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卫斯理祷告名言

约翰卫斯理祷告名言

1.个人认为卫斯理有哪些名言

1："我把整个世界当作我的牧区。"

2："我真的是为讲道而生！"

3：（他经常告诫传道人）："救人灵魂是你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工作。"

4："让上帝以他喜欢的方法，去成就他自己的工作。"

5.我所要的信仰是"对上帝有肯定的依靠与信心，足以使我晓得藉着耶稣的功劳我的罪蒙赦免，因此我得与上帝复和。"我所要的是保罗介绍给全世界的那种信仰，尤其是在他致罗马教会的书信中所阐述，使凡有了它的人都能呼叫说，"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活着，是靠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且把自己赐给了我"的信仰。

6.我所寻求的是另一国度，所以我情愿在这世界上做一个流浪者。

7.如果我们对人的灵魂--那基督以死赎回的--能有爱心，我们就必能爱惜每一寸的光阴。

8.我们要思想，也要让人家思想

9.撒旦自身是不自相纷争的。

10.上帝的工作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以魔鬼的工作去推进。以一种温和平稳的精神去应付艰难工作，较以凶恶的方法必更有效。虽上帝在改教时代曾使用一些冷酷，傲慢，易怒的人，但上帝并非因他们有这些性癖才使用他们，而是他们虽有这些不良性癖，上帝仍然使用他们。如果他们有较谦卑温和的品性，上帝必更加重用他们

11：我想知道一件事--通往天堂的道路--怎样才能安全着陆在那边快乐的海岸。神自己来到世间告诉了我这条道路。为此他曾从天上下来。他将这条道路记在一本书中。哦，给我那本书！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把神的这本书给我！我得到了这本书：这里的知识足够我用。让我成为唯独精通这一本书的人吧。

12：（有人指责卫斯理"以传教赚钱"。他回答：）赞美上帝，我有清白的良心，我的心从未谴责过我。我深知，上帝也深知，我毫不欲玷污自己；我视钱财如街上泥土，我从没有追求它。而我所有的，仅是衣食所需，生活所需。我从不为钱财献媚，从未向财主献媚，从未使用过任何手段，也从未为自己筹募过任何捐钱。

13：怎能怪魔鬼不喜欢户外布道呢？其实我自己也不喜欢。我喜欢很舒适的房子，柔软的椅垫，漂亮壮观的讲台。但如果我不愿为着多救人的灵魂而把这些物质及外表的事都践踏在脚下，那么我还有什么热心之可言呢？

14：我们若为上帝的缘故，无论背负何种十架，上帝必使这十架更甘美更芬香！

15：但若合上帝的旨意，我喜欢见有别人奉差遣在富贵人家当中工作。如果我可自作选择的话，我情愿继续（正如我？两袼龅模┐¸R舾肚畹娜恕？

16：主呀！如果我必须争论，就和魔鬼的儿子去争论吧；让我和你的儿子和平相处。

17：（给传道人的三点忠告）：第一、请大家谨慎禁戒，勿背地说人家坏话，议论人家坏事，或发恶言。第二、所有传道人必须禁戒以攻击还攻击的事，不论是私下或在公众面前，争辩的事也不可有。第三、传道人不可传争论的道理，只传那简明的，实际的，和经验上的道理。

