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发朋友圈
时间:2022-04-13 12:41 | 分类: 句子大全 | 作者:秦朔朋友圈 | 评论: 次 | 点击: 次
香港发朋友圈
1. 怎样在微信朋友圈显示在香港
方法如下：1、打开微信，在发现中点击朋友圈。
2、进入朋友圈2113,5261点击右上角的相机图标，再点击从手机相册选择的选项。3、在相册中选择需要的图片，点击右下4102角的完成选项。
4、点击所在位置。5、选择香港点击右上角的发送1653选项就可以了。
微信朋友圈指的是腾讯微信上的一个社交功能，于微信4.0版本2012年4月19日更新时上线，用户可以通过朋友圈发表文字和图片，同时可通过其他软件将文章或者音乐分享到朋友圈。用户可以对好友回新发的照片或留言进行“评论”或“赞”，用户只能看相同好友的评论或赞。
2016年2月7日，微信朋友圈出现服务器正在升答级，将很快修复提示，但点击后仍能正常播放。
逃离香港？大湾区融合？
· 这是第4357篇原创首发文章字数 4k+ ·
· 舒时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近年来，香港向深圳广州等内地城市的外移人口增加，极有可能会形成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的催化剂。
春节之后，当卫生防疫中心宣布2月9日的当天确诊人数破千后，大量港人宁愿被强制隔离21天，也要北上深圳躲避。从媒体公布的数据来看，2月份刚开始不到10天，累计过关人数已突破上万人次。截至2月14日零点，香港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71例，引起了全网巨大的关注……
正在“失血”的香港
引发这一波港人迁移潮的，是由香港国泰航空的机组人员违反自我隔离规定、违规进入香港社区而引爆的第5波疫情。目前这一波疫情正愈演愈烈。
春节后，香港的新冠确诊个案日创新高，从单日个位数确诊病例，发展成为单日破百、随后破千，前后不到2周时间。
这导致大批香港人开始考虑向大湾区迁移。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受访者中，有大量香港本地青年，其中颇多拖家带口离开香港。言谈显示，他们已经打算长期在深圳或广州发展，至少短期内不会再重返香港。
留在香港的人也不安分。笔者所在的一个“港漂”家长群里，越来越多的内地移居香港家庭开始讨论如何逃离香港。
早在春节前夕，香港教育局已经全面停止了中小学幼儿园的面授课，不少大学也先后宣布网课安排，全港所有的会所、体育设施全面关闭。伴随全面禁止面授课的，还有港府宣布的禁止8国航班访港。
在上述8国中，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原是香港家庭外移的重要目的地，而菲律宾外佣则是香港外佣的主要来源国。
对于香港的双职工家庭来说，当下局面尤其尴尬。一方面，子女不能得到正常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外佣赴港受阻，双职工面临子女在家无法照顾的困境。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几乎没有港漂家长愿意妥协。早在2020年的疫情暴发之初，已经不少港漂家庭用脚投票，选择深圳、上海或是英美等地作为子女的下一站。这一次的疫情更为严峻，在英美受阻的情况下，家长群讨论最多的，便是如何迁移内地。
根据香港立法会在2022年1月公布的统计数据，香港的总人口从2020年至2021年减少了3万人，其中男性减少1万人，女性减少2万人。
港府统计处在2021年9月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显示，从2019年年中至2021年年中，排除内地以单程证方式赴港定居的人数，“其他净迁移”项下已经连续三年出现人口净流出。
其中，2019年全年净流出9000人，2020年全年净流出9.6万人，2021年净流出近9万人。
或许更直接的一个数字，是香港政府公布的劳动总人口数字，从2020第3季至2021年第3季度，已急剧缩减了5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上述时段期间，香港强积金局公布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由关闭的个人强积金账户累积达到4.16万个。
很多人可能认为，近两年香港人口的减少，或许与疫情带来的工作机会及经济衰退有关。但是根据立法会提供的2021年度数字，香港的失业人口数量实际上从2020年的22.7万人，已经迅速降至15.8万人；而就业人口的收入中位数，则从1.9万港元，升至2万港元。
此外，政府的公务员编制在扩大，香港GDP从2020年的缩水6.1%至2021年扭转为劲增5.4%——这种矛盾的数字似乎说明，新一轮的香港人口迁移潮，与香港本地经济的关联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内地城市，特别是大湾区的发展吸引力，正逐步增强。过去两年，笔者身边已经不止一位港漂放弃了在香港的工作，去深圳发展。他们之中，有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有工作数年正处于职场上升阶段的业务骨干，还有面临退休的投资专家。
很多人走得一无反顾，除了极个别的随身物品，几乎把在香港的所有物品都全部送人。
深圳能否有效留住流入的人才？
