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一瞥︱新见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

自2005年起，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不定期现身拍场。两人是旧相识，1931年，楼适夷从日本回来不久，就发表了《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自此施氏被划入“新感觉派”。紧接着阿英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里助拳，杜衡以《“第三种人”的出路》反击，直到1933年，施先生才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郑重声明：“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这批信自施家流出，写于1981-1983年之间。恩怨已过去半个世纪，信中谈的大多是现今的事，这封也不例外。

蛰存同志：

您在春节写的信，一直搁在社里，我到前几天才收到，同时也收到了承蒙寄赠的《燕子龛诗》，非常感谢又不及及时作复，为歉。从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寄来《外国独幕剧选》，早已收到，我不知是您寄赠的，亦未及复谢，甚罪。

曼殊诗自幼爱读，但现在已几十年未接触了，您编这套文库，介绍古今中外艺文精品，很有意义。关于曼殊身世，这里收录的柳亚子《新传》，是1928年之作，后来是有订正的，即关于曼殊为日本人之说，是误信曼殊自撰而故作玄虚的《潮音跋》及《断红另简记》故事所作错误结论，后经调查核实，作了重大更正，确定曼殊是苏杰生与日女若子所生之子，是中国人。另作《苏曼殊传略》及《重订苏曼殊年表》推翻前说。这是我最近偶然翻阅81年6期《人物》杂志，见到柳无忌《关于苏曼殊》一文才知道的，请参阅。曼殊的小说《断鸿另简记》、译诗《海潮音》，如有可能收入《文库》也好。

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是1932年（33？）为左联筹款，由我编辑的，各篇都是名家专写的，收日人一篇是鲁迅先生指出叫我译出的，我早已见不到此书，您看看是否值得重印，由您决定好了。

您一直在勤恳地写作、翻译与编书，非常钦羡，身体一定很好吧！我在一个冬天，只能闭门笼火，偶有小的活动，工作也只是一天打渔，两天晒网，没什么成绩，连仅有的余年也在蹉跎，很惭愧，只望春暖后好好振作一下了。专覆 即颂

健寿

楼适夷

二，二三

楼适夷致施蛰存信

信落款没有年份，依据正文提到的两本书，考证不难。《燕子龛诗》，苏曼殊著，施蛰存辑录，为“百花洲文库”一种，1981年9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外国独幕剧选》第一集，施蛰存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可知写信为1982年2月。

信封正面

施苏交往，除曹旭先生《施蛰存、苏曼殊和我》以外，成文不多，依据沈建中先生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可辑录相关事迹。说是交往，并不确切，1918年2月，苏曼殊于上海逝世时，施蛰存时年十四岁，就读于松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两人从未谋面或书信往来。尽管天人永隔，从施氏的用功用心而言，神交倒也不为过。

《燕子龛诗》引言里说，大概十岁时，施蛰存在《南社集》中读过苏曼殊的诗后，立即成为苏氏的崇拜者，在他眼里，苏氏“每一篇都有高度的情韵”而自己“几乎每一首都能背诵”。不过，随着年龄渐长，浪漫渐退，认同也有了微妙变化。

《燕子龛诗》

1925年，施蛰存就读于大同大学三年级，当年他的投稿重地《世界小报》，刊登了《金君珏致施眉子书》，提及“兄诗瓣香定公，可谓探骊”。“定公”是龚定庵，此乃褒奖，施蛰存却不认同，四天后回复《奉金君珏书，眉子拜上》， 开篇就是“足下谓弟诗似定公，果何所据。不觉其似定公于万一也”；意犹未尽，顺手扫了一下诗界前辈，“上至苏曼殊，下至朱鸳雏，莫非学定公者，然而皆但得似其格调，而不得其境界也”，“陈小蝶亦步定公，然而败矣”，字里行间可知当时态度。

步入老年，且历经多次运动后，施蛰存心态又有改变。如1962年，见到哈依纳曼书店的当年书目，外文出版的新资料获得不易，“阅之竟夕，亦过屠门而大嚼也”。自我满足的同时，也念及故人，尤其是逝者。如读到Verlaine的诗作又有出版，而中译自田寿昌、戴望舒后，久无人继起，于是想起苏曼殊旧句“震旦事事不如人”，不由得不合时宜的感慨：“艺文之衰落，于今尤甚。”