18：我实在佩服上帝的智慧，他按照人们的不同爱好，栽培出不同作风的传道人。

2.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经典名言

1.家是抵御一切可怕东西的庇护所

2.小小的自尊心乘机蠢蠢欲动

3.爱情与痛苦是远望前方而不是回顾以往

4.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藏爱人的坟墓

5.心的青春是奉献于太阳的祭礼

6.人生是场赌博，能赢的唯有聪明人，所以首先要看清敌人牌而不能暴露自己牌

7.任何努力决不落空，或许许多年都会了无音讯；却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

8.灾难往往会令人特别孤独

9.幸福是灵魂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心的和声.而灵魂最美音乐是慈悲

10.要把阳光撒进别人的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11.和煦的春天正在酝酿中

12.光明的盟友是苏醒的春天

13.人亡物在，故旧星散

14.他还是相信，两个相亲相爱的人，用一种深刻而虔敬的爱情相爱的人结合是人生旅途上最大的幸福

15.爱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德，最大恩德

3.约翰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生于主后一七○三年，主后一七二○年进入牛津，六年后被选为牛津林肯学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A.D.）此时也进入牛津。不久他们兄弟二人与一些主内的弟兄聚在一起，组成「圣洁会」（The Holy Club）按时查考圣经及祷告。不久，他们更从内省的属灵追求推进到福音工作上去。他们开始监狱的布道工作。由于他们严谨的属灵操练，牛津的同学们便讥讽地为他们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绰号。

主后一七三五年，卫斯理兄弟二人感到神的呼召，毅然离开牛津安逸稳定的生活，远赴美洲作宣教士。他们在乔治亚州努力工作，不见什么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于主后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国，留下约翰继续工作。到了主后一七三八年，连约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怀着挫败的心情回到英国。但神却藉着这些挫折叫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这便成为他自己复兴的起点。回到英国后，他认识了一些莫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会的聚会中，约翰·卫斯理听到有人诵读路德《罗马书注释》序言。他深受震撼，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实地体会基督救赎的恩典。

这次经历之后不久，他便前往德国，与弟兄会的人生活一段时候，体验操练敬虔的生命。从这时起，他整个人生命的方向都改变。

卫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复兴之后，便奋不顾身地为主工作。他们四处宣讲神的道，但很多的教会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对他们充满感情的讲道，不太欢迎。于是他们只好到一些教会以外的小组那里讲道。主后一七三九年，怀特菲德从美国回英国工作，他更邀请卫斯理兄弟二人与他同工。于是，约翰·卫斯理的巡回露天布道生涯便告开始。而他所到之处，信徒便大得复兴，很多人深切认罪，并且重新向神委身。

约翰·卫斯理不但有布道的恩赐，更有组织的恩赐。他不像怀特菲德，讲道复兴信徒后便往别处去，不太注重跟进工作。约翰·卫斯理却很着重跟进工作。他的讲道复兴了信徒，但复兴之后又如何？假若不给他们适当的栽培，恐怕复兴的热潮过后，便什么也没有留下。约翰·卫斯理把复兴的信徒组织起来，将每一区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长。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励，班长更有责任督促班员操练敬虔。对于那些因一时感情激动而加入团契，而并不渴求真正属灵操练的人，约翰·卫斯理非常严厉地对待他们，甚至将他们逐出团契。因此，团契中的人都非常认真，所以能保持团契的属灵素质。

因约翰·卫斯理的复兴工作，本来冷漠的知识分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对神也失去信心的劳工阶级突然间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对象，他们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泼起来。他们开始关心社会中一些因工业革命受伤害的人，一些在社会的变动中失落的人。传福音的托负也越来越重，因而成为另一个运动——宣教运动的基础。

4.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经典名言

1.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2.怯懦的人，会把朋友送给刽子手

3.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着生

4.我是我自己痛苦的主

5.一个人的痛苦，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个性，另一个是个性太强

6.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

7.对于成功，99%的努力和1%的天才是不够的！还必须有200%的品德做保证

8.累累的创伤，就是上帝给与我们最好的礼物

9.人人都谈及幸福，但真正理解幸福的人少而又少

10.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11.扼杀思想的人，是最大的谋杀犯

12.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13.人类的生活其实都是心理生活

14.人生不出售来日票，一旦动身，绝不能复返

5.卫斯理中的经典语句

我打了一个呵欠，才道：“好啊，两位仁妹，黄夜来电，有何见教？”

