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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是一个以己正而正人的过程，根本的目标便是人人自正。小至团队和乡镇，大到国家、天下，政治、管理和治理之施为，都要先求诸己，修身以正己。人服从管理，在于自愿看齐追随。最好的管理，不需强制，而在自我矫正，自觉服从。

修身而己正，自能上行下效，看齐追随，则人自正，是儒家为社会管理和政治治理所确立的一个重要政治信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政治就在于正人，而正天下必先正己。

在正己与正天下的关系上，正己而己正的修身为本，正天下而天下正为末，崇本自能举末，身修而天下自平。此也就是说，己正则人人看齐追随，天下自正。上行下效，则不令而行。

对于从事政治治理和社会管理者来说，坚定这一人生价值信仰，就要求诸己而修身正己，先得管好自己。藉由克己而自正的修为工夫，来达致齐家、正团队，以至于正国、正天下的管理或治理价值目标。

己正而正人的修为，在家庭中适用于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引导，在社会中体现为领导与群众、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治理或管理施为。

一、正人先要求诸己，修身以正己

社会管理和政治治理，是一个以己正正人的过程，根本的目标的便是国家和社会中的人人自正。“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小至团队和乡镇，大到国家、天下，凡有群体、集体的地方，无不需要归于正的管理和治理。

（一）政治，先正己身。政治之政，就在于正。既要正己，又要正人。在正己与正人的关系上，是先正己而后正人，己正而人自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管理者若能“正其身”，则员工人人看齐追随，不令而行。反之，若是己身不正而欲正人，便是舍本求末之为，必然达不到预期的价值目标。

在孔子看来，如果在治人上能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使之“有耻且格”，那么就不需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强制、威慑。况且，即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必是“民免而无耻”，并不能达致人自正的最终目标。

在管理和治理上，如果藉由赏惩、刑罚以正人，那么就只能正人不善之行为，而非能正人之心，而诚其为善之意。人之自正的根本，就在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己先自正，方可导人以为自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便是启发人们自觉于正的教化和劝勉。

（二）管理，先正己身。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上行而下效，人人不需扬鞭自奋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人自觉服从管理，就在于自愿看齐追随。最好的管理，不需强制，而能自我矫正，自愿服从。己身不正，而求人之自正，岂非是舍本逐末之为？

对于国家治理者或管理者而言，“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以正人为政，就要先为于己正。“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百姓“从政”，在于向国家治理者的“君为正”看齐追随。

在王道政治的传统中，“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敬礼和爱人之仁，便是正人之价值内涵。弗爱则不亲，弗敬则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爱人而人爱之，敬人而人敬之，互爱互敬，则人人自正，互不伤害。

当然，在群体和集体比较小的情境下，己身之正就在于藉由伦理之正以为社会之正。齐家是正之治理的最小单元，扩及国家、天下，就在于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向一级看齐。人人见贤思齐、看齐追随，就能达致人人自正的目的。

（三）治理，先正己身。社会管理行为，突出教化上导人自正的价值意旨；而国家的治理行为，就需要在此基础上，辅助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为。人心不古，流俗习情凋敝的现实，要求必须以强制性治为辅助教化引导措施的落实。

在孔孟的仁道、仁政中，从来不是一概地摒弃杀伐、惩戒的功用价值。“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孰敢不正”，就内涵权威的影响力。虽然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的观念，但“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的主张就非否定杀之道，只不过是先教而后杀而已。

统治者或人主，只有自身“帅以正”，以身作则，方能要求人们跟随向正。在教化人而导引从正上，若其人尚不可正，则需要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惩戒。“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这里，既有表率作用的引导力，又有权力权威的强制力。

杀伐、威慑的价值宗旨，乃是在惩恶扬善，以保证善的必然落实。“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以生道杀民”，就具有维护正义之正的意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大学》），也在揭示先治己而后治人的价值意蕴。

二、正己当责诸己，治身而己先正

在政治之正的作为和施为中，要提高施政的权威和威信，就得厚责诸己，以己身之正强化政治之正的影响力和作用力。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自身之正，既是形象感召力，又是权威公信力。

（一）管人，当严诸己。为官从政者的重要职能之一，就在以抓好管理工作、维护社会秩序为己任，而其中的要务又是让人人得以自正。社会由人构成，只要人人自觉自正，才有社会的秩序。管人者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就会强化施政和管理的权威和效力。

在强化自身的表率和模范作用上，“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代表礼义之正行。正气凛然，便是“俨然人望而畏之”；己正而正人，便是“威而不猛”。己不正而正人，强制于人，胁迫他人，方谓之猛。

