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名言

陈寅恪名言

1. 血色浪漫1和2 大家喜欢看吗谈下经典之处

郑桐：被忽略的真心英雄！

看了大家对《血色浪漫》的感想，钟跃民、张海洋、宁伟这些人似乎帅呆了，可戏份不少的郑桐却很少有人提到，即使提到他的，只言片语间也似乎都是一股不屑的口气，好象郑桐顶多只是一个还有那么一点可爱的小丑！

孔庆东先生写过这么一句话：给别人带来欢笑的人，往往最不被人关心，甚至被人认为浅薄无聊，顶多说你一句“开朗幽默”。很少有人去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开朗幽默”的人。我觉得用在郑桐身上再合适不过。我承认钟跃民、张海洋、宁伟几位人物确实很有魅力，有本事，讲义气，有男人汉气概，我同样也很喜欢他们，但我认为他们的如此的人气是与外貌有很大关系的。 品位一个男人，不应该只关注其“形”，而应该也挖掘其“神”，而对一个男人来说，魅力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在的方面。我个人认为，郑桐在“神”方面是完全合格的。诸位看官且听我仔细道来。

我承认，郑桐比不上其他几位帅哥那么酷，他戴着一副眼镜，身材瘦削，一脸坏笑像个小毛贼，永远都只能跟在钟跃民他们身后瞎起哄。但大家想过没有，没有绿叶的衬托如何显出鲜花的娇媚，没有郑桐这样的小毛贼跟在身后，钟跃民们的领袖风范恐怕要大打折扣吧？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郑桐不爱出风头，不在乎名分，能够很好的摆正自己的位置的人生智慧。郑桐有一口单口相声的绝活，在和几个哥们一起的时候，他那张总是能带给别人很多快乐，他那张嘴跟钟跃民一样毒，但他也能开得起自己的玩笑，经常是在逗乐别人的同时让自己吃一点小亏，可郑桐却毫不在乎，要论性格的随和，郑桐绝对要比钟跃民、张海洋、宁伟几个火脾气好得多。

在郑桐表面嘻嘻哈哈外表下，包藏着他对义气的执著坚守：从最初与张海洋一伙打架到在陕北和当地青年拼木棍，再到后来在钟跃民饭店里栏住肇事的流氓，郑桐都是挺身而出，而在这些事件当中，没有一次是因为自己而起，但他没有一次临阵退缩。虽然打架功夫不怎么样，但态度决定一切嘛，郑桐还是很尽力的，在他的心中，哥们之间的友情还是摆得很重的，而他更可贵的地方还在于心中的无私，我注意到在他和钟跃民将去陕北插队，临走送别时那几个哥们都只是和钟跃民依依不舌，惟独把郑桐晾在一边，好像他去哪无所谓似的，而这个时候的郑桐却没有一点不悦。在几个哥们中间，郑桐是最瘦小的一个，但他的胸襟风度却是很不赖的。而在钟跃民追求秦岭时，对他完全是当小兵使唤，又是让郑桐挑水又是半开玩笑的叫他一边去，不要打扰自己和美女谈文艺界的事。可郑桐还是不生气，安心当自己的配角。其实以他的智力学识和口才，要和秦岭扯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但郑桐没有这样的野心，他拥有了解并接受自己和世界局限性的大智慧，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郑桐总是一个给别人带来快乐，一个以乐观搞笑形象示人的人。在别人眼里，似乎他没有什么烦恼和心事，永远都是那副天塌下来都还要开玩笑的样子。直到他最好的朋友钟跃民离开之后，他似乎才发现，过去自己一直都是在为了别人而活着，总是在给别人带去开心，总是把内心深处的孤独迷茫深深隐藏。郑桐其实是一个特别害怕孤单、特别重感情的人，在知道插队当地那个小孩抢救无效死亡后，去医院的一行人中只有他一下子伤心痛哭。也许是郑桐平日里的嬉皮笑脸给大家印象太深了，这个细节很少有人注意到。而在钟跃民离开陕北之后，我相信郑桐是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从那段时间他给钟写三封信对方才勉强回一封上可以体现出来。还好，后来他利用一切时间看书学习和思考，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也得到了一个真心喜欢他，抚慰他寂寞孤独的蒋碧云。

