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狂放经典语录

辜鸿铭：用德语倒读报纸，讥讽毛姆，以狂放偏执守护国家民族尊严,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文化独佳谈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辜鸿铭狂放经典语录1

提到辜鸿铭的时候，很多人会嗤之以狂儒守旧，但却忘记了他所处时代的惊涛骇浪，使他不得不以狂放偏执的姿态来做悲情而绝望的守护。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这使得辜鸿铭对于国家的软弱和不幸体会得更清楚，对人类的无知和愚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文明和人类命运所做的思考也更深远。在整个世界战火不断，人类互相残杀的大时代背景下，辜鸿铭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为人类文明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父辈由中国福建迁居于此，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在语言上有着特别的天分。1867年，清同治六年，10岁的辜鸿铭被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7年，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又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在留学期间，有两件小事，足以看出辜鸿铭狂傲不羁的性格、机智敏捷的辩才和不卑不亢的骨气。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重大节日，辜鸿铭都会面向东方摆上供桌和供品，恭敬地遥祭先祖，房东太太讥笑道：“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反唇相讥道：“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

还有一次，在维也纳开往柏林的列车上，辜鸿铭为了打发时间，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一向爱搞怪的他竟然倒着拿报纸来读。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德国人开始嘀咕起来，见辜鸿铭没有反应，其中一个德国人大声嘲笑说：“看哪，这个愚蠢的支那人根本就不懂德文，偏偏还要装蒜，连报纸拿倒了都不知道。”说完，两人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车厢里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这时，辜鸿铭放下手中的报纸，用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德语正色说道：“你们这种毛头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德国的文字简直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根本没意思。”接着，他还真的当众表演了一回倒读报纸的本事，让那两个德国青年彻底败下阵来。

辜鸿铭独特的个性和经历使得他一方面成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另一方面又使得他走上了一条以狂放偏执来守护国家民族尊严的道路。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辜鸿铭最著名的，就是他拖在脑后的顽固的辫子，在北大即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当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惹来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时，辜鸿铭只是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辜鸿铭昂首走上了弘扬中国文化、批判西方文明的写作之路。他创造性地讲“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可以说，通过他，中国的古经典才走向了世界。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在这里，辜鸿铭做的并不仅仅是介绍，也不仅仅是盲目的夸耀，他是以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系统，写出了独属于中国的价值理念。

1913年，西方人眼中的两位东方文化代表，辜鸿铭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辜鸿铭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而他对自己传奇性的一生则有一番更加独到的描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他又曾对英国作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诚哉斯言！

辜鸿铭狂放经典语录2

清末民国初期有一位怪杰——辜鸿铭，他一生都在抨击西方文化，偏执地宣扬东方文化。常常出语偏激，行事也乖张狂放。用西语骂洋人，用中文骂国人。

从辜鸿铭的生平可知，他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完全是西方式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才广为西方人接受，在欧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儒家文明是解药

辜鸿铭认为，儒家文明实际类似宗教，是一种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儒教。儒教跟基督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基督教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儒教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儒教通过家庭和学校（中国人的教堂）教导忠、孝、恕，让人从小就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

他认为，儒家主张的人性善就是一个善端，由它推而广之，便构成儒家文明的大系统：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世界，以“礼”一以贯之。“礼”就是儒家道德体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根本无需法律和战争。

可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对华入侵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而辜鸿铭并没有拿出解决方案，只是一味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被迫一步步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带领下对传统文化发起了总攻。辜鸿铭对此痛心疾首，他千寻万觅才找到的“救世良药”竟然被人弃之如敝履。于是，与他们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论战结果只是加深了他在世人眼中的“封建老顽固”印象。他感叹 “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

辜鸿铭曾言：“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辜鸿铭认为，宋以后中国文明的精华在母国中国已经消逝了，只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所以，“应该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正是这个原因，在西方文明东渐过程中，中国人毫无招架之力，而日本人却可以采用西方文明的利器。西方文明利器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因为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所以必然导致利器的滥用，走向军国主义。

辜鸿铭说，日本现在已经发展到该学习如何正确使用文明利器的时候了。所以要特别注意不要抛弃从中国继承过来的文明精华（道德基础），避免西化，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如果成功，必将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范例。这是日本的天职。

辜鸿铭还说，东西方文明虽有差异，但最终会走向融合。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该为此努力。

然而他失算了，日本最终还是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被侵略的对象，正是他的母国。

可惜，辜鸿铭的良好愿望没有实现。日本还是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世界也再次经历了一次大战。

大战的结果是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时代，辜鸿铭指出的西方文明的缺陷也逐渐得到修正，全球西化的大势还在继续。

我不赞成简单地评判，东西方文明孰优孰劣。但辜鸿铭站在文明高度观察问题的方法是可取的，他预言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也出现了可喜的苗头。

