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度创业正能量的句子简短

文 / 刘洋

在创立大连医诺生物有限公司整整十年后，吴文忠在一次论坛上获得了和柳传志对话的机会。当时，他正襟危坐，时常脸红，如同一个等待进入中国科学院读书的学生正在接受导师的面试。但其实，他在创业之前就已经是中科院的博士生导师，还领导着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从科学的角度看，他比柳传志要出色，后者只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副研究员。

在这场2013年举办的论坛上，创业即将年满30年的柳传志分享了科学家创业的很多经验。这时的他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主席，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象征，自然也是中国科学家创业的最杰出代表。只是不知道这时，他是否还能回忆起那个最初在中关村激起波澜的中科院同事—陈春先。如果没有这位一生都在创业的科学家，中关村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模样。

创业先驱

陈春先1952年走进大学，他的父亲陈之长早年留美，回国后曾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对他的教育颇有些放任自流。陈春先的几位中学老师对他的教育也以引导为主，鼓励他多动手，很少扼杀他的好奇心。1949年，刚满15岁的陈春先就用自制的收音机听到了开国大典的广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走上创业路是一种必然，只不过最初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他这样做。

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总数只有区区11万人，全国的工学院学生人数更是少之又少，每年的毕业生竟然连1万都达不到。尤其是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前苏联支持的156个重点项目一下就使人才成了中国最紧缺的“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知识分子想的都是怎样在集体主义氛围中发挥能量，做好革命的那块砖，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好像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学不完的东西，社会对他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创业完全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当时的环境也不大可能允许科学家去创业。从1953年开始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就已经基本大功告成。三年下来，全国有3000余户私营工业企业和18万户私营商店转为公私合营。再加上大型工商企业本来就很少，商业世界留给个人的发挥空间其实已经完全消失了。

从全国的情况看，当时高校的布局和专业设置也非常不合理，工程、师范、农林、医科等科系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设施都比较分散，而且绝大多数院校集中在沿海城市，广大内陆地区的学生很难有机会接受真正高质量的教育。华东师范大学校史档案馆馆长朱小怡后来回忆说，算上私立高校和教会大学，上海地区当时竟然集中了全国20%以上的高等院校。

全国范围的科研人才和科研院校大调整，在1952年拉开帷幕。办学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的浙大理学院成了重要的“兵源地”，“哪些教授北上到清华、北大任教，哪个教授去科研院所，哪些教授去复旦，在方案公布前就由上级决定，分配的依据就是当时的实际需要”。

在北京西郊，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部分院系和许多专业学校合并成八所新高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八大学院”后来分别变成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1952年暑期，“八大学院”招生开学。

这次院校合并为中国理工科学生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马上解决知识分子数量稀缺的局面。在这次调整完成后，新组建的华东政法大学教职员工总人数为283人，但全校的正副教授加起来只有3人，讲师也只有11人，其余均为工人和职员。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后来改变中国的那批知识分子入学了，并且很快成了国家的栋梁。到1980年，陈春先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还和陈景润同批成为中科院的研究员，在北京的保福寺桥附近分到了100多平的房子，在合肥领导着一个团队建设托卡马克装置，这在随后很多年都是国内研究核聚变的最好装置。

他的事业轨迹已经非常清晰，但乘着改革的春风，他先后两次考察了一个地方—硅谷，这改变了他的人生。

点燃中关村

上世纪80年代，渴望变化和成就事业的思潮正在中国肆意生长，遥远的硅谷影响了很多人。因为看了《硅谷之火》，还在读大学的雷军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因为在硅谷做科技记者，一直接触前沿思想和技术的熊晓鸽后来成了中国最著名的风险投资人。与他们相比，陈春先对硅谷的思考更早，理解也更深，他完全沉浸其中，再没能回到原来平静的生活中去。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在一场座谈会上发言说：“美国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变成产品。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

当然，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也告诉大家：“在硅谷，资本主义赚钱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不同，我们的科技人员不是想赚钱，是想多作贡献。”

靠着北京市科协借的200元钱，1980年12月23日，陈春先领着15名中科院科技人员在中关村一个仓库办了中关村第一个、可能也是中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为了低调，他们没敢举行剪彩仪式，也没敢放鞭炮，就想按照硅谷的模式做做试试看。结果第一年，服务部就收入了两万多元，陈春先还给每个人发了每月15块的补贴。

问题就出在这些补贴上，今天社会上对科学家创业的所有批评当时就都出现了。不但有人认为这种创业行为会给纯粹的科研世界造成负面影响，还有人公开批评陈春先是“买空卖空，科学上的二道贩子”，发放补贴的行为更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甚至那些原本在服务部里工作的科学家也开始质疑“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