由于语言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迁移至内地的香港家庭，不少首选深圳。那么这一波移民潮，是否会影响香港竞争力？又会给深圳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第一个问题，涉及香港的发展地位；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有关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问题。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提一下，在2021年11月底，由笔者所在的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协助主办的一场深港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上，来自深圳、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的顶级学者就如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全球金融竞争力畅所欲言，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及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对上述问题做了很深入的讨论。
肖教授提出的几个观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是对于香港的发展地位的判断。
肖教授认为，香港是中国的外循环经济，这里有以港币为基础的一整套成熟的、被全球认可的离岸自由港经济金融体系。
香港作为全球最开放、最国际化、最市场化、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自由港城市经济体，在中国外循环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并且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
香港的劣势只是没有可充分利用的腹地，这不仅限制了其优势的辐射，也制约了其解决内部结构性难题的选择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香港因为疫情而一时引发劳动力迁移而“失血”，并不会引发什么重大经济后果。
从港府披露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尽管过去两年，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香港仍然能实现大幅经济增长，失业率从历史高位跌落，并几乎实现了经济学上的全民就业指标，这显示出这一自由经济体的韧性十足。只要给香港足够的经济腹地，它的未来发展仍然是具备很强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问题事关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与机遇。
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借用肖耿教授的观点。他对比了横琴模式、前海模式、北部都会区模式，认为三种模式都存在缺陷。归根到底，仍是粗放式发展经济的传统，主要是着眼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及招商引资。并不能在短期内促成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对比之下，肖耿教授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即跳出以行政区划分和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传统监管方式，升级为针对不同市场主体进行个性化的分类，实施精准监管的现代数字监管方式。
肖教授设想，在深圳的行政管辖区内，可以允许符合资格的港澳企业或其部门分支机构，在经过创新性、系统性、精细化设计的内地试验区内以港币进行运作，并接受港澳法律和监管——这种监管模式可以推广至学校、医院、银行、社会福利机构等市场主体。
在上述设想之下，深圳试验区内的港企与港人，其所得税归香港；而深圳可以得到的好处是房租收入、本地就业提升，以及迅速地衔接国际化创新，包括吸引全球企业、资金和人才。
精准监管背后的放权与让利
笔者认为，在数字经济的成熟发展之下，肖耿教授的上述政策设想的确具备可操作性，从政策的初衷来看，也完全符合粤港澳三地的利益。
在春节期间，我与一些从事粤港澳经济研究的学者、企业家及投资机构主管进行了大量的交流。
总体来看，大家都认为肖耿的精准融合监管，的确是深港两地政策制订层面，以及微观层面都容易接受的一种方案。
但是，实施上述方案的阻力不小，目前来看，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三个最主要的障碍：
首先是该方案涉及的法律的问题。如果要在深圳建立一些实验区，其区域内允许复制香港的法律小环境，这种政策实验区的设置本身就涉及重大的体制改革。这种改革需要中央的强力支持才有可能实现。
即使中央愿意支持，要想让粤区的有关地方政府放弃部分法律管辖权也是困难的。毕竟这种让度能否带来区内的经济发展或是人才引进，目前还处于设想阶段，这将是这些地方政府大员的关注问题。
随着香港港区《国安法》的落地，香港乱港分子已经不具备兴风作浪的能力，但是这并不等于大湾区内的各级地方政府都真心愿意在本区内建立一个“两制”实验区，引入香港的法律体系；即便愿意，如何具体实施而防止出现“外溢”效应，也是一个重大挑战。
