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名言(吴宓的38首忏情诗的内容是)

吴宓名言(吴宓的38首忏情诗的内容是)

1.吴宓的38首忏情诗的内容是

只找到了6首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花样翻新记艳闻，红颜白发语徒纷。

有情私祝成良眷，安乐微酬半世勤。

卓志奇情慕雪莱，鸳湖艳侣未同陪。

收场老妇谭遗事，听唱中郎最可哀。

2.我们该如何评价吴宓

吴宓（1894~1978），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因其主编《学衡》杂志而成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

近年来随着对吴宓及学衡派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对吴宓的认识已逐渐趋于全面和客观。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

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

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

1921年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

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 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

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 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3.本人收集一些美文美句名篇名句等凡是好的都送来,不在乎精益求精

我喜爱的现当代散文（一）：《傲慢与非偏见》吕麦 正文： 一代大师、学者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聪慧过人，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

青年时期的钱钟书颇有些自负自许，恃才傲物。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

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更是“青眼相加”。

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要知道，被他点名批评的三位教授，是三十年代清华外文系的“梁柱之才”啊。

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 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

这没啥。1937年，钱钟书分别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研究西洋文学。

期间，“浪漫”的吴宓几经反复，打算和32岁的情人毛彦文举行婚礼。消息传出，钱钟书特撰文一篇，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刻薄地调侃恩师的新娘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

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

许多知名学府想聘请他，这其中包括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可是，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杜公超的竭力反对。

吴宓得知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

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2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

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在钱钟书离去之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

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多年后，钱钟书的学术、人格日趋成熟。晚年的他更是闭门谢客，淡泊名利。

一次，他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

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1993 年春，钱钟书忽然接到吴宓先生女儿的来信，希望他为其父新书《吴宓日记》写《序》，并寄来书稿。当钱钟书读完恩师日记后，心内慨然，立即回信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

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 叶兆言说：“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且毫无幽默感。

但他却是大度、真诚的君子。”“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吴宓先生真诚、大度，钱钟书也同样磊落、坦荡。对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吴宓老师坦然表示佩服、一再宽容谦让。

足以表现出他心胸坦荡，爱材容物。 这在当时和现在的社会，都是极难得的宰相肚量、君子修为。

虽然，钱钟书在学问、成就上，远远超过自己的老师吴宓，但他在《吴宓日记》《序》中，谦恭地写道：“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师生各自的人格风范，跃然纸上，呈现在读者眼前。

我喜爱的现当代散文（二）：《声音的联想》罗兰（台） 入春以来，在静寂的清晨或午后，常有一大群麻雀，聚集在后院的尤加利树稍。那轻俏的哨声，时而一点一点，时而一串一串，时而独吟，时而合鸣，玲珑剔透；如水晶，如银铃，如雨点，如珠串，流利晶莹。

在树梢的谱表上，点着音符；小小的，加着装饰音与弧线的，那么活泼俏丽地跳过来，滑过去；又跳过来，有滑过去。这一串串的音符，就织成了一片蕴藏着升级的宁静。

在这样的宁静里，一切的世俗纷争、功名利欲、得失忧患，都如旧梦般地淡去，只觉置身在简单淳朴的大自然，回返无知的天真。那一刻的宁静，不知胜读多少修身养性的书篇。

多年来，在都市里奔忙，都市是属于“人”的世界，是属于“机器”的世界。这世界的一切音响——包括音乐会的音乐在内，都毫无美感可言。

它们嘈杂、吵闹、拘束、紧张、虚伪、造作。因此，我常捕捉远处偶尔传来的一声鸡啼。

有时是清晨，有时却在阴雨未晴的午后。但不管是在清晨，或在午后，那一声孤独而悠然的长鸣都可以给我带来很久很久的宁静，很多很多的对田园生活的幻念和向往。

那生活缓慢的拍子，低舒的节奏，。

4.吴宓的38首忏情诗的内容是

近来一直在读吴宓先生的《吴宓诗集》，这是一本厚达500多页的颇有分量的皇皇巨著。

这本书中不但包含了吴宓先生各阶段的著作——包括他年轻时的一些青涩之作，还包含了他翻译的外国诗歌和许多友人的和诗，及各种关于他诗作的评论——包括不好的评论。由于内容庞杂，诗作质量参差不齐，诗集刚出版时颇为人所诟病。

