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剿匪的名言

蒋委员长剿匪的名言

1. 蒋委员长的抗日宣言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2. 这是蒋委员长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哭的这么伤心

这是蒋介石1937年2月211320日在南京仁孝殡仪馆举行的国民党元老朱培德葬礼上哭泣的照片蒋介石对这位于北伐、剿共期间尽心尽力的老将感伤不已，且坚持为朱培德5261守灵，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4102尚属首例。

主要原因是：1、朱培德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战功卓著。2、朱培德在蒋介石与各派之间一直起调解、沟通作用。

16533、朱培德主动放弃军权、地盘，并在放弃之后毫不计名位，积极协助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回4、朱培德在战乱时期，进退得体，顾全大局，不喜杀伐，性格宽仁，不谈政治取向答。

3、朱培德在做人方面实践了古圣贤提出的准则：温良躬俭让。

3. 李雪峰的名人名言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1907年1月19日生于山西省永济县，1925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院，在青年学生中组织和领导了读书会和书报合作社，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发行部取得联系。

1931年被保送到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1932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互济会，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山西互济会党组书记等职。1934年至1935年9月，任中共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月至1937年1月，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参与组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月，任直中特委书记、中共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指导“冀西民训处”，组建冀西游击队。

还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率领一批平汉线省委干部进入山西省太行山区，与129师会合，开始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参与组建晋冀豫省委，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对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的贡献。

1938年初至1947年11月，先后任晋冀豫省委书记、中共太行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负责领导太行根据地地方党的工作。他广泛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在太行山工作战斗了10年，同太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胜了敌人和困难，使太行根据地闻名国内外。 1947年11月至1949年9月，随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受命组建了第一届中共河南省委，兼任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 1949年6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中南局党校校长。

参与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恢复城市经济三大运动、荆江分洪工程和武汉钢铁厂初建等工作，为解放初期的中南地区各项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54年11月，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

为我国大型国有工交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协调中央工交部门与地方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苏联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参加和领导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建设工作，深入东北工业基地的厂矿企业，实地调查研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参与制定在企业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分工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等管理制度。 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农村基层，抓紧组织农村抗灾自救，缓解和减少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有力地贯彻了中央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

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的制定等工作。 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四人帮”迫害，被隔离审查8年之久。1983年6月他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是中共七大代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列席了党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写的文章：“尊严”等许多。 2003年3月15日4时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李雪峰（1907—2003） 1907年1月生，山西永济人。曾用名张青巽、张柏枫。

1933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大学文化。1934年起任中共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

1936年2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37年1月起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起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38年2月起任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8月起任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

1942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委员。1943年10月起任中共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治委员。

1945年3月起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驻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

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8年5月起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

1949年3月起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政治委员，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

1949年12月起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

4. 蒋委员长的庐山谈话

蒋介石庐山谈话

卢沟桥事变（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谈话，表示对日应战。193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各部长正在江西庐山举办庐山暑期训练团及谈话会。8日，蒋介石得到了日军挑衅的报告，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在庐山参加训练团的将领孙连仲等下山，率军援助河北。10日，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提出书面抗议。1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说明中央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命令他就地抵抗。

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对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郑重宣布：“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事变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接着申明四点：“①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②冀察行政组织，不客任何不合法之改变。③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④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最后庄严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方针，得到全国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都赶去南京，参加商讨抗日大计。自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新高潮。

胡适断言，西藏平叛，解放军肯定打不赢，毛主席嘲讽道：不懂装懂

中国是个多山国家，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山地占国土面积的1/6，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区。人上了高原就会发生高原反应，即高原不适应症。随着海拔的升高，在反应程度上，高原世居人群（如藏族、塔吉克族同胞）较轻，平原人群较强烈，海拔越低的人群反应越明显，边防的极端艰苦自不待言。

历史上，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主要在拉萨等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区，清朝对边疆实行羁縻政策，平时驻军人数不多。高原反应主要发生在更高海拔的雪山上和进藏途中，康熙朝曾有“云南官兵三百，在山上宿营一夜尽死”的记载；乾隆年间廓尔喀侵扰后藏，在翻越大雪山时也有士兵倒毙；福康安平廓尔喀， 曾言及“并有川岚瘴气，早晚行走，每致头晕气喘”，古时不知道高原反应，认为是瘴气，与廓尔喀交战时，登上大雪山的8000多清军只剩下5000多人，其中很多是病亡。1904年前，英军两次侵入西藏，高山缺氧让英国人记忆深刻。