掌握权势而行使权力者，若能加强修养，严格自律，为人表率，在管理和治理工作中就会形成功效大于法治的作用。现代心理学和管理学都从不同站位角度和分析维度，揭示了管理者自身行为示范、人格形象感召的功能作用。

（二）责人，当躬自厚。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领导者或管理者的身份，乃是仁智合一的圣贤者。它不仅是治理上的施为主导者，而且是教化上的德行先导者。领导者或管理者的身正，不仅彰显政令的公平性，而且体现政令的可行性。

每一个政治治理和管理行为，都要贯彻王道仁政的原则，亦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践宗旨。仁政之为，必由仁人以实施。仁者在上位，方能施行良政善治；不仁者在上位，是播恶造患于民众。

在自律从严的标准上，对领导者的要求显然要高于普通民众。“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就是这一价值意旨的体现。领导的职能关键，在于思想领航引领，行为示范引导，形象感召激励。

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从事政治工作非只是统治、管理的中性施为，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实现自身价值、展现才能抱负的重要平台和舞台。领导者严以律己，就能提升治理和管理成效，体现自身功为价值，体验令人敬重的人格境界。

从统治、管理的名分上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统治者的正名，既是在其位谋其政，又是德行上名称其实。既要坚持言无妄出，又要做到“言之必可行”。规则、礼仪立，则民可循行。

（三）正人，当反求己。在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中，正人之施为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非只是主导方强加于受制方的关系。施治方在感受到管理和治理施为受到受治方抵制和不配合、不服从时，就要反向思考，反省管理和治理工作上价值宗旨是否出现偏差，方法和手段是否简单，形式和媒介是否落后，然后改正、完善。

这一反省自正的修为，便是“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道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下》）

管理和治理上的反躬自省，旨在进行价值观上的纠偏，提升管理的合理化、治理的科学化。“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大学》）善于换位思考，坚持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必能提升管理和治理的人文性，增强实效性。

三、国正本于己正，己正则国自正

齐家、治国、平天下，壹是以修身为本。修身而己正，己正则本正，就可藉由上行下效、看齐追随，达致不令而行的管理目的，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正治的人生价值目标。

（一）德化而人自从。中国文化中的德政，核心价值是“为政以德”的己正而天下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儒家无为而治的关键，在于己身正而行德政，德政行而天下治。

“为政以德”，之所以能垂拱而治，就在于德政必由仁人所能施行。政不虚行，由人而行。仁人在上位，方能施行仁政，用人之智力，而成就其善治。对于现今的治理和管理工作而言，也是如此。

领导者贤能，必然在治理和管理上达致仁智合一的最佳绩效。既有贯彻仁恕道德的人文性，又有令人心悦诚服的科学性。“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有权威加持的德化治理和管理，就会形成不令而行的效用。

上行下效的管理和治理效验，又体现于“修其德则下从令，修其仁则下不争，修其义则下平正，修其礼则下尊敬。四者既修，国家安宁”（《文子·道德》）的效验之中。德化施，政令行，民乐从，便是治理和管理上的最妙道术。

（二）上行而下必效。治理和管理施为，既然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作用和影响的工作，就会对主导方或管理者提出了一个实在性问题：如何体现治理和管理上的人文性和亲和力？如何提升治理和管理的效能和绩效？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践行以自身修为为根本的道术。以道德修身，则慎言而重诺，慎行而循理，慎为而量力，慎思而群策，如此就会提升治理和管理的合理性；身行于道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就会发挥示范引导力，人格感染力，令人自觉看齐追随。

上行下效的作用机制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上行下效的影响作用上，是“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在上者之所为，既是人们追随的导向，又是大家看齐的标准。

上兴善，则天下效仿；上作恶，则天下跟从。上正而人莫敢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其机如此”，就在澄明上行必下效的道理。

（三）身修而天下平。中国古代文化中，重本而务本的道术，乃是一个重要的智慧方略。从本末关系的道理上言，本正则末正，本倡则末从。“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正己，就在本正、本倡；物正，则为末正、末从。

从价值操守的修为上言，“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修其身”，是求诸己而使己正，达致内圣。“天下平”，是藉由内圣而施诸外的外王。

这一王道政治的内涵，又是“一正君而国定”（《孟子·离娄上》）的价值意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人生内圣而外王的功德之道。

在早期道家的思想中，也重视身修而天下平的王道价值。“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文子·上仁》）不同于儒家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仁义、礼智显然具有层级或高低的价值之分，它本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而来。不过，这里以德为正、己正而天下正的价值意旨，与儒家的王道价值可谓是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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