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热名言

埃尔热名言

1. 丁丁历险记的详细资料

中文名：丁丁（又译：亭亭）法文名：Tintin英文名：Tintin饰演者：杰米·贝尔诞生年份：1929年漫画中首次出现：《丁丁在苏联》身份：丁丁历险记故事的主人公，年轻的自由记者，却总是做那些超过记者工作范畴的事；喜欢冒险，正义的理想主义者。

小传： 丁丁是埃尔热1923年为《比利时童子军》创作的巡逻队长托托尔的直系后裔。同托托尔及埃尔热本人一样，他的体内流淌着童子军的血液。

作为职业记者，丁丁天生捍卫正义的事业，属于正在消失的那类伸张正义的记者；而与卢勒达比耶一样——除了外形上的相似——他也是那种环球采访的新闻记者，有着自己坚定的立场，在写作之前都经历了冒险，是一个新闻界的骑士、一个真正的“英雄”。 中文名：白雪（又译：咪罗/米路/米鲁/米卢/雪花）法文名：Milou英文名：Snowy饰演者：CG生成诞生年份：1929年漫画中首次出现：《丁丁在苏联》身份：丁丁身边形影不离、爱喝酒的小白狗；原型为刚毛猎狐梗，但需要说明的是，真正的刚毛猎狐梗犬并没有白色品种，早期埃尔热或许是为了上色方便，同时也为了美感而把白雪定成了白色。

小传： 对于主人来说，白雪不仅仅是一只动物，更是一个“对话者”，他和主人丁丁一起“聊天”、一起“交流”。白雪不是一只会说话的狗，它就是最普通、最正常、最典型的狗；虽然“话多”，但他说的可是狗话；不过它也有拟人化的一面，它的大度、它的可亲、它的好心情还有它的聪明——适应能力强，很快就能领会各种境况。

它有着狗的智慧，狗的道德，狗的深刻而自然的哲学。白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更是一个著名的生活顾问。

中文名：阿道克船长（又译：柏多克/哈达克/哈多克）法文名：Capitaine Archibald Haddock英文名：Captain Archibald Haddock饰演者：安迪·瑟金斯诞生年份：1940年漫画中首次出现：《金钳螃蟹贩毒集团》身份：商船“卡拉布让号”（Karaboudjan）的船长，从金螯蟹故事结交丁丁后，二人几乎形影不离。 小传： 丁丁长时间的“副手”就是船长，但他的出现却比前者晚了十二年。

对一个水手来说，叫做阿道克，简直登峰造极了，尤其是对于一个敏感易怒的海员来说。他身材高大，身体壮实，性格开朗，还留着大胡子，一身海员服除了迫不得已，从来就不离身。

他喜欢喝酒——主要是朗姆酒和威士忌——喜欢抽一袋好烟，偶尔也享受下乡间的空气……虽然长着凶恶的脸庞，性格暴躁，脾气粗鲁，骂人的话绝不重样，却心肠善良，充满爱心，个性天真，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阿道克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他渴望平静，但上天却让他不断冒险。

空间是他的宿命。但是，他依旧开心，依旧热情，宁愿奉献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如果说丁丁是历险记中的红花，那船长就是最大的那片“绿叶”。但是，这个配角有很多次都比主角还高大，他是作品中惟一的“人”。

中文名：杜邦和杜庞（又译：杜邦和杜帮/杜朋和杜本/杜邦特和杜邦德/汤普森和汤姆森）法文名：Dupont et Dupond英文名：Thomson and Thompson饰演者：尼克·弗罗斯特、西蒙·佩吉诞生年份：1932年漫画中首次出现：《丁丁在刚果》 身份：虽然看起来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警探杜邦和杜庞却压根不是亲戚（他们只是碰巧长得像），但他们又有着相同的毛病：自命不凡、愚蠢透顶、笨手笨脚，甚至常常还闹出危险，小资产阶级的傻乎乎，不懂得宽容，平庸得要命，却又平庸得非同凡响…… 小传： 总的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完成过领导交给的任务，而且经常自找麻烦……他们言语的功夫显露得相对较晚，但因此我们也更了解他们。在他们那里，用词很可怕，经常前言不搭后语。

