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智慧：卑晓高之危，晦知明之患，静觉动之劳，默明言之躁

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霭；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

——[明]洪应明

《菜根谭》一书，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思想精华的汇集。汇人生感悟之精粹，聚生活智慧之精妙，可谓处世立世之宝鉴，修身养心之真经。

网上，对《菜根谭》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大都过分拘泥于字面的解释，而不能站在中华文化基因和思想融贯体系的坐标上，作以追根溯源上的诠释和理解。这样的解说，往往难以把握其中的思想真谛和精神实质，有时不免出现与本意相背的误解。我的诠释理解，仅限于学术上的探讨和心得上的交流。

围绕《菜根谭》“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霭；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论说，下面谈一谈人生在对立两极之价值比较和映衬中的精神体验。

从字面上看，这一论说的意思似乎是：先站在低处，然后方知登高的危险性；先居晦暗，然后方知明处会刺眼睛；先保持宁静，然后方知好动会有过劳的危害；先保持沉默，然后方知话多的烦躁之患。

实则，原文的论说乃旨在揭示人生的价值真谛为：心性保持谦卑，方能体会到人生登高中会有危害；心性保持隐晦，方能感知到人生知明中会有苛察之患；心性保持宁静，方能领会到妄作中会有劳瘁；心性保持沉默，方能感悟到言多中会有躁妄。

人生有居卑的心境，方可知登高之为危。

在“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的论说中，言“居卑”而不言“居下”，旨在揭示人生的道理：只有保持谦卑心，方能体会到人生登高中会有危害。攀登高处非必有危害，而人生地位和身份的登高，若不能以道德加持，就必然带来危害。

人生若是失去谦卑心，则登上高位、拥有富贵身份之后，必然志骄气满，骄盈跋扈。“矜者不立，奢者不长；强梁者死，满溢者亡。”（《文子·九守》）登高位而矜伐者，不能有宏大的建树；登高位而奢侈者，不能有长久的安康；登高位而逞强者，必因你争我夺而夭折；登高位而骄盈者，必因狂妄而身败名裂。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树立居安思危的意识，方能体会登高或因致危而反修谦卑之德的人生哲理。确立谦卑的心境，方能做到“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荀子·非十二子》），不骄凌于人则人不危害之；“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说苑·敬慎》），以谦卑之德居持“禄位尊盛”，方能长保其贵。

从为文的立意上看，“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的论说，乃针对人之好尊而恶卑的习情而言。习俗之人，若没有道德的修养，而一味追逐于名位的登高，而不知“以卑取尊”（《文子·道原》）的道理，必然导致登高之危害。

在道家思想看来，圣人之所以能以“卑谦清静辞让”（《文子·九守》）之德，而保持“见下”的德行，就在于“见下故能致其高”。只要谦卑、谦下，去奢骄而不敢行强梁之气，方能达致“致其高”的人生价值目标。

人之常情，是心服于德而不服于力。“欲贵于人者，先贵于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文子·符言》）。谦卑而敬重人，则人必敬重而推高自己。自谦卑以为下，就能达致“卑则尊”（《文子·道德》）的效验。积谦卑之德，方能成其高贵、高尚之功德。

人生的谦卑、谦逊和谦下修为，当持守“俨兮其若客”（《老子》）的道术。这一“谦恭敬”（《文子·上仁》）的修为，又是“自卑下，尊敬人”。人生的道理，就在于“自卑下故能高人”。只有保持“居卑”的心境，持守谦卑、谦逊和谦下之德，方能在人生登高中保持敬慎心性，步步高升而无招危患。

人生有处晦的心性，方可知向明之太霭。

在“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霭”的论说中，“处晦”非只是表面意思上的在阴凉处，“太霭”也非是过分光亮的地方会刺眼睛，而旨在揭示这样的人生道理：只有保持隐晦心，方能感知到人生的知明中会有苛察之患。

人的“向明”之过咎，在于自恃聪明，自以为是，严苛待人。“向明之太霭”的祸患，乃在于聪明反被聪明误，亦即是《红楼梦》所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价值意旨。

保持“处晦”的隐晦心，不以聪明的明察为自以为是，方能不严苛于人。严苛待人，必遭致人们的抵制。在《老子》中，“向明”是“昭昭”和“察察”的价值意旨。“俗人昭昭，我的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的“独昏昏”和“独闷闷”，便是“处晦”的心性。

俗人的“昭昭”和“察察”，在于苛察于人。在看待人上，“向明之太霭”者，必是与人斤斤计较，而过分严苛，甚至上纲上线。相反，我的“独昏昏”和“独闷闷”，则是宽以待人，不强加于人。