两人似乎仍在不断笑着。

她们的这种笑让我非常迷惑，如果说仅仅只是恶作剧，她们似乎也不会可恶到如此程度；如果说不是恶作剧，可她们又一直都在笑着，根本就不像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后来，我一想，倒是不能以笑来判定她们是否遇到了特别的事，因为她们两个人，就是遇到了天大的事，也一定会笑着去面对。温宝裕可算与她们是特别的熟悉了，他就曾经说过：“两千多年前，维苏埃火山突然爆发，数以亿吨计的火山灰，在刹那之间罩住了庞贝城，把城中所有的一切，全都埋进了火山之中。如果这样的情形再一次出现，将我们也埋进去的话，再过几千年后，有人将我们发掘出来，一定会发现，所有的人全都极其恐惧，只有良辰美景这一对，竟然是笑着的。那时候，发掘的人一定会感到骇异莫名。”

这两姐妹似乎有什么特别的事急着要告诉我，是以，根本就不容我插进话去。

她们说话的速度非常快，又是两人一唱一和，旁的人在她们说话的时候，要想插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这种情形，温宝裕也曾有过一种形容：“两挺机关枪，一挺刚刚停下来，另一挺就又开始叫了，在这种情形下，就是神仙都不敢发起冲锋了。”

——《鬼车》

我又按住了他的肩头，令他坐了下来：“慢慢说，什么东西？冰山之中有什么？”

张坚举起酒瓶，又倒满了一杯酒，一口气喝去了大半杯，才道：“这一座冰山并不大，但是与众不同，它晶莹澄澈得如同水晶一样，简直一点瑕疵也没有……”

我忍不住举了举酒杯：“张坚，祝你退休之后，成为一个诗人。”

我耸了耸肩：“你骑不成木马了。”

张坚喃喃地道：“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我想了一想：“要我陪你去走一遭？”

张坚点头道：“你多少应该准备一下！”

我摊了摊手，道：“准备什么？带上一件免浆免烫的衬衫？”

张坚也不好意思起来，他道：“别怒气冲天，卫斯理，我保证你不虚此行。到了之后，我派你做最轻松的工作。”

我瞪着眼道：“派我做什么？放企鹅么？”

当天晚上扎营，除了有六七千条两尺以上的大鳄鱼围住了我们，说甚么也不肯离去之外，倒也没有甚么别的惊险。不过在火光的照映之下，看那些大鳄鱼，有时一起张开口来打呵欠，白牙森森，那滋味也决不太好受，这一夜我和白素轮流值夜，不敢松懈。

我道：“那也没有甚么不好，这里虽然乱，也可以住人，厨房在哪里？我们可以自己煮东西吃！”

白素笑了笑：“好，那我到市场去买点食物回来！你不要乱走！”

我耸了耸肩：“我为甚么要乱走？”

我不断思索着，想找出一个答案来，以致一直躺在那个大木箱之中，忘记起身，直到白素进来，陡地发出了一下惊呼声，我才坐了起来，看到白素一脸吃惊的神色，瞪着我。

白素一见我坐了起来，她才道：“你——从甚么地方找到这具棺材？”

我道：“这不是棺材。”

白素有点啼笑皆非：“如果这不是棺材，那么请告诉我，是甚么？”

我本来想说：“这不过是一个放死人的箱子”，

直到此际，我才知道语言是多么有用。“卫斯理”三个字，任何人，只要能讲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将之讲出来。可是，你试试在脸上做表情，要去表达这三个字！

——《天书》

6.john dewey的名言名句

人已经开始认为地方的一部分世界处于危险之中。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生于美国佛蒙特州，1879年毕业于佛蒙特大学，1884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84-1888,1890-1894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1889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哲学。1894—1904年在芝加哥大学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主任。约翰·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等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1952年6月1日因病去世。

7.约翰·邓普顿的名言

*An attitude of gratitude creates blessings.. Hel

p yourself by helping others. You have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s on earth.. love and prayer.

（天佑感恩之心，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在地球上最强的武器就是爱与祈祷。）

*The main focus in my life now is to open people's minds so no one will be so conceited that they think they have the total truth. They should be eager to learn, to listen, to research and not to confine, to hurt, to kill,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them.