说起杜邦杜庞兄弟，荒诞的词语，“个性化”的逻辑，凭这些他们就可以与语音语法错误大王一决雌雄了。说话结结巴巴，前后不连贯，词序颠倒得让人抓狂。

他们的词汇有限，句子重复，翻来覆去地使用——比如：“这是我的意见，我同意这个意见”，“奇怪，奇异”，“不声张，不多嘴，我们的至理名言”——配上各种形形色色的口误和颠倒。哦，差点忘了他们的名言：“确切地说”，却没什么可说的……还有大量让人受不了的论断、评语、说辞、空话……都不好意思让人说出口来。

除了言辞好笑之外，他们的笨拙也让人乐不可支，只要一出场，这两个家伙就总能让人发笑。每当他们碰上预料之外的困难，或者受到攻击的时候；冲撞简直就是他们的特权。

一个细小的动静，都能引起各种事故。据统计，俩人摔跤、滑倒和跌落的次数，以及因汽车突然启动、没有坐好而被突然抛出的喜剧场面：平均每一集至少有两次！太神奇啦。

2. 比利时有哪些名人呀

艺术家

布鲁格尔（1525-1569）,16世纪弗莱芒画家，有农民画家之称。

鲁本斯（1577-1640），画家。17世纪巴洛克艺术的最杰出代表人物。

雷内·马格利特（1898-1967），比利时近代美术的三大画家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

詹姆斯·恩索，比利时近代美术的三大画家之一。生于奥斯坦德，以“假面具画家”闻名于世，却是现实主义画家。

保罗·德尔沃，比利时近代美术的三大画家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

埃尔热（1907-1983），漫画家。创造了漫画人物丁丁。

作家

维尔哈伦（1855-1916），著名诗人。

梅特林克（1862-1949），诗人，剧作家，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青鸟》

乔治‧西默农（1903-1989），生于列日，是20世纪最多产的作家。

科学家

维萨留斯（1514-1564），解剖学奠基人。

斯台汶（1548-1620），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

海尔蒙特（1577-1644），化学家，生理学家。近代化学萌芽时期的代表人物。

欧内斯特·索尔维（1838-1922）。化学家，实业家，以索尔维制碱法和资助召开“索尔维会议”闻名。

贝克兰（1863-1944）。化学家。酚醛树脂的发明者发明者。

朱勒·博尔德（1870-1961），生物学家，19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者。

普里高津（1917-2003）。物理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3. 拿破仑和戴高乐,谁对法国贡献更大

有人说，法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人真正的伟人。

一位是众所周知的拿破仑·波拿巴，他凭借着一把剑征服了西方世界，几乎统一欧洲，为法兰西帝国拓展了疆土，树立了威望；另一位就是今天的主人公 夏尔·戴高乐，他以其坚韧的性格和灵活的手腕，保卫了法兰西的尊严和利益，并为法国在战后取得大国地位立下了赫赫功勋。没有拿破仑，也许法兰西不会被后人称道；但没有戴高乐，也许法兰西将不再被后人记忆。

夏尔·戴高乐，法国军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作曲家政治家，戴高乐一生均以其军人身份自豪，故下文均尊称其为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出生于法国里尔，幼年时举家前往巴黎，年少从军。

1940年巴黎沦陷时，维希傀儡政府为求自保向德国宣告投降，戴高乐将军大力抵抗，后作为反对党被迫流亡伦敦。同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的英国广播电台BBC发出了他的著名的坚持抗战号召，在极具感染力的文书最后他说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允许法兰西的抗战烽火被扑灭，我们的战火也永远不会被扑灭”。

第二天报纸将其转载并由播音员重新朗读，民心大振。在他的领导下，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在非洲正式组建，立志保卫家园。

接下来的时间，他在BBC重申反对政府停战要求并发表抗战号召。他在6月22日的讲话中说道：“所有追求自由的法国人将在荣誉、清醒的头脑和祖国利益的指引下，随时随地、竭尽全力的继续战斗。”

1943年，他所领导的“自由法国”武装力量转战非洲、巴尔干， 参加诺曼底登陆和解放法国本土的战争。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抵达诺曼底，在这片被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第一次发表演说。