我一直觉得，郑桐的幽默是《血》剧最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幽默和滑稽并不是一回事，幽默是需要文化内涵的，但这几样郑桐都不缺。如果在该剧前半部分郑桐还只算是有点小幽默的话，那么在后面他成熟了他则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境界，正如他自己引述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看到，在剧中后半部分郑桐开始有了灵魂上的追求，他能够安贫乐道，能够开心演绎恬淡的生活。后来在为官与为学上的选择就很能体现郑桐不俗的人生操守。而可喜的是，知识多了的郑桐并没有一般文化人的迂腐酸气，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命本色：想与老婆亲热时的候急样，在给钟跃民谈心时的言简意赅和语重心长，当这些细节都生动统一在郑桐身上时，就更显出这个人物的丰满可爱了。

郑桐，一个善良，乐观而且聪明幽默的人；一个有文化有内涵，一个与世无争而又重情重义的男人；一个活得平凡但却有趣自在的真人！能交到一位郑桐一样的朋友，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2. 如何评价陈寅恪的诗句「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

作者：冯庆链接：/question/39004465/answer/130229113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这首诗写于1940年，当时陈寅恪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会后蒋公设宴招待与会人员，会后陈作此诗。这首联无非说不经意间来到重庆，对此从无奢望，甚至还怕蜀道难。

时重庆为陪都，这话自然有点文人的清高在里面了。颔联感慨历史上这些征战之用的堡垒遗迹之类尚在，只是当年的英雄们已经不见踪迹。

这当然是虚写，并非亲历实地。大概有抗日无名将，乃至国事沧桑至此的感叹。

颈联写心中所想，天下大事并非我等所知，只是看花畏愁怕登楼。大事参与不得，发点忧国之思罢了。

尾联回到现实，看行都重庆秋冬傍晚一派灯火，有时光荏苒之叹。这里面有个“食蛤”的典故。

典出《淮南子·道应训》：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

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一个小故事，说卢敖在北海遇见一个怪人，怪人见到了躲到僻静处，自顾自剥着蛤蜊吃。

后来以“食蛤”来比喻不问世事。宋人汪元量曾作有《鹧鸪天》：“水边莫话长安事，且请卿卿吃蛤蜊。”

看来陈寅恪不过皆这个典故，以摆出不问世事、不预世事的文士之风来。吴宓从对此做过注解，意思说陈在诗里表达了对蒋介石的蔑视，这实在的解释得太过度了。

吴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

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3. 不争的名言事例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30多种文字，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

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

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对，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追随”。相反，他们经常为一些学术问题争吵不休，面红耳赤、怒目相视的场面时有发生。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好事者传得沸沸扬扬。

一天上午，梁启超刚上班，同事就递给他一份学报，说：“陈寅恪又要和你干仗了！”梁启超接过学报一看，上面有一篇署名陈寅恪的文章，矛头直指自己。

原来，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有关陶渊明归隐动机的论文。他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寡廉鲜耻，普遍缺乏道德感，他纵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起码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丢掉。陈寅恪则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陶渊明辞官回家种田，是因为东晋被灭之后，他“耻于事二主”，才发誓不与新政权合作。

梁启超读完文章后，笑道：“这小子总是和咱过不去，咱要再写一篇好好和他过过招。”一旁的同事与陈寅恪有些恩怨，见梁启超如此说，便低声建议道：“梁先生，这陈寅恪别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骂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过官，在当今民国又做过官，陈寅恪这不是影射您在‘事二主’吗？”

梁启超一听，脸顿时黑了下来，很是难看。突然，他怒气冲冲地对那个同事喝道：“你滚！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请以后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怀！”那个挑拨是非的同事旋即狼狈地走开了。

陈寅恪得知此事后，对梁启超的人品更加钦佩了。梁启超和陈寅恪尽管常常为了一些学术分歧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在工作和生活中仍相互提携，相互尊重和信任，从不听信他人挑拨。他们在学术上是“死故”，但在生活中是挚友，这样的君子之交以及争与不争的境界无法不令人敬佩。

4.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的轶事有哪些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的轶事：

陈寅恪的一生可以说是铸造了多少的名誉，便承受了多少的磨难，他这一辈子时刻以家族为荣，背负了家族与民族的使命，在其父亲的影响下，辗转于德国、瑞士，后又去了法国、美国，游学13年，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精通22种语言，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掌握广泛的学识。

