与之合作。这意味着，去殖民化不能简单呈现为两个国家/文明之间的文化对峙，而必须囊括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地的更广泛的社会转型。

法农充满力量、富有争议的文章《关于暴力》（Concerning Violence）明确提到了这种必要性，这篇文章常被解读为为反殖民斗争中的暴力进行辩护。事实上，这篇文章犀利阐述了反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独立后或去殖民化时期的设想中存在的诸多妥协和背叛。仅仅是“新国家的诞生”无法实现去殖民化，后者应该包含“整个社会结构的自下而上的改变”。既然它是“对殖民体系的彻底质疑”，那么所有被卷入其中的人，无论原住民还是定居者，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都会从根本上被改变：“去殖民化是创造新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法农指出，不可通约性是殖民而非后殖民境况的特征。恰恰是在殖民主义中，原住民的区域与定居者的区域被截然分开，两者“相互对立”，遵循“相互排斥原则”，“不是为更高的统一服务”。

尽管法农毫不妥协地坚持志在彻底颠覆殖民世界的革命性反殖民主义，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紧张关系、对立面以及辩证法之必要性的关注。他用殖民主义本身所带来的二元对立，来解释对欧洲相关内容的全盘否定（一些版本的去殖民化中确有此倾向）：“殖民政权的暴力和本土民众的反暴力以非同寻常的交互同质性（reciprocal homogeneity）相互制衡，相互回应……在逻辑上，定居者的二元主义制造了原住民的二元主义。”

因此，在去殖民化时期，一提到西方文化就会引起被殖民大众的强烈反感，他们“嘲笑这些价值，侮辱它们，唾弃它们”：“本土民众用同样的谬误来回应殖民主义活生生的谎言”。这样，法农不仅批评了本土知识分子被西方文化霸权束缚的程度，他同时也指出了相反的危险，即“成为大众不加批判的传声筒；成为应声虫，对来自人民的每句话都点头同意，将它们奉为深思熟虑的判断”。去殖民化是对殖民主义的消灭，但它不能是不加批判地信奉一切“本土”之物；事实上，无论“定居者”还是“本土人民”都是需要拆解的主体范畴。

弗朗茨·法农与《全世界受苦的人》

法农对本土知识分子的扭曲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这是贯穿《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主题，揭露了他们与殖民者的共谋。这种批判值得学术界去殖民化铭记在心。但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完全拒绝接触其他文化和影响来源（包括来自昔日殖民者的文化和影响），实质上是殖民主义本身的后果：“在融合（syncretism）的意义上，定居者的出现意味着本土社会的死亡、文化的枯萎和个体的僵化…就其结构而言，殖民主义就是分离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殖民主义并非简单‘陈述’部族的存在，它还‘强化’和‘区隔’了它们。”

在另一篇文章《医学与殖民主义》（Medicine and Colonialism）中，法农这位在法国受训的医生更明确地揭示了殖民境况所施加的“悲剧性谎言”，即促成不同文化辩证接触和交流的通道遭到阻滞和窒息。在殖民化背景下，被殖民者不愿“有限地反对”欧洲，因为殖民境况本身具有二元对立属性，每种“有限”都会最终服务于殖民主义的辩护和延续。于是，对欧洲乃至整个现代性（出于它与欧洲的关联）的全盘否定，对本土人民造成了有害的反作用，例如因其与殖民压迫相关便全然排斥“西方”医学。唯有殖民主义终结后，文化接触和相互学习才能以其应然方式展开，这不是殖民者追求的“成功同化”，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社会动力学。也许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法农在《关于暴力》中对去殖民化的复杂思考最终不是落脚在不可通约性，而是以纠正和重构结束。在构想和敦促行动的意义上，这也是同等激进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决，已经失去了部分重要性。在当下，地平线上耸现的重要问题，是对财富重新分配的需要。人类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否则会被它震得粉碎。”