8月24日，勒克莱尔将军率领装甲师解放了法国，两天后戴高乐将军凯旋，穿过香榭丽舍大道时巴黎几乎全民出动夹道热烈欢呼，他不时举起手臂向周围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当时场面的热情难以言表。当选为战后临时政府总理之后，戴高乐开始重建满目疮痍的祖国，重振当时已经崩溃的经济，但由于对多党制联合政府的不满，1946年他选择辞去职务。

但他确信，目前的第四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法国人民将大声疾呼地召唤他重掌政权。果不其然，十二年后在群众的呼声下于1959年1月8日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此后1965年再次当选。

任职期间，戴高乐将军努力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昔日强国霸主地位，对内发展经济，重整军备，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核能武装力量。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外交，1964年戴高乐总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西方大国中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同时戴高乐将军在说服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关系缓解的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戴高乐将军原本有意于访华但多方面原因未能如愿。此后，任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将军与制宪议会发生了冲突，次年1月20日因为军事贷款问题的分歧向国民议会主席Félix Gouin提出辞职。

与此同时，他已完成了1940年时对自己制定的使命，即解放法国领土、恢复共和国，组织自由民主选举，进行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改革等。辞去总统职务后，他一直居住在自己的老家一个人口仅有400人科龙贝教堂村潜心撰写回忆录。

面对政府对退休总统所提供的费用，个性刚强的戴高乐分文未取，甚至给他的宅第也一并拒绝接受，靠稿费度日直至去世。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心脏病发去世。

12日安葬那天，大约有四万名法国人自发来到科龙贝教堂村向戴高克表达最后的敬意。在科龙贝教堂为将军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有五十万群众冒着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马赛曲乐声中汇集到凯旋门广场，对戴高乐将军表示深切的哀悼。

其实戴高乐先生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要求在他去世后启封，遗嘱写道：“我希望我的老家科龙贝教堂举行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

不必举行任何公共祭奠，我的坟墓必须也是我女儿安葬的地方，此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允许写Charle De Gaulle。仪式必须在我私人助手的帮助下安排，形式要求极其简单。

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请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凭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

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者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了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

法国的男女同胞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都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按照将军的遗愿，葬礼非常简朴，不吹号、不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然后又科龙贝教堂村的青年抬往墓穴。

棺木价格为350法郎，仅折合成当时的63美元，在这教堂的坟场上，戴高乐父女二人的墓地仅占在不起眼角落中的一席之地，但法国人民却深深铭记戴高乐将军的丰功伟绩。戴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每当历史最。

4. 好书推荐的演讲稿

最低0.27元开通文库会员，查看完整内容> 原发布者：文库豆全 演讲稿：好书推荐讲话稿 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的读书感悟。

这是一个读书的场合。借用“喜爱”这个词，我是一个喜爱书籍之人。

我一直希望不要成为“书呆子”。“书呆子”一定是个贬义词吧，小时候的我这样想。

但是现在，冒着成为书呆子的危险，我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书呆子——也许现在你们不能再称我为书呆子了——我已成了一个读书人——呵呵，一生以书为伴。最近，我在读一本书，一本好大好大的书——《平凡的世界》。

书中讲述的是七十年代那个日新月异、动荡不安的世界。它以一个北方小村子为背景，将老百姓平常朴实却惊心动魄的生活，如一幅广阔的画卷般呈现在读者眼前。

书中的这两个人物少安少平，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兄弟俩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各自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

哥哥少安小学毕业后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终日为生活而奔波，改革开放初期开办了制砖厂，其间历经了大起大落，最终成为全村首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想法也很特别。

政府专为这些白手起家的农民开了表彰会，书上称之为“夸富会”。想想看，几个穿戴一新的农民，带着红花，披着红绸，满脸的自豪，骑着高头大马，看上去多像那待出嫁的新娘子啊。

于是，这些“新娘子”如稀奇物件似的，招摇过街，供人们敬仰，少安也是其中一位。这情景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可对现在人来说，则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5. 好书推荐的演讲稿