陈寅恪一直以来都被冠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在清华研究院任职期间，每堂课都座无虚席，连朱自清、吴宓如此的知名教授都一堂不落的旁听陈寅恪的课。在清华园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陈寅恪经典名言与轶事。

陈寅恪的博学通识不仅受清华学子追崇，更是受当世名人教授的认可，他所授课的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宗教、历史、语言等各方面学术类科目皆有独到的研究与著述，陈寅恪曾在其课堂上立下了“四不讲”的规矩：“前人讲过的、近人讲过的、外国人讲过的、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皆不讲。”随着陈寅恪的课堂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甚至教授的慕名而来，这个“四不讲”的规矩也在学界广为流传开来。

陈寅恪行事自有一派风格，往往不受常规拘束，不受舆论左右，1932年，清华大学组织新生入学考试，当时的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便邀请国学大师之一的陈寅恪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便负责出作文题《梦游清华园》，另一题为对对子，引起了考生哗然，仅一人获得满分。题目为上联“孙行者”，满分下联为“胡适之”，另有“祖冲之”、“王引之”答案尚能得分，而满分获得者便是之后的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陈寅恪出题怪异，与当时盛行的白话文运动格格不入，但陈寅恪出此题是为了测试学生的读书量的多少与词汇量的贫富，更想考察学生的思维条理。

5. 有什么诗句或名言可以客观评价汪精卫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 1944年12月17日吴宓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史家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希望采纳

6. 谁可以解析一下陈寅恪先生的这首诗

这是两首诗吧。

前一首：

《丁亥除夕作》

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

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

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

这首诗写于丁亥年即一九四七年大年三十。他没有用公历纪年，也没有用民国纪年，而是用传统纪年。难道这是老学人的别有用心？我记得鲁迅有一首反战诗，也不用民国纪年，也不用传统纪年，而是用公历元旦作题。莫非二人异曲同工？

除夕是中国人真正的过年，在除夕之晚，一家人要团聚烧火烤火过大年。这一习俗最讲究的是团团圆圆。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雅兴一来便作诗。但诗人想到的不是一家之团圆，而是一国之升平。诗人以历史为鉴，从战国孟子反战之语“杀人盈野”，看到现代的杀人盈城，浓缩反战诗人杜甫之句“洗甲兵”来抒发自己的渴望。再联想到唐代安史之乱为祸八年以及政府军喊少数民族回纥人进城烧杀掳掠，暗喻当时的战祸频仍，然后以北宋徽宗二帝被废，中国南北分治，暗写当下动荡之时局。接着再化用元代诗人经典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揭示兴衰废亡都是老百姓受苦受难。其历史的纵深度与深厚度都是叹为观止的。最后，从自己五十八年人生历程切入，一句流涕尽，有几多辛酸几多痛楚，真让人不寒而栗。甲午海战、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武昌起义、北伐、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发生在这五十八年中。哪一次不让人痛心疾首。其中个人所受的苦难罄竹难书，国家所受的苦难罄竹难书。所幸的是，诗人凭他的直觉和敏感，嗅到了太平的气息。知道自己这条老命有可能见到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他这个年过得很有希望。整个诗的基调是忧患的，是厌战恶战反战的。虽说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升平世界由谁带来，但其向往和平向往太平的情感掺和在诗中，这个除夕，无疑是一次精神大过年。战争这个凶“年”即将过去，这可是很令人欣喜的。

后一首：

《〈广雅堂诗集〉有咏海王村句云：“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昨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

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诗题引张之洞“咏海王村诗”，别有深意，此处“海王村”中的“海”，意在引出“海甸”，即清华大学所在地，引张之洞诗“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此处借“醉汉”暗指冯友兰，“称祥瑞”，指迎合新时代。两句意为反讽，这些大学教授直是糊涂。“昨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琉璃厂”是旧书肆所在地，此处指当时的清华大学，“琉璃”即有“华”之意。意谓冯友兰等知识分子放弃了独立性，开始“业新书矣”，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琉璃厂书肆并没有卖过新书，足证陈诗别有所指。“迂叟当年感慨深”，是陈自我感慨，“贞元醉汉托微吟”，此处“贞元醉汉”指冯友兰。冯友兰作于1937至1946年间的著作称为“贞元六书”。“托微吟”似指陈当年给冯著写过两篇赞扬的审查报告。