从实际操作来看，在横琴这样的岛屿上，可以进行两个制度并存的尝试；但是在深圳或是广州这种容易出现“外溢”效应的行政区，哪怕是建一所完全按照香港教育体制运行的国际学校，地方官员们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有香港的学者提出，即便是在深圳实验区内建成了港式的学校，香港的老师愿不愿意每天跨境去教课也是问题，这些老师是否可以在实验区里使用香港的教学材料，特别是那些在内地教育部门看起来不那么符合意识形态的教材，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且，如果碰到现在的疫情情况，这些香港的老师更不可能去深圳教课。
其次，是需要解决粤港澳三地政府对于各自资源配置和经济利益划分的问题。香港目前的高校大部分还是享受政府补贴，由港府进行资源划拨。如果港府要跨过深圳河，到内地去补贴实验区内的香港高校，有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立法上的困难。有关问责官员需要向香港立法会议员解释，此举的必要性、经济性，能给香港纳税人带来的好处等等。
要知道，香港的制造业早已内移，产业空心化已经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在深圳实验区里的香港企业或研究机构的成果，未必能给香港本地带来经济上的利好，或是工作就业机会。
而从深圳这一方面来看，试验区内的港企与港人并不向深圳纳税。在深圳本身的土地资源较为紧缺的情况下，只是获得租金收益而无法从港企和港人这里获得财政收入，这也是需要地方政府深思熟虑的。
虽然说深圳可以利用实验区内的港企，迅速地衔接国际化创新，吸引全球企业、资金和人才。但是深圳本身已经是一个国际性很强的大城市，近年来的科技创新环境不断优化，政府有可能未必愿意用实验区的方式来吸引香港的外资。
有熟悉粤港两地情况的港企研究专家表示，过去几年，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搞实验室，其实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它所带来的深圳与香港及国际联接，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紧密。受限于种种原因（例如近年来美欧各国对中国的设限），很多尖端的科技设备仍然无法迈过深圳河。因此，要说服深圳当地政府进行这方面的资源配置，还需要双方找到更多的共识。
又比如，深圳和香港均在争取创业机构落户，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在本土落地。香港在2021年通过了有限合伙基金的修订法例，对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的附带收益（Carry）采取豁免征税的规定。从综合税务安排上，香港比深圳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深圳是否愿意跟进，背后同样是财政资源和经济利益的让步问题。
第三是从信息与数据的交互流通问题。在港府公布的大湾区发展方向中，创新科技产业、金融服务、航运物流是三大重要的发展领域，而这三大产业均离不开数据的交换。
而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内地越来越重视数据出海的问题，包括内地高科技企业赴海外上市，也要首先就数据出海获得国家网信办等有关部门的许可。可以想象，如果是香港公司同时在深圳和香港设置分支机构，根据法律，该公司并不能将两边的数据进行跨境共享。
在同一公司的粤港两边数据不能打通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分别就两边的数据支付使用费用，而且两边的数据有可能无法衔接。这会形成不同的账户管理体系、数据体系和管理体系，这些都无意中增加了公司成本。
诚然，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还面临大量的现实问题。但不可否认，大湾区概念从2017年提出设想迄今，已经获得全面发展。目前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占广东全省的85%以上，是继美国纽约都会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都市圈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
而且，为了让更多香港及不同界别的人士到大湾区发展，内地已采取大量的突破性政策措施，包括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享内地居民同等待遇；保障在粤工作港澳居民子女与内地居民子女享同等教育安排；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支持大湾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等。
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不排除真的能实现肖耿所说的“对不同的市场主体进行个性化的分类精准监管方式”，从而让大湾区成为中国经济外循环和内循环的良好衔接带。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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