孔子说“道不远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真理总不会太偏离人类的良知吧。

辜鸿铭狂放经典语录3

问：一直坚守传统文化的辜鸿铭是不是个迂腐的人？

在中国近现代的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学者辜鸿铭被称之为“一位穿前清服饰，留长辫的老古董”。辜鸿铭一生信守“敬天法祖，尽忠报国”的信条，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近乎于痴。有人说他“迂腐”，其实他的“迂腐”只是一个表象。他一生运作“东学西渐”，传播中国文化，其实质是要弘扬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文化的优秀。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坚持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半个中国血统的中国人

辜鸿铭是一个中国人加西洋人的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西洋人。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属马来西亚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他祖辈是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几代人在南洋生存，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到了他的父亲辜紫云这代，是在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担任总管。辜紫云操着流利的闽南话，并能讲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长在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接受西洋文化，指导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西方文学作品。

受母亲以及橡胶园主的引导，辜鸿铭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尽管如此，但他的父亲始终教导他做一个中国人，要他不能忘记中国人的根。他一生牢记着父亲说的一句话:"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因此，辜鸿铭给自己注进了中国人的人格骨髓，成为半个中国血统的中国人，成为有中国精神的混种人。

正如辜鸿铭自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对学生所说的：“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辜鸿铭一生的信条，一生的践行。

通九国语言的传奇人物

在辜鸿铭十岁时，橡胶园主布朗夫妇返回英国，并把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为他打开了一扇西方世界的天窗。14岁时，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来又回到英国学习。几年间，辜鸿铭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得到了当时的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再赴德国学习，先后在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这期间，辜鸿铭获文学、哲学、理学、神学等13个博士学位，通懂9种语言。一次，他在德国人举办的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熟练掌握了拉丁文，能用拉丁文作诗。至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经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西方游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长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在天才与勤奋相结合下，辜鸿铭成为通9国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西方文化的传奇人物。

反其道而行的“东学西渐”

辜鸿铭学贯中西，是一位把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传播到西方的文化大师。在中国近现代“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他反其道而行之，开创“东学西渐”，并一生致力于“东学西渐”。他弘扬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的优秀性，坚持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此可谓是今天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最早声音。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和西方生活，返回故乡马来亚槟城，在殖民政府内任职。1882年，辜鸿铭在新加坡与早期维新思想家马建忠相见，在与马建忠倾谈三天后，辜鸿铭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处境深感忧心。马建忠说：“你不要做一个洋鬼子，现在我们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回来报效国家。”这次谈话使辜鸿铭对中国文化悠然神往，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研究中国文化。

从1883年开始，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四书”中的《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进攻之下，中华民族陷入"失语"的困窘之时，1885年，辜鸿铭来到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后，1893年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辜鸿铭亲自担任方言教习(外文教师），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15-1923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辜鸿铭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这充分说明了辜鸿铭的自信，也表明了他对传统的执守。

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毅然返回祖国，弘扬中国文化，用自己的努力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出版，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深刻的。该书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施密茨译成德文，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并传遍西方。书中全面阐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拯救西方论。1924年，日本东京大学礼堂，人头攒动，在台上演讲的是一位古稀老者，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一根油光水亮的长辫子格外显眼。这是辜鸿铭在日本各地多次讲演的一场，讲演的内容是传播中国文化，皆在弘扬中国精神。这些讲演的文稿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

做中国文化的活的化石

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期，当时中国有三条背负沉重名声，并写进中国历史的大辫子。一条牵引出帝国复辟的噩梦（张勋复辟的辫子）；一条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系了个死疙瘩（王国维忠君的辫子）；还有一条则是牵动中国和西方之间碰撞与抗争的民族气力（辜鸿铭中国文化的辫子）。此三条辫子各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尺度，但辜鸿铭的长辫子却牵引着民族大义和民族复兴的追求。

辜鸿铭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留长辫子，正是要身体力行中国文化，让自己成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和中国精神的活样板。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方文化的浸润到中国文化的探寻；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方的西装革履到中国的长袍马褂。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依旧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无怪乎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以赞美中国人。即：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就对辜鸿铭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在那个鲁迅所斥责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时代，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于辜鸿铭来说，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也因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却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要付出十分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裂而忧思，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以他的一己之力，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自信，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忧患的深层叹息，以及为民族尊严和文化自信的不懈努力。

　结语：辜鸿铭不仅仅是因为耷拉在他后背上的那条辫子才让西方人记住的，而是因为他在世界文化中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才站立的。也正是他那条不合时宜的发辫，使他在国人面前失去了他本应该得到的声名。这位把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传播到西方的文化大师，正是因为辫子，使他在生前和死后一直被世人误解，被由他人单向书写的历史错怪。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国人要从辜鸿铭的“迂腐”里，看到他的中国精神，看到他作为中国人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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