引用资料：

陈寅恪《丁亥除夕作》所作时间与诗意考——卢英宏

陈寅恪诗笺释三则 ——谢泳

7.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诗的详解

“鲁连黄鹞绩溪胡 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 园林差喜适幽居”。这是陈寅恪为王国维自沉后，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诗作。1929年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碑文中写到：“先生之著诉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借王国维的自沉，抒发自己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仰。

诗中所谓“绩溪胡”，殆指胡适，是他荐举了“大儒”王国维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传绝业”，则是指王国维讲学清华，主要讲授其运用金甲文字以考证商周古史的业绩，此即享誉学界的《古史新证》中之“二重证据法”。括而言之，梁氏之“绝学”与陈氏之“绝业”，异其辞而义则一；“绝”者，非比寻常、出类拔萃，皆指甲骨文字研究（包括以金甲文字“考史”），其业卓越，其学超凡。

其中“差”字读cha，一声，是勉强，稍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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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诗的“黄鹞”、“独为神州惜大儒”、

黄鸡：白居易《醉歌》中有“黄鸡催晓丑时鸣”的句子，后用“黄鸡”代指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如苏轼有“休将白发唱黄鸡”的名句，陈大师在诗中也几次用“黄鸡”来代指蹉跎岁月，这句诗的意思是指像鲁仲连一样隐居而浪费时光的“我”和胡适，鲁连即鲁仲连，这里仅取其隐居的意思，诗人自称，绩溪胡即绩溪胡氏，指胡适。

独为神州惜大儒：我俩独自为华夏神州失去一代大儒而惋惜。

园林差喜适幽居：园林之清华大学，清华是在皇家园林的遗址上建的，差喜即差足自喜的省语，聊以自慰的意思，幽居、隐居，这句的意思是聊以自慰的是清华胡适个适合隐居的地方。

那个顺者昌逆者亡的时代，陈寅恪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铁骨铮铮

民国，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

在那个军阀林立，政局混乱，国事衰微的时代，中国教育却得到了空前发展，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

在这些大师中有一位曾在世界很多一流的名校都就读过，却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

他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

他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

被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

他是“我国当代通儒第一人”，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

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他是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

他是盖世奇才，

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

他是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

雍正末年，陈寅恪的祖辈，便从福建上杭迁居到江西义宁，而后又经过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让这个家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培养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被世人赞誉为“陈门五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祖父陈宝箴（1831-1900），21岁时便考中举人，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张之洞说他“才长干济，学识深通”，曾国藩称他为“海内奇士也”，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后因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而遭革职，1900年被慈禧赐死。死前，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

陈宝箴

父亲陈三立（1853-1937）是诗坛泰斗，“同光体”诗派领袖，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与谭延闿、谭嗣同合称“湘潭三公子”，

与谭嗣同、徐仁铸、陆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

陈三立38岁考中进士，在父亲陈宝箴去世后谨遵遗嘱，不问政治。

少了政治上的束缚，父亲陈三立便把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教育事业。

1903年，陈三立在老家开办了思益学堂，为提供学堂之地，陈三立果断决定：

“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

他注重培养学生们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取消"八股文"科目禁止学生行跪拜礼，并与教师相约不背死书不打学生，从而开创新式学校的先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波及北平、天津，众人纷纷携家逃离，而陈三立却说道：“我决不逃难！”

当陈三立听闻他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

当即与之断交。

在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陈三立拒绝日本人游说，怒斥：

“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便招呼佣人拿扫帚将日本人逐出家门，而后他开始绝食抗争，五日后忧愤而死，享年85岁。

陈三立(齐白石画)

大哥陈衡恪（1876—1923）是一位天才横溢的画家，美术家，艺术教育家。

与鲁迅、李叔同、齐白石为至交好友。

齐白石曾说：“除了陈师曾以外，懂我画的人，简直绝无 仅有”。（陈衡恪字师曾）

梁启超评价他为“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格、不朽价值的第一人”。

陈衡恪的画

侄子陈封怀（1900—1993），（陈衡恪之子）。中国近代植物园的创始人。

陈封怀1936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他谢绝了英国导师的盛情挽留，毅然返回祖国。

他对自己的导师说：

“报春花的故乡在中国，

我的根，也在中国。”

回来的时候，他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行李，却带回了六百多种植物标本。

1948年秋，蒋介石想装饰和宋美龄的庐山别墅——“美庐”。派了四个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时任植物园主任的陈封怀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有责任保护！”