三年后，读报知西湖秋瑾、徐锡麟、苏曼殊墓均已移至龙井，“谓风景区不当有坟墓也”。少年时偶像的遗迹不得保存，无处凭吊，只能收点私货以纪念。友人曾馈赠四张曼殊画作的照片，是高天梅的遗物，原画作于1903-1909年间，早已无存。1972年，施蛰存六十八岁，“在很孤寂无聊的时候，忽然得到一本柳亚子印的苏曼殊诗集《燕子龛遗诗》。重读一遍，好像遇到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竟使得我恢复了青春”。于是搜觅并抄录集外诗，又汇抄了当年诸家投赠、题咏、哀悼之作，各编为一卷，“放在书架上，随时吟咏，借以解闷销愁”。第二年又有跋语，“乃今之少年，几不知有苏曼殊，则世运转移，人情亦变，今之少年，无曼殊之情致矣。诗人之于时代，其得失皆在于此，甚可唱也”。

《燕子龛遗诗》内页

终于，荒唐的时代过去，《燕子龛诗》付印，印数六千五百册，颇受欢迎，当时的文学青年万君超，特地请施先生题签。不过书的质量一般，万君超说，“老人叹息此书错字颇多，真无可奈何”。而且编辑方面的指责声渐起，1983年《文学遗产》第一期刊登林辰《评新编两种苏曼殊诗集》，提及施编不够规范，如“辑者没有一一注明它们的来源”；依据的本子也有问题，如最值得研究的《本事诗十首》，“这个辑本里却面目大变，无论在内容上、在编排上，都与历来的传本相差很大”，而且“没有作一字说明”；“校勘断句上，也有一些错误”。 文中特地指出的《曼殊新传》失察，全与楼适夷信中相同。口气也不留情面，“施蛰存同志在《引言》中自述青年时代是曼殊的‘崇拜者’，现在又辑录曼殊的诗，而他竟未见这些重要本子，反而求诸坊间俗本，这倒真是令人觉得‘可异’的”。

1983年《文学遗产》第一期

从出版而言，林说都是硬伤，但回到非常时代，倒也情有可原。《燕子龛诗》引言提到，这书印行的因缘，是“秘本”被一位青年朋友发现，他坚执把抄本借去，施蛰存回答：“不必了，抄一遍也费事，还是找个机会把它印出来罢”，可知此书是沿用文革时的辑录，后来未再修订，书后两跋，时间还停留在1973、74年。人事屡更，复罹兵燹，施蛰存旧藏苏诗诸本尽皆亡俟，这个辑本以新得王德钟辑《燕子龛遗诗》为主，用《沈尹默书曼殊上人诗稿》增补，后又得中央书店刊本《苏曼殊诗文集》（林口中的“坊间俗本”）。楼适夷信中提到柳亚子改正前说的《苏曼殊传略》，发表于1932年上海《文艺茶话》，后又收入1933年开华书局版《苏曼殊文集》，如前文所述，施蛰存此时对苏著兴趣索然，估计均未读过。此外，此书辑录时是为了自用，最多给朋友看看，并没有想到出版，所以随见随抄，没有诠次，都是遗留问题。

《苏曼殊诗文集》

实际上，施蛰存对苏诗的再度兴趣，更多只是停留在特殊时期。读了林文后，他曾对朋友说，林辰写得很好；大概也觉得，这样的事情，有能力做的人也还有。楼适夷提议“百花洲文库”收入《断鸿零雁记》（信中误为《断鸿另简记》），施蛰存也没有采纳。1983年，远在香港的学生古剑，要把关于苏曼殊的文章寄来，施先生回复说不必寄了，“我现在已看不完许多需要我看的文章了”。