原发布者：文库豆全

演讲稿：好书推荐讲话稿

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的读书感悟。这是一个读书的场合。借用“喜爱”这个词，我是一个喜爱书籍之人。我一直希望不要成为“书呆子”。“书呆子”一定是个贬义词吧，小时候的我这样想。但是现在，冒着成为书呆子的危险，我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书呆子——也许现在你们不能再称我为书呆子了——我已成了一个读书人——呵呵，一生以书为伴。最近，我在读一本书，一本好大好大的书——《平凡的世界》。书中讲述的是七十年代那个日新月异、动荡不安的世界。它以一个北方小村子为背景，将老百姓平常朴实却惊心动魄的生活，如一幅广阔的画卷般呈现在读者眼前。书中的这两个人物少安少平，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兄弟俩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各自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哥哥少安小学毕业后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终日为生活而奔波，改革开放初期开办了制砖厂，其间历经了大起大落，最终成为全村首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想法也很特别。政府专为这些白手起家的农民开了表彰会，书上称之为“夸富会”。想想看，几个穿戴一新的农民，带着红花，披着红绸，满脸的自豪，骑着高头大马，看上去多像那待出嫁的新娘子啊。于是，这些“新娘子”如稀奇物件似的，招摇过街，供人们敬仰，少安也是其中一位。这情景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可对现在人来说，则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6. 有哪位名人（现代）是5月22日生的

813年——2113瓦格纳诞生，作曲家 1859年——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诞辰 1900年——李富春诞辰52611907年——劳伦斯·奥立佛出生4102《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出生 1933年——陈景润诞辰 1946年——曼联球星乔治贝斯特出生 1980年——著名演员凌潇肃出生 1981年——中国著名男演员杜淳出生 1987年——网坛名将诺瓦克-德约1653科维奇（Novak Djokovic ）出生 1987年——韩国组合AfterSchool成员金宥真出生 1988年——NBA休斯顿火箭队队员巴内丁格出生 1992年——日本女艺人容德永千奈美出生，为日本少女偶像组合Berryz工房成员之一。

爱因斯坦日记：种族主义与20世纪初的社会思潮

图/图虫创意

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被许多人当作“真理”，甚至认为是“进步思想”。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陶短房

二战后的犹太裔大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人文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政治面貌活跃于世界舞台，赢得不同政治派别人士广泛尊重和“进步科学家”的赞誉。

但日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州理工学院《爱因斯坦文献计划》副主任罗森克兰茨（Ze'ev Rosenkranz）整理并由德语翻译成英语的《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却揭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

这位曾将种族歧视称作“白人的通病”，对黑人所受歧视性待遇表示同情而名闻天下的“进步科学家”，居然在自己笔下流露出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

爱因斯坦日记的种族主义倾向

这次出版的旅行日记，是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与妻子艾尔莎（Elsa）进行为期5个半月“探索远东和中国”之旅时所记的日记。

当时他已因其光电效应和狭义相对论等方面的建树声名卓起，但远不及二战中和战后那般知名，也并未想到这些私人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完整出版，公诸于世，因此日记中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原生态”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面貌。

▲2018 年 5 月 29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 - 1923》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亚马逊网站）

在一些据分析是写给其在柏林继女信件底稿的文字中，爱因斯坦说居住在上海和香港的中国人“勤劳但肮脏、迟钝，智力低下”，说他们“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总是蹲着，仿佛欧洲人跑到小树林里蹲下来拉屎一个姿势”。

他抨击中国人“旺盛的繁殖能力”，称“在我看来中国的男女间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真奇怪这样的一些中国女人怎么会吸引中国男人注意力，以至于他们愿意与之亲近并没完没了地生孩子”。

他认为中国人“缺乏思想”，并以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口气感喟“像我们这样的人倘若生活在他们中间将何等枯燥乏味”，并担心“生殖力旺盛的中国人一旦取代其他种族，将是何等的令人惋惜”。

他在香港纪行中讥讽当地人“为了一天赚5分钱不停地砸石头、背石头”，认为他们“麻木不仁且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称他们“把葬礼弄得跟狂欢一般，令人难以理解”，对香港中、西人隔绝的做法表示欣赏，并引用当地葡萄牙人中学老师的话，称中国人“怎么教也学不会逻辑”、“尤其在数学方面没有任何天赋”。