“陈门五杰”各个皆是精英，但最另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陈寅恪了。

陈寅恪自幼聪明好学，幼年之时便能背诵十三经，是有名的神童。

1902年春天，13岁的陈寅恪跟随大哥前往日本求学，在此次的旅途中结识了哥哥的好友——鲁迅。

三年后因患足疾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也取得了人生中的唯一一张文凭。

1910年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便开始了他断断续续的16年留学生涯，在留学期间他熟练地掌握了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二十余种语言，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求学十数年，他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足迹踏遍了西方所有的一流名校。但直到游学结束，他也没拿到一张外国文凭！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与俗谛桎梏。——只求学问，不求学位，这样务实的求学治学理念，伴随着陈寅恪一生，直至他成为名誉四海的大师。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任命吴宓为研究院主任，由他主持筹备事宜。

研究院创办之初，第一件事情，便着手确定合适的导师人选。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吴宓的肩上。

吴宓先后找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大师，可在第四位大师身上出了些意外。

吴宓原本准备邀请章太炎出任导师的，可章太炎与梁启超不合，当他听说也请梁启超时当即就拒绝了吴宓。

吴宓无法，只好回到清华，向校长曹云祥汇报此事并推荐了他的哈佛同学——陈寅恪，建议邀请陈寅恪担任第四导师一职。

曹云祥不知道陈寅恪是谁，便向梁启超打听：“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他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他没有文凭。”

曹云祥又问：“那他有没有知名的著作。”

梁启超摇摇头说：“也没有任何知名的著作。”

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也无著作，如何能够胜任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郑重其事告诉他：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心动了！立即发电报邀请陈寅恪回国担任导师。

至此，四大导师横空出世，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出世即巅峰时代！

国学研究院仅仅存在了四年，但它却在中国学术界开创出了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就了一大批国学大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同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他在第一堂课开讲之时便对学生说道，在他的课堂上有“四不讲”，即：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博古通今，学问精深，在讲课过程中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的一字不差！

很快这名学问贯绝中西、深不可测的大师，便深深折服了整个中国学界，他的课场场爆满，不仅学生过来听，就连教授们也经常过来旁听。著名教授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都是课堂上的常客。

因此，学生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太老师”、“教授的教授”。

他的学生后来的国学大师的季羡林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梁启超由衷地佩服道：

“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著名历史教授姚从吾说：

“陈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是：

“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的诗

1937年，北平沦陷，为逃离日本人的魔爪，陈寅恪带着妻女，离开北平，一家人也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眼疾也因此耽误治疗最终导致一眼失明。不仅如此他的书稿也在战乱中几乎全部遗失。

后来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可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制度史述论稿》。

1939年，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陈寅恪与家人转道香港准备前往英国，恰在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但牛津大学的教授位置却一直为他留着，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949年胡适在逃往宝岛时一再邀请陈寅恪随他同行，陈寅恪拒绝了邀请，选择栖居在岭南大学。

但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最后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亲自上学校劝说，并开出只要他去香港，马上给他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但陈寅恪都不为所动。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53年，郭沫若和李四光邀他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

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但要求并未被允许，他最终也拒绝了北上，他晚年悲剧也在此埋下了伏笔。

1964年，双目失明陈寅恪耗费十年时间，靠着口述最终完成了80余万字的史诗——《柳如是别传》。

1966年，时代对他的摧残与迫害如潮水般涌来。

他的助手被赶走，委派给他的三名护士也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房子也被收回。在一个又一个的寒冷冬天，白天忍受红卫兵的批斗，晚上还需聆听那些从窗外高音喇叭内传来的来自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

最终这个孱弱的老人屈服了，他一遍遍的写自己的反动事实，但始终都不能让他们满意！

这位巨笔如椽的宗师，写了百万煌煌巨作的宗师哭了，他用尽一生的力气，却怎么也写不好自己“造反”的事实。

悲哉！痛哉！

1969年，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几年的批斗消耗了他最后的那点精力。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怜人生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用生命中写下最后的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唯有眼角不断流泪。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夫人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不能同生，但愿同死！

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离去。

42年前一代大师王国维逝世，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2年后他所撰写的碑文同样适用于他，

他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人生格言，

他一生的风骨与悲怆都与这句话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