前段时间读到了他翻译的英国诗人Winfred M. Letts的The Spires of Oxford. 一向推崇古文，反对白话的吴宓在翻译这首诗时破天荒地给出了旧体和新体两个译本。他的旧体译本自然是纯熟老道，但新体译本读来也是别有一番诗的味道，真是不能不让人感叹他作为一代大师的深厚的学术修为！ 原诗： The Spires of Oxford Winfred M. Letts I SAW the spires of Oxford As I was passing by, The grey spires of Oxford Against the pearl-grey sky. My heart was with the Oxford men Who went abroad to die. The years go fast in Oxford, The golden years and gay, The hoary Colleges look down On careless boys at play. But when the bugles sounded war They put their games away. The left the peaceful river, The cricket-field, the quad, The shaven lawns of Oxford, To seek a bloody sod— They gave their merry youth away For country and for God. God rest you, happy gentlemen, Who laid your good lives down, Who took the khaki and the gun Instead of cap and gown. God bring you to a fairer place Than even Oxford town. 旧体译诗： 译牛津尖塔 （一） 牛津古尖塔， 我行认崔嵬。

黝黝古尖塔， 矗立青天隈。 忽忽行没人， 忠骨异国埋。

（二） 岁月去何疾， 韶华不少待。 广场恣跳掷， 人间绝忧痗。

一旦胡笳鸣， 从征无留怠。 （三） 浅草供蹴鞠， 清流容艇棹。

舍此安乐窝， 趋彼血泥淖。 事急不顾身， 为国为神效。

（四） 神兮能福汝， 就义和慷慨。 戎衣荷戈去， 不用儒冠裳。

永生极乐园， 勿念牛津乡。 新体译诗： 译牛津尖塔诗 我看见牛津的许多尖塔 当我偶然走过那边， 那些牛津的灰白尖塔 直映在高穹的青天。

我心中想念着牛津的学生 他们战死在异国的郊原。 在牛津，一年一年如飞的过去， 那个快乐的黄金时代， 头白的学院层楼俯首下窥 看见无愁的学生们欢呼竞赛。

但悲笳忽然吹起了军声 立刻解散他们的球队。 他们离开了那平静的河流， 那宿舍和球场的方圆部位， 那绿草剪得平整的校园， 去找寻一块浴血的土地—— 他们毅然牺牲了快乐的青春 为着国家，为着上帝。

愿上帝保佑你们，幸福的诸君， 你们殉国殉道，一死争先， 你们穿上黄色军服，肩起铁枪， 代替了学士的黑袍方冠。 上帝一定护送你们到一个极乐世界里 比这座牛津城更为美丽庄严。

5.吴宓的爱情故事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

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

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

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

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

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

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

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

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

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

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

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

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 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南京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

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

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

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本欲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

毛彦文断然拒绝。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

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

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

6.吴宓和毛彦文的爱情

意林的更贴近一点

20世纪30年代，毛彦文以其才貌双全，善于交际，曾使得不少文人雅客倾慕，这其中就包括风流才子吴宓。吴宓时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已经结婚生子，遇到毛彦文后，立刻坠入万劫不复的情网。“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公开发表情诗，为了追求毛彦文，他真的与发妻离婚，抛弃了三个幼小的女儿。吴宓的石破天惊之举，遭到了大多数同人的谴责，父亲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但吴宓依然我行我素，对毛彦文痴心不改。

然而，毛彦文并不爱吴宓。他们一个是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真可谓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她对她只有敬重。面对吴宓锲而不舍、愈演愈烈的追求，毛彦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吴宓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于是爱得越发热烈。就这样，7年过去了，吴宓深陷情网不能自拔，毛彦文却果断地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失恋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一连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并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吴宓仍不醒悟，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最得意的门生钱钟书深感痛心，他怒其不争地写了首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因为在对待毛彦文的问题上与老师的观点大相径庭，还导致了钱钟书与吴宓之间几十年的误解。

熊希龄去世后，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他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吴宓仍不死心，痴痴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佳音。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得知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吴宓的后半生，抑郁凄苦，因思念太深，经常会在梦中与毛彦文相会，一觉醒来，泪湿枕巾。“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的吴宓终于在对毛彦文无尽的思念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专家沈卫威教授在台北拜访毛彦文。此刻，毛彦文年逾白岁，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终回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情感的世界里，这是一句害人不浅的“至理名言”。能够释读天书、洞察世事的吴宓教授，一生也没有参透这个简单的道理。鲁迅先生曾说：“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7.哈佛三杰的吴宓