（我生命中专注于开启他人的心灵让人们不自满的以为他们以了解地球上所有的真理。他们应该热心于倾听、研究、而不是封闭、伤害他们不认同的人。）

* If you buy all the stocks selling at or below two times earnings, you will lose money on half of them because instead of making profits they will actually lose money, but you will only lose a dollar or so a share at most. Then others will be mediocre performers. But the remaining big winners will go up and produce fabulous results and also ensure a good overall result.

* How about no income tax at all on people over 65? People would continue working, remain healthier, not be an economic and social drain on society. Then the elderly would also have more disposable income to help charitable activities.

（让65岁的退休人员免税如何？人们将继续工作，并更健康，而且更不会使得社会的资源枯竭，而老人也更愿意帮助社会。）

* Buying when others have despaired, and selling when they are full of hope, takes fortitude. 这句话最有名，也是最为欣赏的一句话。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希望中毁灭。）

8.约翰·卫斯理的神学系统的特色

卫斯理自己没有提出具体的系统神学理论，他是一位实践者，他是一位“实践神学家”。

我们只能从他所写的著作 （包括他的讲章、日记、函件等）去重新整理探索他信仰背后的神学理论。六十年代末期，现代卫理宗名儒欧特勒提出这四大神学支柱，后来被大家广泛引用。

大公精神意指超越了宗派/神学的藩篱，源自教会传统，因他希望寻找出能合乎传统的神学融合观点，因而发展出大公及教会合一的精神，提出普世之爱， 卫斯理： “卫理会友教友们是人类的光荣，他们从不反对各方意见，与任何不同的崇拜方式，他们只坚持信心与爱心。我不介意被称为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但我为你作为一个异教徒而忧心，说实在的，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倒不一定比一位行为高上的异教徒好。”

（致郝顿夫人，1783年）。卫斯理也努力使 理性与经验密切结合，他认为理性是用来建立一个与别人对话的接触点，他也强调宗教经验之真实性。

卫斯理始终尽力将新旧的元素加以整合，希望两全其美，他将每一事工作到极限广及各个角落。他认为成圣是信仰过程非常重要的部分，认为一个蒙恩的人，就是恢复了原本神造人时所赋予的原本形象，当初神以自己的形象造人，也托付人要管理这个世界。

因此成圣的生活也包含了重视环保与人权等问题，这就成为今日循道会与其他派别不同的特色，所独具的内在动力。 唯独圣经：圣经是最高无上的权威，其他三者只是辅助者。

“我不准许其他任何的规则作为信心与实践的标准—只有圣经、唯独圣经……”。圣经的重要性大过它的真实历史性、或神学可靠性，理性是用来解释圣经，教会传统能帮助解经有权威。

经验可帮助把圣经中话语的真实活出来。费克雷有佷好的结论：“圣经是信仰权威的源头……教会及其传统提供了诠释权威的资源，在圣灵的恩赐下带来亮光……人的经验世界（不论是理性、感性、道德性）却组成了圣经与传统能被阐明的处境，这是在启示的恩典下进行……。”

他看重教会传统的丰富属灵产业，卫斯理认为教会传统的重要性，仅次于圣经。 认为古教父的著作正是信仰真实的描述，“因为它们含有对真实信仰的描述（这也是他重视经验的缘故），这引导我们对基督教信仰更完全确信……。”

由此也发展出大公精神，寻求这教会合一。 卫斯理从来没有脱离英国教会的意图，“我立此为不朽的真理—任何教会的神学只要；反之，任何教会的神学愈偏离圣经，我们愈有理由去怀疑它……。”

卫斯理： “虔诚的基督徒，无论属于何教派，不希望突显自己，也不会盲从地追求，圣经上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太12:50），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不要再分门别派。”

（基督徒的品格）。 卫斯理： “英格兰圣职人员中，那少数传扬圣经三大教义的——原罪，因信称义，成圣——竟然彼此忌妒，不合，真令人难过，这是多么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呢！这对他们投入的伟业，又是多大的阻碍阿~何等盼望他们之间能坦然面对，认真交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追求此目标，致力使神的使者合一，非分散。”