1959年，西藏平叛部队与藏民联欢

民国在西藏无驻军，西藏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英国得以在西藏上下其手，留下一条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新中国刚成立就严正声明，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任何外来势力不得干涉。1950年，18军开始了艰苦的进军。西藏地广人稀，经济极为落后，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土，解放百万农奴是根本，18军必须严格执行“大军进藏，不吃地方”的政策，在社会发展差异巨大、民族隔阂很深的西藏立住脚、扎下根，才能肃清英美的影响和西藏分裂势力，完成和平解放的重任。所以18军进藏后，要进驻各地要点，而且是永久驻防，内地部队在世界屋脊上大规模驻军，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从低海拔地区上到世界屋脊，18军历尽艰辛。那时对高原反应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谈不上什么习服过程和高原病防治。部队一边进军还要一边修康藏公路，修甘孜机场，而且经常断粮。部队急进高原后应该有一定的适应期，而且初上高原，高原反应会降低人的工作效率，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不及平原的60%，作战时会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这些经验，都是各部队在进军、驻防和平叛作战中探索出来的。

胡适

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时，驻藏的原18军部队只有6个团兵力，美国情报机关分析，按照反游击战3:1的兵力对比来测算，解放军要想平息叛乱，至少需要20万军队，但以川藏和青藏两条砂土公路的运输能力，最多只能供应10万人，由此判断叛乱20年也平定不了。为了呼应美国人，“民国大师”胡适在台湾也赶紧说话了，他说西藏那么多大山，大陆想肃清“革命军”是不可能的，解放军输定了，绝对守不住西藏。胡适对西藏叛匪的这个叫法，代表的正是台湾的立场，当时台湾把叛乱分子看作对抗新中国的“起义者”，准备对叛乱武装直接进行援助。美国却没让台湾插手。美国可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更毒，他们要的不是叛乱武装的“起义”色彩，而是打出独立的旗号。美国还多次怂恿几个拉美小国在联合国提出有关西藏问题的提案，想把水搅浑，只是没有得逞罢了。

美国人犯的错误是再次小看了解放军的战斗力，他们总是过于相信客观的原因，比如装备、后勤、地理、环境，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当年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能打败美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人的主观发挥到极致。而胡适完全是信口开河，他的理由就是山多，所以解放军打不赢。毛主席当时就说了，胡适的这句话方法论有问题，只有“大胆假设”，并不“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的名言。毛主席这样说，是在用胡适自己的名言反过来打他的脸，嘲笑胡适因为立场问题，违背自己的原则，丢掉一个学者的基本准则，不惜满嘴胡说，毫无廉耻。

1959年国庆阅兵，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拉萨叛乱爆发后，在西藏主持军区工作的谭冠三政委手里只有13个连，仅两天时间就平息了市区的叛乱。同时，调54军的130、134两师和兰州军区的11师进藏，加上驻藏部队不过五万人，用了三年时间，彻底平息了西藏叛乱。西藏平叛不是单纯打军事仗，是和争取群众、民主改革紧密结合的，后期主要是昌都等个别地区在进行清剿。

其实美国情报部门对解放军驻藏兵力和保障限度的测算还是靠谱的，直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们投入的兵力也基本是这个数，只是把134师换成了55师。驻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所有物资给养，都要靠两条土路从2000公里以外运上去，后勤保障极其艰难，供应能力是有极限的。

而54军和11师，进藏后经受了高原转战的严酷磨炼，继久驻高原的原18军部队之后，也锤炼成为适应高海拔作战的高原劲旅，为平叛斗争的胜利和民主改革的实现立下了功勋，使百万农奴迎来了彻底的解放。西藏的社会和平，特别是大量翻身农奴在边境作战中全力以赴，踊跃支前，又成为部队顺利进行反击作战的重要保障。也再次证明，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早在平叛前，毛主席就有两条指示，一是必须争取群众，二是把我们的部队练得特别能打。18军部队转战万里雪域建功，54军是四野劲旅，而且刚从朝鲜战场下来，11师是兰州军区头等主力师，长期剿匪平叛，都是战功赫赫的部队，战斗力本不存在问题。但主席说的能打，是在高原特殊环境下的能打。两条指示寥寥数言，可谓深谋远虑，抓纲携领，一下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世界屋脊上作战，高原适应性是一个重要前提。对印反击战用哪些部队，承担什么任务，参战顺序和作战区域如何划分，从参战部队的使用上就能看出来：老高原是主力，海拔高的是主力，有过高原经历的当预备队。参加反击战的部队，全部参加过三年平叛，也就是说，上来的还是这些老部队。