先驱没有成为先烈。1983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四位领导同志鼓励、支持陈春先创办技术服务部的批示，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直接传达到基层，科技人员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行为得到肯定，科学家创业被承认了。

这鼓舞了一大批人。一年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副研究员柳传志就带着另外10个人，拿着20万现金和计算所的技术出来创业了；又过了一年，北京大学的王选把激光照排技术推向市场，后来的方正集团就这么出现了；再后来，陈春先的服务部变成了好几家企业，陈春先创办了“华夏硅谷公司”，纪世瀛创办了“北京理化研究所”，王殿儒创办了“北京长城钛金公司”，同样由中科院的科学家成立的四通、信通、科海、京海四家公司也出现了。

到1989年，长城钛金已经成为全球三大钛金公司之一，还是中关村当时唯一给美国人进行技术培训的公司。同一年，在联想汉卡获得了市场和科学上的双重成功后，北京联想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原来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则告别了历史舞台。

这中间的1985年，中国首部《专利法》开始实施。实施第一天，国家专利局收到的申请中有一项“还原青蒿素的生产工艺”，申请者正是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当时55岁的她已经意识到这项技术的商业价值非常大。但从国际上看，这个专利来的还是太晚了。

中国社会对科学家有很高的期待。差不多70年前，随着肖克利来到硅谷和仙童半导体的成立，以及生物技术制药企业百健和健赞在波士顿地区的成立，再加上爱迪生在更早时候成立的通用电气，科学家创业在美国企业界早就变成了一种时尚，中国也想要这种时尚。

科学家好像确实也有这个责任，因为中国的企业大多对研发兴趣不大。现在，尽管中国整体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2%，企业的研发强度还是只有0.01%。更何况，中国还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最终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GDP的2.8%，科学家正是这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谈论科学家是否应该创业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院士，就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科学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层面：“如果科学家都不去创业，那还能指望谁去创业？”

科学家还是企业家？

中国的科学家们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汪健的华大基因既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科研机构，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基因测序公司；王晓东创立的百济神州研发的靶向药已经在进行临床测试，他领导的北生所也依然是中国最著名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之一；罗永章不但成功重组了血管内皮抑制素，还是抗癌药恩度的发明人；清华北大的几家校办企业当然也很好。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柳传志仍然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创业科学家。尽管在拥抱市场之后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做的事情都和他在计算所学习和积累的知识没有太大关系。但至少，他一手缔造了两个规模巨大的上市公司，还给了中国人第一个关于科技品牌的认知。

尽管深圳的科技企业—不论华为、中兴还是腾讯，随后的成长都更快，但中国社会期待的硅谷式创新在北京率先出现是种必然。这类创新需要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大量聚集，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北京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柳传志的成功激励了中国科学院系统中的很多人。

在今天的计算所，还有很多科学家在谈论柳传志。有人在谈论他过早取消总工程师的做法影响了联想从“贸工技”到“技工贸”的转型，有人对联想当年一直宣传“用20万创业”却对同时被他们带走的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只字不提颇有微词，但也有人说联想的成功至少让计算所确立了要将科研成果产品化的发展思路。今天，计算所参股和控股的科技公司超过了70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公司，他们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一个机会。

与柳传志相比，陈春先的结局相当凄凉。他先后创办了20来家公司都没有成功，晚年依靠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的帮助才做到老有所养。但最晚在68岁时，他还在家中成立了“陈春先工作室”，他希望能帮到后来创业的科学家。与这些后生相比，陈春生有太多失败的经验，他经常自嘲自己“在经历了企业家可以经历的所有磨难后，却始终没聚集起任何财富”。

他曾经被欺骗、绑架，还因为经济纠纷被关进了溧阳公安局的拘留所。在拘留所，他发来传真让家人找“北京民协会长纪世瀛、四通公司总裁段永基和联想公司总裁柳传志筹集五百万”救他。陈春先始终没能在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寻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在总结经验时，他说：“只会技术很难成功，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做金融的、搞营销的和懂市场的。”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在困扰很多科学家。2015年，李克强总理又一次号召科研人员创业之后，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做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60%科技人员表达出创业意愿，但真正选择创业的比例还是只有2.5%。虽然条件越来越好，角色的转换考验着很多科学家。实验室和市场毕竟不同，实验室要求简单深入，市场则更复杂也更微妙。问题的关键是，对科学家来说，创业只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方式之一，有和没有的差别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