（致乔治·唐宁牧师，1761年） 理性的权威[编辑] 主要因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为知识之本，难免会受到哲学与理性的压力。约翰·卫斯理曾如此说过：“……对我们（卫理宗）而言，一个很基要的原则是：弃绝理性即是等于弃绝了信仰 ；信仰和理性是并行的，所有不合理的信仰，必是虚假的信仰。”

卫斯理： “上帝创造我们成为有思想的创造者，……所谓的良知，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乃是由上帝所放置于每一个来到世上的灵魂里，让他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或生命中判断对与错的一种器官与能力。”

（圣灵的见证IV）。 他认为理性是我们拥有神的形像的确据之一 ，也是神的恩典赐予。

“……让理智尽其所能吧！努力运用它，但同时要记得：理性本身不能产生信、望、爱；因此它无法带来真正的德行与满足的喜乐……。” 信心本身就是一理性上的认知过程，最后我们明白并接受救恩。

理性是种与别人沟通的工具，用意在将福音以别人的理性所能接收的方法传出去。经验的权威[编辑] 主要因为他受了启蒙运动与个人经历的影响，避免死沉的宗教仪式，或无法真实流露出与神之间的独特真实关系。

他从小所受的教会传统权威的塑造，只有当他遇到罗马书注释那次的真实经历，才使他对自己的信仰完全肯定。 卫斯理： “不做坏事，做好事与参与事工，并不是基督徒的全部事奉，一位弟兄事奉了多年，到头来并未得救，一位姊妹自认为是有品格的人，只因为她不淫荡，另一位弟兄只是不偷不抢而已，愿在天上的父神，保守我不落入如此贫乏，单薄的信仰。”

（卫理会教徒的操守与品德）。他认为 经验能印证信仰的真实性，也是上帝所赐预设恩典中的一部分，神赐下属灵感官，经验最重要的目的与功能是印证圣经的真理，信徒能在圣灵的指引，按圣经与经验活出丰盛的生命。

教会的传统也不能缺少经验的辅助，经验有助于阐明圣经。但卫斯理也有清楚表明宗教经验是有所限制的，避免有些人太过高举经验的重要性。

约翰·卫斯理用较 动态的“恩典”观念来探讨<人的救赎与信仰实践>的问。

杨靖︱里斯本大地震与康德哲学转向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靖

康德像

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言，“康德的早期著作较多涉及科学，而较少关系到哲学。”1755年，康德（1724-1804）发表日后被视为他最重要的科学著作《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尽管其中提出的“星云假说”要早于拉普拉斯（1749-1827），但由于作者籍籍无名，很长时间这一著作在科学界几乎无人问津。同时，更少有人留意到：该书的出版与里斯本大地震恰好在同一年——在此之后，康德的学术研究由自然科学更多转向广义的哲学（包括伦理学与政治学）。而康德的这一转向，在德国以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史上亦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个中缘由，颇值得探究。

里斯本大地震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关系重大，这一论断已是当代西方史学界的共识。大地震最直接的后果，是原本内外交困的葡萄牙海洋帝国经此沉重打击，最终走向解体。与此同时，随着阻碍自由思想传播的天主教耶稣会（及其所属宗教裁判所）被取缔，该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逐步与英法等国接轨，神权（或教权）逐步由新兴资产阶级掌握的世俗权力所取代。以庞巴尔侯爵（1699-1782）为首的改革派在整肃教皇派政治对手之后，放手推动葡萄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全方面变革。正是这些变革，将落后的葡萄牙引领走上早期现代化之路。而放眼欧洲范围，这一事件在“文人共和国”内部引发的争论则标志着启蒙运动中弥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终结。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重心自中世纪后期开始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而葡萄牙地处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接合部，首都里斯本港更是进出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照葡萄牙历史学家J. H. 萨拉伊瓦的看法，中世纪后期的地中海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斗争和相互渗透的分界线，而葡萄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也为它早于其他欧洲国家向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力保证。时至十八世纪中期，尽管海外殖民的势头有所减缓，葡萄牙在欧洲仍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大地震来临。