在上海纪行中不但同样讽刺了“欢乐的葬礼”，称之为“声音颜色混杂，就我们的品位而言原始且滑稽”，并对当地城乡“苦力”既备受忽视又麻木不仁的样貌做了描述，称“他们明明生活在痛苦和肮脏中却总是流露出快乐的表情，这会让我在今后时常回味的”。

他第二次路过上海时写下的日记，则称当地中国人“思考能力低下”、“哪怕薪水只有欧洲雇员的1/10，店主也一样会雇佣后者，因为他们无法胜任工作”。

对于其它一些沿途看到的亚洲民族，他也使用了类似的语气和描述，如对当时英属锡兰（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的居民，他称之为“做的很少、需求也很少，过着经济周期内最简单生活的人”，说他们“生活在肮脏的土地上，散发出熏天臭气”。

这位大科学家倒是对日本说了几句好话，称日本人“朴实正派，总之颇有吸引力”，称“纯洁的灵魂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个国家还是值得热爱和钦佩的”，但即便是日本人，他也认为“在智力方面的需求不如其在艺术方面那么旺盛”，并将之归结为“他们的天性”。

▲爱因斯坦的随笔《我的日本印象》手稿（图/东方IC）

很显然，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些言论即便是热爱并钦佩爱因斯坦的人也很难理解和接受。

作为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的罗森克兰茨就认为，日记中将日本、中国和印度（其实是斯里兰卡）人称作“低智商人种”，把异种族称作“对我们的威胁”，这些言论和思想是“典型种族歧视的标志”，在其日记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和非人性化评论，其中一些令人非常不快”，并质疑爱因斯坦“自己也是一个难民，甚至头像曾被联合国难民署用于宣传，何以要发布如此倾向的言论”。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则表示，这些文字“暴露了爱因斯坦对不同国家及民众的成见，并令人不由得质疑其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

要知道爱因斯坦早在1921年就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学位，自1936至1955年，更在这所大学工作、学习了近20年之久直到生命终结，曾有人称“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普林斯顿大学对爱因斯坦有更深厚的感情”。“普林斯顿人”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爱因斯坦言论是罕见的，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爱因斯坦“游记”里某些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和思想，在今天是多么令人难堪。

图/图虫创意

历史和时代的土壤

然而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正是历史和时代土壤使然。

直到纳粹反犹太甚嚣尘上、被迫背井离乡并被“永远剥夺德国国籍”前，爱因斯坦都是一个德国人，并深受德国文化、思想和社会情绪的影响，而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同样存在着对东方人、东方文化深刻、根深蒂固的歧视。

以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Clemens PP. XI ）“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为标志，曾在西欧昙花一现的对中国文化研究、推崇气象，很快被贬低、歧视和盲目自大所替代。

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就侮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Francois Fenelon）《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

在这方面，自诩“思想最活跃”的德国知识界无疑最为突出，种族歧视色彩最明显、最不加掩饰。如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

▲黑格尔（图/图虫创意）

大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

让今天的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代表不同倾向、立场的德国大思想家在给中国和亚洲下这样那样断语时，对中国和亚洲的了解其实是只鳞片爪、相当有限，建立在如此贫乏素材基础上的“研究”、“结论”，准确性在今天看来是可想而知的——但在当年却远非如此。

19世纪末，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宾塞（H.Spencer）将原本是生物学概念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界，演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应该像生物界那样“优胜劣汰”，而白种人就是“优”，他们不但天生应该享有特权，占有更多资源，而且负有“教化劣等民族的义务”。

战后思想界反思时，许多人认为，一战后法西斯主义、尤其纳粹主义的兴起和民粹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蔓延有很大关系。

纳粹将日耳曼人称作“优等民族”，并进而认为“优等民族”理应从“劣等民族”手中夺取“生存空间”的理论，在诉诸二战的暴行后唤醒了全人类的良知，但在其挑起欧洲战祸之前却千真万确“应声者众”，在以白人为主、对有色人种的壮大抱有天然恐惧感的“新旧世界”更有很多附和者。

二战前的美国尽管已废除了黑奴制度，但种族主义仍然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鼓吹的“潜规则”。19世纪后半叶形成的3K党迎合了南北战争后失败的南方白人抵抗政治变革、反对种族平等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美国种族平等的进步。