去殖民化这一“修复”世界的行动，将在“欧洲人民不可或缺的帮助下”进行。

困难的实践

思考前殖民宗主地大学去殖民化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涉及一系列挑战。首先是思考“欧洲”如何脱胎于帝国工程的熔炉，这必然涉及清算法农所说的“欧洲的福祉和进步建立在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黄种人的血汗和尸体之上”这一事实。其次是对通常称为“欧洲”或“西方”的知识进行质询，发掘其形成过程中的多重影响。一个相关任务是评估哪些有价值的见解和观点被大学里的主流学科形式遮蔽或边缘化了。去殖民化注重来自不同空间的被遮蔽或忽视的见解，这么做不是为了将它们与已接受的知识相对化，而是将两者置于对话中。这里的实质性挑战在于，要辨认和清除各种知识形式被破坏、边缘化、无视或盗用的方式，但与此同时避免以认识论多样性之名将认识论资源分割成一系列的“替代选项”。正如法农所言，殖民主义在结构上是“分离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强化了边界。在学术上，我们的任务是消除这些边界，正如消除政治边界是更广泛的去殖民化项目的一部分。同样，必须救出那些被殖民主义的同质化浪潮所夷平或掩盖之物，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巩固构成殖民主义类型的极端“他者化”。

去殖民化的任务之一是全面审视“欧洲”，在此过程中不能忽视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所说的“时间扁平化”的危险，即将“欧洲”本身同质化、时间上扁平化，剥离它的所有张力和矛盾。去殖民化要求注意到文化和种族少数群体如何凭借他们的斗争改变了欧洲。库珀指出，常与白人和欧洲关联的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反映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努力，也反映了昔日那些不知名的奴隶、独立劳动者和被殖民农民的努力，他们揭示了殖民权力的限度，在权力的罅隙中定义了替代性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与工人阶级一样，被奴役者和被殖民者不仅是受害者，也是现代性这一矛盾体形成中的能动者。因此，不能将去殖民化简化为与现代性的“脱钩”，将后者简化为单纯的压迫。这么做太容易了，但这种轻飘飘的概念姿态，与以各种方式（其中不乏冲突和矛盾）体验现代性的数百万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

希尔维亚·里维拉·库西坎基（Silvia Rivera Cusicanqui）写道：“思想如河流自南向北流淌，遭遇主要思想的大潮时变为支流”。库西坎基提出“知识的政治经济学”来取代“知识的地缘政治学”，以此强调话语背后的经济和物质机制，这些机制使西方（尤其是北美）大学得以确证和划分知识权威的等级，同时强占和重新包装来自昔日边缘地区的思想资源。这其中包括去殖民化话语，它们被有选择地重新呈现，“被反刍和混杂在一起”，成为“现代性与去殖民化的有限和虚幻的讨论”的一部分。库西坎基的立场是，必须对知识的等级制度进行深刻变革，使地缘政治上的全球南方与西方作为知识生产的对话者，“平等地展开讨论”。与不可通约原则相反，库西坎基为玻利维亚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s）和印第安人构想了“基于互利互惠、再分配和以服务为目的的权威（authority as service）的共同生存模式”。她对玻利维亚去殖民化的设想既包含对现有文化资源的利用，也承认“新的社群形式和混合身份”，期待“在知识、美学和伦理的交流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对话”。在这种愿景下，去殖民化的南南对话自然很重要，但现代性也未被拱手让与西方，而是从“混杂的关系和复杂的混合语言”中有机地生长出来。

这种去殖民化愿景要求在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地坚定不移地审视帝国及其延续，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要求回归历史，“以便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我们是谁”。在我看来，爱德华·萨义德的这一看似平淡无奇但颇具挑战性的要求，是作为批判实践的“去殖民化”的核心所在。萨义德谈及的回归既是现实的又是隐喻意义上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是流亡者自身回到原点的旅程，回到失去的（即被强占的）土地。这一点不是隐喻。同时，回归历史也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生成过程。无论是前殖民地还是前宗主地的去殖民化实践都需要这种理解。如杰梅卡·金凯德（Jamaica Kincaid）所言，这是困难和严苛的实践：“如果知道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做他们所做的事、为什么以他们生活的方式生活、为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会发生，是否有可能导向这些人与世界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更高要求的关系…？”

一种更高要求的与历史和世界的关系。如果前殖民宗主地大学意欲开启去殖民化进程，那么它们大可采纳这个口号。

责任编辑：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