《断鸿零雁记》

施蛰存与楼适夷的交往，相关文章也未查到，此信恰好处于节点，不妨就此回顾。有记载的两人通信，早在1932年1月。《文艺新闻》刊登了《施蛰存谈一生之希望》，这个题目太大，不像是施先生感兴趣题材，果然，这只是一封回信，题目应是楼适夷后拟。通读全信，大概是这么回事，《文艺新闻》寄来一封信，列重大问题数十个，请施先生回答。先生说了两个意思：第一，国事、世界事不敢过问，也无学力过问；第二，自身之事，无可回答，“弟一生希望，只是每年能够写几篇惬心的创作，译几本看得过去的书而已”。推辞之际，又提到视楼适夷为“有为者”，而近来自己“异常消沉”，精气神不在一个层面；至于自己的希望，“去年如是，今年亦如是，至明年后年亦将如是”，你们如要列入文艺年鉴，“每年刊载一遍可也”。这近乎戏谑的回复，楼适夷不会读不出来，他也不含糊，干脆来个全信刊登，交给读者评判。

类似的事情，第二年又来了。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约稿《创作的经验》，组稿者又是楼适夷。当时的后记说，此书的目的只是“使那些专门找作法入门的人，可以有机会认识一些创作的实践的途径”。直到1982年重印，楼适夷在新的题记中，才正式道出实情：“当时编这本书是当作‘左联’的一项任务来做的。我们约请了‘左联’的作家，也约请了几位不属于‘左联’的作家为此书写作专稿。他们虽没有参加组织，但对‘左联’的事一向都是积极支持的”。

《创作的经验》

这次施蛰存没有推辞，大概是提前得知了稿费将全部捐赠左联。约稿的成功，让楼适夷很兴奋，半个世纪后还津津乐道，他说：“这件事象征地说明了三十年代‘左联’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不但是‘左联’本身，其中实在也有周围许多朋友的力量。”由此信可知，此书1982年12月的再版，正是楼适夷向施蛰存建议。此书收入“百花洲文库”第二辑，其实题材有撞车，上海书店于1982年4月也影印了此书，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不过当时正是出版业的春天，此书作者大牌云集，有鲁迅、郁达夫、丁玲、张天翼、叶圣陶等，何况一影印一排印，倒也不为过。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的《创作的经验》

而后两人交往不多，偶有谋面，也是公务。如1954年中国作协召开“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全国应邀出席的翻译家有一百零二人。这是文学翻译界的顶尖会议，上海去的代表有伍蠡甫、李青崖、施蛰存、包文棣、草婴和任溶溶， 楼适夷作为北京的代表也有出席。

之后运动频频，熟人尚且互相避之唯恐不及，更别说是泛泛之交。可以查到两人恢复联系是1977年，8月20日，楼适夷有信给施蛰存。这也是一份回信，从内容看，施蛰存曾去信询问社里的存稿，并商谈今后译事的设想。楼适夷当时尚未平反，但人文社都是故旧，举手之劳而已，他转告外文编辑部去函联系。信尾他还有些唏嘘：“十年辛苦不寻常，大家总算过来了一条艰危的长道，追怀不少中途逝去的友人，心里是悲郁的。”施蛰存谈到会北京一游，楼适夷的热情似乎有些过，“吾兄京游，希能早日成行，一抒积悃，亲朋日稀，良深同慨也”，不过也可感触到他朴实的性子。

两人的交往，楼适夷在北京的朋友圈中也有提及，比如冯亦代。他比施楼二人小一辈，却也是旧相识。1940年在香港时，施冯就有交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了一个暑期讲习班，戴望舒、冯亦代等人都没有这种经验，正好施蛰存一月前抵港，被戴拉来筹备，还担任了教课。不过后来断了音讯，1979年冯写信过来，谈到自己现在《读书》编辑部，想请先生写关于《现代》和《文饭小品》的文章，还需特地提及是从楼适夷处得知先生近况的。此信还讲到施蛰存必定感兴趣的一件事：“望舒明年逝世30周年，京中友人总希望能做些什么纪念他。”

1980年7月， 施蛰存七十六岁时，继去年参加文代会后，文革后第二次来京。这次也是公干，主要任务是带领研究生们去北图查阅毕业论文所需古籍文献。上次以听取报告，分组讨论为主，这次时间自己做主，安排可以公私兼顾。一行人住在北师大招待所，每天上午八时至下午二 时，先生带五名研究生去柏林寺分馆阅书；下午2 时至3 时半在妹妹施灿衢家吃午饭，以后即外出访友；周六、日不去图书馆，前往各处名胜游览。