▲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剧照（图/网络）

1915年，著名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上映，由于作品中美化了南方美国人（实际上是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白人），引发了南方底层白人的广泛共鸣，他们觉得自己的功绩和“好日子”被黑人和犹太人夺走，随即掀起了带有暴力色彩的白人至上运动。

同年，在一次争议庭审中被判终身监禁的犹太工厂主弗兰克被一伙人劫走并私刑处死，此事触发了“新3K党”在这一年底诞生，极盛时党员数达到数百万（号称600万），他们以焚毁十字架作为活动标志，并对“目标”滥用私刑，一度到了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步。

尽管由于普通民众很快对私刑产生逆反心理，加上内讧严重，3K党很快盛极而衰，但在许多南方城市，诸如“黑白人不能一起上学”、黑人不能乘公共汽车等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措施，仍然被视作理所当然。

对黑人如此，对华人也不例外。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在1882年和1885年通过《排华法案》，美国的法案禁止华人新移民进入美国，并不允许已在美国生活的华侨加入美国国籍，而加拿大的法案不但包含美国法案全部内容，还增加了片面向华人入境者征收“人头税”、禁止华裔女性入境等歧视性措施。

一些北美城市则推出更加赤裸裸的歧视性法规，如剥夺华裔公民的市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允许当地人将房屋租给华裔，以“整顿”为由强拆华人住房、商户，不许任何商家雇佣华裔，甚至不允许政府机关从雇佣华裔员工的商家采购，等等。

这些法案、措施要到二战时甚至二战后才相继废除，至于道歉则更要等到21世纪。

▲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出任美国第26届总统（图/东方IC）

至于北美的原住民则更等而下之：美国直到19世纪末还将武力消灭印第安人视为合法，“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这句有多个出处的“格言”究竟何时开始流传已不可考，但骑兵名将、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那句“10个好印第安人至少9个是死的，另一个毋庸深究”，却是他在1886年言之凿凿，并被许多当时的美国各界人士奉为圭臬的。

加拿大虽未效仿美国实行对原住民的屠杀，却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公然通过了“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而将之交给教会。

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加拿大原住民住宿学校（图/网络）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对于孩子们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里，甚至音讯杳然。

在当时的美国，还存在许多活跃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界，以“文明”甚至“进步”面目出现的名人，他们在许多领域的确有很多开明、进步的言论，但在种族歧视方面却同样直言不讳且理直气壮。

如著名记者斯托达尔（Lothrop Stoddard）和航空英雄、后来从政的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后者甚至曾说自己“反对种族歧视”——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公开宣称，白人为确保自己的优势，必须对诸如航空等关键科技实行“种族垄断”，不容其它族裔染指。

在德国，源自一战前的“历史学派”中许多人开始用民粹语言宣扬基于种族主义和“优等民族论”的“优等民族空间论”。

早在19世纪，李斯特（Friedrich List）坚决反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主张德国吞并荷兰、丹麦和前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领土，认为“未来属于‘大经济空间’，只有这样的一个大德意志帝国才足以和美法俄竞争”，他鼓吹“地球上的统治民族按照各自族源互相淘汰”、“日耳曼民族由于天赐的优良特性，注定要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即领导世界事务、开化野蛮国家……防止野蛮和半野蛮原住民的影响”。

▲拉采尔（图/图虫创意）

第一个明确提出“优等民族生存空间论”的，则是莱比锡大学教授、地缘政治学说创始人之一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901年提出）。

因为一战战败后德意志民族的失落和逆反心理迅速膨胀，“历史学派”虽一度被逐出校园，却在德国知识界和民粹中获得更多响应，出现了所谓“后三杰”即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RobertFriedlnder-Prechtl)、佐姆巴特(WernerSombart)和施潘(Othmar Spann)，他们用不同逻辑、语言和风格诠释和阐发“生存空间论”和“民族优劣论”，并引发广泛共鸣。

他们并非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思想中许多元素却被纳粹汲取，而其言行中俯拾皆是的“种族优劣”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实际上有着自上而下、深厚的民粹基础。