吴宓与汤用彤相识于1911年，与梅光迪相识于1918年，与陈寅恪相识于1919年初。汤用彤与梅光迪相识，可能是由吴宓介绍。而梅光迪与陈寅恪相识，似应在吴宓与陈寅恪相识之后。四人同在哈佛，时为1919年。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所谓“陈君及梅君”，即指陈寅恪和梅光迪。据孙尚扬《汤用彤年谱简编》记载：“（1919年）10月，梅光迪学成归国，赴南开大学任教，公与吴宓至车站为其送行。”吴宓于1921年夏毕业，并由梅光迪介绍到自己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的东南大学任教。汤用彤于1922年夏毕业，也由梅光迪、吴宓介绍到东南大学任教。陈寅恪则于1921年9月离开哈佛大学，转入德国柏林大学，1925年回国。

8.有什么诗句或名言可以客观评价汪精卫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1944年12月17日吴宓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史家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那个与《新青年》抗衡的国学大师——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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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陈寅恪一生挚友

是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的授业恩师

是与《新青年》相抗衡的《学衡》杂志总编

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

促成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他是白璧德的弟子

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他是吴宓先生

今天是他逝世41周年的日子

上面这幅油画出自陈丹青之手。画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今天我们通过两篇文章，了解这位相对而言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学大师——吴宓。

本文来源 | 冰川思想库 （有删减）

作者 | 张守涛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20日生。

吴宓还有一个身份，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就是去年孙俪主演的热播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那个主角周莹）的堂侄。

吴宓，本名吴玉衡、吴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吴宓对“吴陀曼”这个名字很不满意，随手拿出一本《康熙字典》，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可惜他的一生并不安静。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次年，他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5月，吴宓应好友梅光迪之邀，回南高师任教，在第一学年便同时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四门课程。其中，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其他课程也常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吴宓因此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主编《学衡》杂志

教书育人外，吴宓在东南大学从事的另一大业，便是主编《学衡》杂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之事业，所受毁誉大多因此而来。

《学衡》杂志社于1921年10月创立，杂志于1922年1月创刊。杂志社以吴宓寓宅作为办公场所，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柳诒徵为《发刊辞》执笔人。

吴宓在杂志上自署“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的确，《学衡》杂志吴宓出力最大，发文最多，尤其是中后期，杂志实际上由吴宓一人奋力支撑，“总编辑”一职当之无愧。

《学衡》从白璧德以“人的原则”为最高原则的“人文主义”出发，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益处，坚决拥护文言文和旧体诗，主张兼收并蓄中西文化。

《学衡》杂志

学衡派批评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新青年派则斥之“顽固”“保守”“反动”。

两军的领军人物吴宓和胡适还有过一次正面交锋。

有一天，吴宓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

与《新青年》一味破旧立新不同，也与一味复古拒新的严复、林纾等“国粹主义”者不同，学衡派实际上主张“推陈出新”“兼取中西、融贯古今”。

因此，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是和“新青年”一样同属现代主义者，都在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只不过新青年派更激进，学衡派更稳健。

吴宓及刊载于《学衡》上的杂志宗旨

站在今天回顾，学衡派在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学理之正确更不待言，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复兴也有重要启迪作用。

我们应该庆幸，在当年一边喊杀声中，至少有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发出了自己微弱、不同、理性的声音，这是我们民族之光，文化之幸。

“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对于吴宓，普通读者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最看重的《学衡》杂志，而是他的情史——与毛彦文的感情纠葛。

毛彦文是吴宓好友朱君毅未婚妻、妻子陈心一同学，朱君毅突然移情别恋后，很伤心的毛彦文请吴宓说和。

吴宓说着说着，不但没说和成，反把自己搭了进去，爱上了毛彦文。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吴宓索性与陈心一离婚，放手来追毛彦文。

吴宓与毛彦文

世人对吴宓的离婚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不为所动，眼里只有毛彦文，可惜毛彦文最终还是嫁给了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

吴宓为此一连写了38首情诗，其中有一首公开发表的《吴宓先生之烦恼》写道：“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此诗发表后，引起舆论哗然，金岳霖对吴宓劝说道：“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闻之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可怜的金岳霖也感觉自己话不太对，但不知如何解释，只好站着听吴宓骂了半天。

三年后，熊希龄去世，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写了很多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些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