北京的故旧太多，“四窗”皆备，拜访的人包括茅盾、张天翼、卞之琳、钟敬文、端木蕻良、闻宥、黄君坦、黄药眠、夏承焘，孙源、叶祖孚、张伯驹。也访问了人文社，见了不少编辑，如孙绳武、蒋路、李易、张木兰、王央乐、绿原、郭豫适、许觉民。当然，也有楼适夷和冯亦代。有些谋面，名头很大，却没什么干货，比如和沈从文先生。施蛰存后来在《滇云浦雨话从文》里回忆：“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以致“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当然，意外收获也有。去戴望舒女儿咏絮家访，“检阅望舒遗物，发现了一批外国友人给他的信札，最多的是艾登伯的信，共十八封。我把这些信带回上海，想译成中文，供研究诗人戴望舒的青年学者参考，也让几位仅存的老朋友看看，多了解些望舒。”施蛰存的执行力很强，后写成《艾登伯致戴望舒信札》，刊登于1982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

1982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

此信还有下文。1982年4月10日，楼适夷复施蛰存函，谈的还是《创作的经验》。施先生认为此书不错，可收入第二辑，并建议楼的旧作也可以出一本。楼适夷回答得很实在：“我没有可供‘文库’收编的作品，旧稿年来是收集了一些，想编集子，有人约好，但我自己看看，越看越不想编……我译的书，是不少，可能有些还有用，但都是转译的多，在当时还可以，现在重印就无必要了”。

当年10月，楼适夷在李易的陪同下，登门拜访施蛰存，估计还是谈出书之事。此后，两人联系日渐稀少，但通过这几年的交往，施先生对楼的本性有了认同，多年后仍有提及。1993年，施蛰存已八十九岁，在复李欧梵信中说：“楼适夷这位先生十分老实，他从日本回来，觉得我的小说很像日本的‘新感觉派’，因此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文艺新闻》上，当时并无什么反应。近年来，我分辩了几次，我说我不属于这一类，他就写信来表示歉意。其实大可不必。”

最后，信中施蛰存主编的两种书，均见证了文学类图书的兴衰，也可以说一说。“百花洲文库”看上去芜杂，其实着眼于三个方面：新文学方面，选取绝版又没有重印的；古典文学，侧重于没有单行本的专集、别集；外国文学，则编印短小精炼的译本。十种为一辑，每种十万字左右，以《燕子龛诗》为例，单本定价两角六分钱。

第一辑十种：《二十一个及其他》（张天翼）、《边城》、《江南风景》（端木蕻良）、《山谷》（刘北汜）、《王昌龄诗集》、《东坡小品》、《燕子龛诗》、《西窗集》（卞之琳）、《高龙芭》（梅里美）、《王后的裙子》（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从目录看，果然是百花丛生的野洲。然好花不常，施先生1983年1月私信提到：“百花洲文库已印出第一辑十册，第二辑十册春季可印出，第三辑十册已发稿，以后恐将停止，出版社无兴趣矣”。

“百花洲文库”

1992年，历经人事与市场的变动，《外国独幕剧选》终于出到了第六集。此书归属于 “文学作品选读”丛书，当年《外国短篇小说》一种，印数即达十五万册。第一集的编辑海岑，颇具传奇色彩。他原名陆清源，是海上小说家兼名医陆士谔次子，也是施先生的老朋友。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福建永安（战时省会）行医，医运不坏，用行医所得办了个出版社，印行了不少文艺书，畅销东南五省，其中就有施译德国剧作家苏特曼的《戴亚王》。这次重续旧缘，合作非常愉快。

可惜第一集出版前2月，海岑就过世了，施蛰存颇为伤感。一、二、三集先后于1981、82、83年出版，印数分别为五千三百五十、六千、四千五百册。后面就不顺了，1985年7月，施蛰存给编辑金名的信中说：“四集早已校了清样，还要四季度才出版，同我的《词学》一样，现在有些不想编书了”。直到来年6月，第四集才出版，印数锐减为一千七百册。至于第五、六集，1988年上半年已经付型，1992年1月方才发行，印数分别为六百册与六百五十册。不过，极少的印数，倒也成就了旧书业的奇货可居，在某旧书网上，这两个当年的难产儿，现标价已达每册四百至八百元。

《外国独幕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