地震固然是天灾，但并非无迹可寻。早在地震前近半个世纪，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在他的哲学名著《神义论》（1710）中便做出预言：“一个卡利古拉（Caligula），或一个尼禄（Nero），祸害比地震大得多。”——他暗讽的是葡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绝对专制的国王若奥五世（1689—1750）。而在地震前一年，即1754年8月，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游览里斯本后称之为“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尽管后者当时是仅次于巴黎、伦敦的欧洲名都，并以富庶繁华著称于世。当地贵族、教士阶层的骄奢淫逸给这位“英国小说之父”留下了深刻印象——“肮脏”一词绝不单指里斯本的街道而言。

里斯本大地震发生于1755年11月1日，震中位置为里斯本西约一百公里的大西洋底，地震有感半径达两百公里，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三十米，英、德、法三国均受其害（远在普鲁士的康德也注意到附近滕普林湖水出现“奇怪的”变化），死亡人数高达二十余万。此次地震为欧洲历史上最大地震，也是人类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

里斯本大地震

令人困惑的是，地震（以及随后蔓延的火灾）使得全城数百座教堂、修道院和其他公共建筑毁于一旦，但城中的妓院却完好无损，这一现象使得素以“虔诚”著称的耶稣会教士和神学家抓狂不已。新教神学家约翰·格奥尔格·齐默曼（1714-1795）认为天主教的圣人崇拜方式以及“异端”审判是地震发生的根本原因：地震发生的日子恰逢天主教的万圣节，便是显著的标志；而宗教裁判所在地震中率先被震塌则是“人神共愤”的必然结果。对此，天主教人士自是不敢苟同。1756年秋，葡萄牙最有影响的耶稣会士加布里埃尔·马拉格里达（1689-1761）发表著作《一种看法：这场大地震的真正起因》，对上述“谬论”严加驳斥。在书中，马拉格里达告诫包括新教徒在内的全体民众必须深刻反省：“别忘了啊，里斯本！毁灭我们房屋、宫殿、教堂和女修道院，燃起吞噬无数珍宝的大火，和让众生丧命的原因……是你罪孽深重的邪恶！”——这位教士坚决反对把里斯本大地震归结为自然现象，相反，他坚持认为这正是该国新教徒（他称之为“新基督徒”）倡导的罪恶生活方式诸如看歌剧、听音乐、赏斗牛等奢侈享乐所带来的恶果。

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是英国基督教神学家约翰·卫斯理（1703-1791）。他在1755年日记中写道：“地震是神意裁判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地震之前，这位“卫斯理宗”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观测到哈雷彗星，这使得他益发坚信上帝对“悖逆”子民的惩罚已迫在眉睫。事实上，大地震之后在牧师与神学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这场地震乃是上帝对子民的警示，也是末日来临的预兆——世人唯有忏悔罪孽并改变其生活方式始能获得拯救。

不仅在宗教人士当中，大地震在启蒙运动“文人共和国”内部也引发了广泛争论，其中以伏尔泰-卢梭之争最为知名。欧洲文化名人伏尔泰获悉地震详情后，写下名诗《里斯本的灾难》。在诗中，他首先对“天谴论”提出质疑：地震若是天主的惩罚，婴儿何罪，也要受罚？其次，巴黎与伦敦存在更多败德的社会现象，为何却是罪恶程度较轻的里斯本遭受严惩？此外，伏尔泰藉此天灾，对当时盛行于欧洲思想界的“乐观主义”哲学提出严厉嘲讽和批判。首当其冲的是莱布尼茨（及其弟子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自然恶的理性解释及其“前定和谐说”，在伏尔泰看来，这是端居象牙塔中、脱离社会现实的学者炮制出的荒唐可笑的无稽之谈。在此之后，伏尔泰又在该诗的《作者序》中点名批评英国大诗人蒲柏（1688-1744），尤其是后者长篇哲理诗《人论》（1734）中的格言“现实就是合理”（或译为“一切都很好”）——按照蒲柏的见解：个别的不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促进普世的福祉。相对于莱布尼茨的愚蠢而“天真”，伏尔泰认为蒲柏的说法既荒谬又“残酷”——高谈阔论人间苦难必要性的哲学太过冷酷无情。