吴宓痛苦地在日记中写道：“宓对彦文之深爱，及情感之缠绵牵缚，实极真切，今生无两。有不容磨灭者。”

《吴宓日记》

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还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

六十多岁时，吴宓曾请人画了一幅毛彦文的画像挂在自己房间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可见他的痴情。

“吴宓苦爱毛彦文”，充分说明了吴宓本质上是个浪漫的诗人，虽号雨僧，有心向佛，但终看不破红尘；虽名学者，捍卫道德，但终不能“克己复礼”。

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

如今人们都在怀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辉煌，殊不知当时研究院主任正是吴宓，是吴宓把导师一个个恭请来的。

吴宓为请王国维，不惜先行三拜如仪大礼，让本不愿意去清华的王国维深受感动，接下聘书。

王国维

吴宓还独具慧眼地将一无博士学位、二无著作的陈寅恪请到了清华，让陈寅恪一生事业有了很高起点。

冯友兰对此说道：“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

后因与清华某些高层意见不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一边继续办《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一边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使得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一流系科。

吴宓曾自言，他的得意学生有“龙”“虎”“豹”三位，分别是钱锺书、曹禺、李健吾。

其中，吴宓对钱锺书分外赏识，关爱有加，曾言：“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锺书

但钱锺书年少轻狂，不太把吴宓放在眼里。吴宓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钱锺书 ：“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吴宓治学严谨，备课充分，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密密麻麻的纸条，并必早到教室十分钟，回答学生问题热情耐心，批改学生作业认真细心。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都能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治学刻苦。

课余，吴宓常和学生一起散步漫谈，常邀学生到家中做客，并常借钱给学生或直接资助。吴宓对女生更是青睐、关爱。他曾在课堂上引用贾宝玉的话，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吴宓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逗得全班同学大笑。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留影

“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

吴宓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十余载，曾于1941年同“哈佛三杰”中的另外两位两杰陈寅恪、汤用彤一起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并曾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

1949年，吴宓原本也有机会去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安排专人相邀，软硬兼施地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结果，吴宓半夜谎称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

傅斯年

1949年后，吴宓虽然也有心进步，将珍藏的一千多册书捐献给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自愿将学校原定的“一级教授”改为“二级教授”。但他终究逃不脱“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吴宓曾言：“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的确做到了！

晚年的吴宓

状况好时，吴宓也会心有不甘。一日，他与妹闲谈，听说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宓于是急切言道：“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待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1978年1月17日，苦行了一辈子的“苦行僧”吴宓走到了生命尽头，“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吴宓一生“殉情殉道”，虽结局黯淡，但经历足够精彩，生命足够充实。

吴宓先生与钱锺书

文/杨绛

钱锺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锺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锺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来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锺书近况，忙就走了。

锺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钱锺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锺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锺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Co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上了一个形容词Super-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锺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温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地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锺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锺书，还附上短信，说锺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

锺书很失望，很失望。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那时候，温源宁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中最亲近的一位。温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锺书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还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温先生的本意。锺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

锺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只陪着他心中不安。我至今还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为我不安也是内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温先生和吴先生虽然”不够知己，究竟还是朋友；锺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我如果稍有头脑，应该提醒他，劝阻他。尽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个诸葛亮。但是我那时身体不适，心力无多，对他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跳进眼里的只是那两字的雅号，觉得很妙。我看着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没说什么话。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关心，这使我深深内疚。我们同在内疚，不过缘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点不错。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他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

一九九三年春，锺书住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回家刚不久，我得到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说到我们两人的话。她征得同意，寄来了她摘录的片段。锺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它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这显然是为了使吴宓先生伤心的那篇文章。尽管他早已向吴先生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他始终没有忘怀。他信上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按说，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温源宁先生之命而写的，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锺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锺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锺书也是真诚的人。

锺书对我说：吴宓先生这部日记，值得他好好儿写一篇序。他读过许多日记，有的是Ｒｏｕｓｓｅａｕ式的忏悔录，有的像曾文正公家书那样旨在训诫。吴先生这部日记却别具风格。可惜他实在没有精力写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记仅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后，只能偷懒了。他就把自己的请罪信作为《代序》。《代序》中说，他对吴宓先生“尊而不亲”。那是指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其实，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六十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作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

他曾是钱锺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锺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从未说过我曾听见钱先生这样说。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本文原载《读书》 , 1998 (6)

纪念吴宓先生逝世4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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