印军被俘的军官，从左到右为：辛格中校，阿里瓦利亚中校，达尔维准将，里克中校，泰瓦利中校

首战克节朗河谷，藏字419部队三个团都是原18军的主力团，已经进藏多年，这一仗当然是“老西藏”来打，以确保首战必胜。克节朗地区海拔在4000米以上，步兵提前潜伏在印军前沿，支援火炮用人力抬运上来，进攻发起后迅速歼灭了印军第七旅，老高原给参战部队开了个好头。

第二阶段，战役规模扩大，我方用三个师及山南军区四个连，对西山口至德让宗的印军进行多路迂回分割包围，即刘伯承元帅说的“打头、击背、剖腹、切尾”，力争消灭对方主力，打痛印军。

最艰苦的深远距离迂回包抄，挑大梁的是11师。11师从1959年进藏就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转战，而且进藏前在甘南剿匪、平叛多年，高海拔行军和作战能力经受过严格检验。11师不负重托，横跨重重雪山冰河一路疾行，按时截断公路“切尾”成功。七天五夜强行军下来，即使是行军能力超强的11师，战士也累的“恨不得把扣子都摘下来扔掉”。飞兵贝利小道，把这支“走遍新西兰”的一野老部队能打善走、英勇顽强的作战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照片中的右2是火力排排长贝尔少尉，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担任浅近纵深迂回的全是长驻高原的18军老部队，西有藏字419，东有山南军分区郭指分队（原18军159团），从两翼钳击印军的战术指挥中心。藏字419 部队虽然进行过战前侦察，但迂回路线毕竟位于印控区，用的又是非常不准确的”神仙图”（神仙图指英国探险者盗绘的地图，许多位置是凭估测瞎标的），以致在迂回过程中还是走错了方向，电台也与联指长时间失去联系，只能以枪声为目标攀崖溜索寻路而行，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森林峡谷不是一般的复杂难行，不可预料的情况，“老西藏”也无法完全避免。赶到德让宗后，在向南猛追扩大战果时，创下了两小时急行军35公里的纪录。154团一直打到传统习惯线的吉莫山口，途中击毙印军旅长辛格准将，加上在克节朗战役俘虏的达尔维，印军损失的两个旅长都是该团的战果。

从正面攻击西山口的是从青海调来参战的55师，该师长期在青南高海拔地区平叛，这次经2000公里远距离公路输送紧急进藏，十分疲劳。比较西藏而言，算是从“低海拔”上来的部队，所以担负“打头”任务。55师就是战斗英雄庞国兴所在部队，战时没有换装56式新枪，而来青海接防的21军61师已经换装。如果从武器装备考虑，似乎应该让61师直接开上去。61师是三野老部队，从朝鲜回国后接着参加了甘青南平叛，但55师已经在青海驻守了十年，在高原适应性上显然更有优势，61师就被用作了预备队，如果战事扩大再需要增兵，就轮到61师上阵，当年能上高原打的这些部队，都做了梯次配置。55师接到命令时正在秋收，集结完毕上车就走，从青海到西藏进藏海拔越来越高，即使是这样的高原部队，翻越唐古拉山时仍有战士牺牲于高原反应。55师召之即来，打完就走，张国华司令员赞誉有加。

被解放军俘虏的印军

至此，62年反击战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结束，出自一野和二野的这些“老高原”担任主打，全胜而归。

瓦弄方向由54军负责，所以130师又来了。130师在1962年初才结束昌都平叛任务归建，回到四川搞生产。对印反击战打响，军委指名又要130师紧急收拢部队赶赴边境参战。丁盛军长再次挂上“丁指”的牌子，和副军长韦统泰、师长董占林带着130师再次沿熟悉的川藏线进藏，到位就打，取得了著名的瓦弄大捷。如果战事升级，参加过三年平叛的134师也做好了进藏准备。在瓦弄方向参战的，还有一个昌都军分区153团，这个团也是老西藏，由1952年从云南方向进藏的二野42军126团留在西藏的一部发展而来，长期驻防察隅。

从新疆方向进藏的一野2军先遣连及后续三个连队，西藏和平解放后编为阿里骑兵支队，也是阿里平叛、西段反击战的参战主力。至于西段新疆方向的反击战，海拔更高，打的也同样出色，参战的都是随王震49年进疆的4师等一野老部队，在高海拔地区驻防的时间更长。

右1为威廉姆斯上尉，他驾驶的贝尔47G3直升机被我军击落，却受到了尼赫鲁的表彰。表彰没有被俘？

本文作者：徐渡泸，“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任何媒体、自媒体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读者欢迎转发。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