伏尔泰像

伏尔泰对前贤的嘲讽令卢梭大为不满。1756年，卢梭作《论神意书》呈送伏尔泰。在信中，卢梭声称他在此前另外一本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已然指出人类遭遇的天灾，往往不乏人祸因素——如里斯本大地震，伤亡如此严重，乃是因为“向慕繁华虚荣”的人民抛弃乡村，涌入密集城市之故。相比于伏尔泰对“天谴”的质疑，卢梭坚持人祸甚于天灾之说（这与他稍后出版的《爱弥儿》开场白“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如出一辙）。换言之，伏尔泰在怨天，卢梭认为倒不如怨人；文明人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伏尔泰对卢梭书信的反应，是一部本讽刺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伏尔泰在书中选择里斯本大地震作为背景，主要目的就是抨击“神义论”（Theodicy）——在他笔下，里斯本地震将城市摧毁几近四分之三，而裁判所却要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中，用文火将教会“异端”活活烧死，并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全城毁灭“万灵的秘方”——堪称是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

事实上，包括神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内，整个欧洲都在为里斯本的灾难进行反思。上帝惩罚的解释受到普遍质疑——因为人们发现，尽管大地震后采用了最虔诚的宗教礼仪终日祈祷，但上帝的怒火（连续不断的余震）并未由此平息。这一现象一方面促使不少科学家对地震起因展开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思考和探索，比如被后世奉为现代“地震学之父”的英国天文学家约翰·米切尔（1724-1793）发现：地震乃是地表以下岩体移位最终引发的波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启蒙思想家认识到，冲破神学禁锢、普及知识、教化民众乃是欧洲社会转型、步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康德对大地震的思考最为深入，影响也最为深远。

平生几乎从未离开柯尼斯堡的康德，通过报刊新闻获悉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这一事件对康德触动很大，也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科学和哲学研究。据历史记载，康德是率先对地震成因及后果进行深入探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756 年1月下旬，他就在柯尼斯堡《询问与广告新闻周报》刊发文章，标题是“关于1755年底震撼地球一大部分的地震的奇异事件的历史与自然描写”。他的结论是：月亮引发潮汐，海潮的波动触发地心矿物质燃烧，燃烧后又引起火山、地震和海啸等连锁反应——根据牛顿学说，由于天体轨道运转角度变化的原因，万圣节（11月1日）这一天月、地之间引力最小。由此康德提议：今后新建屋舍应尽量避开河谷和断层地带。在文章结尾，康德借题发挥，认为“在地表上时不时发生地震是有必要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在上面建造豪华的建筑”——其原因在于“人生来不是为了建造永久的居住地……他有更高的人生追求”。

在此之后，意犹未尽的康德连发三篇地震科学论文，以里斯本地震为个案，力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包括地震、海啸、火山等自然现象发生的条件、过程、原因进行解释，并且试图为减少地震灾害提供解决方案。其中一篇论文特别谈到火山喷发的利好因素：地热有利于植物生长，能够将地下丰富的盐质散发出来，而且含有硫磺的粉尘可以净化空气；此外，火山的冲击力还能够防止地壳僵化，并且断言人们甚至可以通过浸泡火山温泉增强体质（日后温泉疗法风行欧洲，与康德的鼓吹不无干系）。

对康德而言，里斯本地震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促进科学研究，更表现在它已成为一种隐喻，激发这位柯尼斯堡“隐士”将目光从头顶的星空转向脚下的大地。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乌里希·罗夫勒指出的那样：这场地震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中“普遍的乐观主义的关键突破点”，通常也被视为启蒙运动的转折点——启蒙思想家开始将地震（火山、海啸以及瘟疫）等自然暴力视为推翻现有既定秩序的革命性隐喻——恰如日后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不仅于此，康德（以及随后的歌德）更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普通人未曾留意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恐怖的一面”：滥权和暴力。