在二战前的欧洲，甚至一些公认的进步作品也不免种族歧视色彩，如战前就开始连载的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其作者埃尔热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作品的倾向是进步的，但即便如此，二战前的几部作品中，作者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白人在比属刚果的“优越性”，并设计了几处在今天看来对当地人具有侮辱性的细节。

二战后作者的思想与时俱进，主动修改了这些情节，这一方面表明时代的进步让种族歧视变成了战后的“政治不正确”，另一方面却也表明，种族歧视在战前的欧洲仍然是“约定俗成”，甚至令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

撰写旅行日记时的爱因斯坦，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大气候”中，如此的历史和时代土壤，注定只能锻造出一套在今天看来是种族主义的、实际上也的确是种族主义的思维定式。

图/图虫创意

许多今天的研究者对爱因斯坦在“游记”时的这种思想、言论表示不解，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实：

爱因斯坦开始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威胁，从而自我流亡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事，而“游记”反映的是此前十一年的“爱因斯坦”镜像，刻舟求剑是不妥的。

亚洲昔日：自把歧视当鞭策

耐人寻味的是，自19世纪后半叶东亚传统的中国中心体系崩溃，许多亟待谋求自强的“先进亚洲人”同样拜倒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旗下，把针对本民族的歧视合理化，并将“全盘改造”当作进步的唯一出路。

就在中国执着于中、西学“体用之辩”时，日本维新者已从最初“尊攘派”（尊王攘夷派，主张不要幕府，回到君权独大的体制）一家独大，迅速转变为“脱亚入欧派”的大行其道。

福泽谕吉早在幕府时代就撰写《西洋事情》，主张日本全盘西化，为贬低以古代中国为蓝本的“尊攘派”，他不惜连篇累牍抨击中国乃至日本的“国民性”，主张对这种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造”，而率先进入“文明状态”的日本则理应担负起这种“改造”的带头人角色。

他的这些主张被支持者概括为“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民族通过彻底的自我改造，把自己“进化为”欧洲人，从而与从前“愚昧落后的自己”以及“同样愚昧落后”的邻居彻底决裂。

在这种思潮驱使下，日本改变了长达千余年不吃兽类肉食的习惯，一度以西服革履替代和服木屐、西洋指挥刀替代日本军刀，甚至有人主张通过“血统改造”，改善日本民族的基因。

▲福泽谕吉（图/网络）

尽管“脱亚入欧论”在明治维新之初振聋发聩，但毕竟和许多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格格不入，喧嚣一时后被“兴亚论”后来居上。“兴亚论”发轫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发扬光大于山县有朋、冈苍天心，20世纪后被日本军方广泛借用，成为“大东亚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脱亚论”和“兴亚论”的共同依据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主张“优胜劣汰”，主张不惜战争拓展“生存空间”，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包括“旧日本民族”在内都在“劣汰”之列，认为只有模仿西欧才能“优胜”，而后者将日本归入“优胜”范畴，认为其有义务在东亚享有特权和“最大的生存空间”。

“脱亚论”和“兴亚论”其实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发展不同阶段的两种表现——当日本刚起步时则想着“脱亚”，连自己一同歧视；等羽翼稍丰则自我“提升”，转而去歧视周围那些和过去的自己同样“劣”的邻居。

然而日本维新的成功、尤其接连战胜庞大的清国和沙俄后，东亚范围内的维新者、革命者一度津津乐道于效仿日本“改造民族性”，以图存自强，他们近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日本“脱亚论”和“兴亚论”的论调（包括歧视本民族的论调），有些更追根溯源，循日文著作找到源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膜拜。

▲落户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爱因斯坦雕像（图/图虫创意）

20世纪20年代的爱因斯坦夫妇，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来到当时躁动的远东，做着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访问。

他带着沉重的时代框架，无法深入华中、华南的中国社会，去了解所谓“麻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真相，所接触的主要是西侨社会，并以后者的叙述不断强化、自证脑中成见。

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爱因斯坦大量公开发表人文主义、反种族主义言论，是在1933年纳粹主义开始直接迫害犹太人之后，尤其二战爆发之后，而这些“游记”则在此前10年。

很显然，只有歧视痛及自身，反思才能触及灵魂，伟大如爱因斯坦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