人的“向明”之过咎，又体现为政治上的苛察，亦即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为政苛察，令人难以承受，必然导致人们为避免祸患而冒险于欺骗、狡诈之行为。反之，便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行宽厚之政，人们可以正道而生存，就会保持淳朴之真，而无为于冒险的侥幸。

在解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文子》认为是：“为政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上礼》），必有“大败大裂”之患。苛察、切峻、刻薄和阴险等，都是苛政的“向明之太霭”。

人生有守静的心态，方可知好动之过劳。

在“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的论说中，“守静”非只是表面意思上的保持宁静之心情，“过劳”也非是喜欢活动的人太辛苦，而旨在揭示这样的人生道理：只有保持宁静心，方能领会到妄作中会有劳瘁之患。

“好动”之意思，是造为多事，妄作乱为，甚至胡作非为。“好动之过劳”的祸患，乃在于造为、乱作而影响人们的安稳、平静，干扰了合理和正常的秩序。此所言的是《老子》“妄作，凶”的价值意旨。

在《老子》看来，人生的道术智慧是“清静为天下正”。坚守清静之德，方能无有妄作，不挠扰天下，而达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的效验。既以“静为躁君”为人生道理，则好动、躁动必然适得其反。

早期道家思想认为，“好动之过劳”的社会影响，乃在于私尚贤则使民争，贵难得之货则使民为盗，见其可欲而使民心大乱。固守清静之德，方能“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在上位者妄求、贪私，必然影响民风、民性。

人生只有保持宁静心，方能清醒认识到“好动”所带来的“过劳”之患。“过劳”之患，或是个人忙忙碌碌、瞎忙乱忙的劳瘁，或是统治者、管理者所强加的令人无所适从的不堪重负。

在修为宁静的心性上，就得绝弃圣智上的自以为是，摒弃情意上的凿伪虚假，舍弃巧利上的机心凿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上者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则人们复归自然，回归平静、平安生活。

“守静”方知“好动之过劳”的价值内涵，旨在确立人生清静修为的必要性。既可是政治作为上的清静无为，又可是人生修为上的清静无为。前者是无为之治，天下安宁；后者是清静而少嗜欲，精神不耗。

好动者，或是“贪饕多欲之人”（《文子·九守》），以其追逐势利名位，自恃过人之知，而追求高位高名，必是“精神日耗以远”，久之将有自失之患。对于人生修养而言，精神志气是“静而日充以壮，躁而日耗以老”。躁妄必有害，而守静必成祥。

人生有养默的心地，方可知多言之为躁。

在“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的论说中，“养默”非只是表面意思上的保持宁静之心情，“过劳”也非是喜欢活动的人太辛苦，而旨在揭示这样的人生道理：只有保持宁静心，方能领会到妄作中会有劳瘁之患。

“多言”之意思，或是造谣中伤，或是言教烦乱，甚至是政令乖出。“多言之为躁”的祸患，乃在于言教烦乱影响人们的安适、安定，干扰正常、平稳的秩序。此说的是《老子》“多言数穷”的价值意旨。

保持沉默心，方能清醒认识到“多言”所带来的躁为之患。躁为之患，或是言而无中、言多繁乱的造为，或是言教烦扰、政令多出的令人难以忍受。统治者的一言之出，便是政令。政令乖，则天下乱。

人生要保持沉默心，就得绝弃“言者不知”的多言、妄言，保持“知者不言”的慎言、寡言，而施行“不言之教”的言必有宗。在上位者能够“希言自然”，政令合理而寡出，做到辅助自然，就能达致民众自化、自富和自正的价值目标。

“养默”方知“多言之为躁”的价值内涵，旨在确立人生守默修为的必要性。既可是政治作为上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又可是人生修为上的言必有中，慎言善言。在人生修为上，言多则语失，而寡言则少失。

言行，为人生之枢机，枢机之发便为荣辱之主。“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易·系辞上》）言行可以影响作用天下，可不慎乎？慎言，便是“养默”的人生修为。

对于人生的追求来说，只有认识到登高上会有危害，方能保持谦卑心，以谦下之德保守高上富贵之纯享，做到不骄盈傲慢；只有感知到人生知明中会有苛察之患，方能保持隐晦心以持守聪明圣智，做到不自作聪明。

对于人生的追求来说，只有领会到妄作中会有劳瘁之患，方能保持宁静心，以清静之心持守作为之德真，做到不躁动妄作。只有感悟到言多中会有躁妄，方能保持沉默心，以静漠用其言教，做到不胡言乱语。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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