照历史学家的看法，无论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还是1789的年法国大革命，都让普通民众看到了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自然暴力带来“地球的革命”，是自然运动的必然，所以政治动荡同样也无法回避。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就是“以自然的名义宣传，以自然的名义处决，以自然的名义批判”，藉此摧毁旧制度，为人类社会带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了强化革命的神圣性，火山喷发的形象也被有意无意地同暴力革命联系起来——山的神圣性与火的破坏性融合起来，形成政治化的“火山印象”：其中既蕴藏动荡，又充满活力，顺理成章地成为大革命的象征。支持法国革命的人，普遍对暴力充满同情和浪漫想象——相信暴力足以摧毁并改造旧制度，正如德国思想家恩斯特·阿恩特（1769-1860）所言：“暴君和国王如尘土，金字塔和巨像将崩裂，地震和火山喷发让他们陷入窘境。唯有真理永恒。”在这一点上，连康德也不例外——照罗素的说法，“在恐怖时代来临之前，他对大革命一向抱有同情态度。”

然而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未就此止步。面对大自然威力无比的破坏力量以及由此引发的宗教纷争，康德首先提倡划分知识的界限，承认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以及犹太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学说斥为“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最后遗嘱”，因为这一类乐观主义哲学学说无限夸大人类的理性力量，认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所造成的”——只要人类不断学习新知，不断完善自我，便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永恒进步”。然而康德却认为，理性本身是无限的，但需经过浩瀚无涯的习得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说，除非人类长生不老，方能获得无限理性。按照康德的解说，价值一词（拉丁文意为“护堤”，古德语意为“庇护”），本意乃是针对消解人类生存意义的虚无主义，但如果人类以理性（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为价值标准，便极有可能最终失去价值，因为科学理性是有限的，不足以充当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唯其如此，康德不得不对知识加以限制，从而为信仰留出地盘——这即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序言中所宣称的哲学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完成伦理学领域的探究与批判之后，康德又将目光转向政治学领域——探讨启蒙的意义和必要性。在1794年发表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定义“启蒙就是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普通民众乐意终身羁留在未成年状态，原因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懒惰和胆怯，更在于统治者的愚弄和煽动，以及别有用心地培植偏见。康德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论证“通过一次革命，也许会造成个人独裁和压迫制度的倒台，但却永远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反而会使新的偏见成为无思想的群氓的引导”。照他的观点，思维的变革或思想的革命才是“启蒙”全部意义之所在。

由此，在四年之后发表的《系科之争》（1798）一文中，康德力主“低级的”哲学应当从神学、法律等“御封的”高级学科当中独立出来。国家设立御用学科目的在于恫吓臣民以便于统治，而个人对独立自主的追求也会受到威权和传统的桎梏以至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相反，哲学只听从理性，既不是“神学的婢女”，也不受世俗权力的束缚——哲学家应当自由深入地展开理性思考和批判。康德认为，政治和宗教是对批判最为敏感的两个领域——因此最需要加以批判——他的名言是“如果批判者不能批判一切，也就什么都不能批判”。

这也是康德念兹在兹的“启蒙的自由”，即在一切事务中公开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即目所见，到处是对自由的限制——“军官说：不要议论，只管训练！财政官说，不要议论，只管纳税！神职人员说，不要议论，只管信仰！……”在康德看来，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只能使之日益麻木而怯懦，相反，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则有益于民族的精神自由。用他的话说，“如果自然使它精心照料的这颗种子，在这个坚硬的外壳下面发芽生长，那么，它就会逐渐地反过来影响到民族的性情，并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基本原则，政府会认为按照人的尊严来对待人是非常有益的。”但可悲的是——“而现在，人更多地是机器”。

1933年，希特勒掌权。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西奥多·阿多诺视之为“里斯本大地震的二十世纪翻版”），被马克思称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家”的康德（连同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德国一同被禁毁，罪名仍是宗教裁判所惯用的——散布“异端”。

参考书目：

Thomas Kendrick,The Lisbon Earthquake, London: Methuen, 1956

加勒特·汤姆森，《康德》，赵成文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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