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口号

第五次反围剿口号

1. 五次反围剿的意义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国民党经过先前数月的准备后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约10万余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反"围剿"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确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方针。最终红军诱敌深入，歼灭国民党一万两千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也宣告胜利。第二次反围剿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中央红军则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前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毙伤俘敌三万余人，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中央苏区再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左倾”势力占据上风，提出“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口号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决战，结果损失惨重。红军遭到严重削弱，被迫进行长征。

2. 第五次围剿概括

第五次反“围剿”是指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1] 。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发起“围剿”，红军仓促应战。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2]

3. 第五次反“围剿”是怎样的情况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1934年10月，博古，李德。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4. 多少人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红军约8万人，国军约100万人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从1930年12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均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揭秘第五次反围剿：抓住这3次机会，红军可不败，可惜要听他损招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红军在北线进攻敌人遭到挫折以后，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既不敢举行本来有利于向敌人后方出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想以此“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1、最后的时机丧失

正当红军部署防御时，11月20日发生了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部署。除命令其西路军、南路军仍按原定计划行动，并加强碉堡工事之构筑外，从主力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由江西进入福建向第十九路军进攻。蒋介石飞闽北建瓯直接指挥这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

“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敌人向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怀也致电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建议：

“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2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但“左”倾领导者拒不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博古并把彭德怀的建议斥之为“是脱离中央与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线，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军队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2、胜利的反思

12月11日，陈诚为了切断红军与福建方面的联系，保证进入闽省进攻十九路军部队的侧翼安全，在黎川召开第五、第八纵队团长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

决定以第八纵队3个师，从黎川向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德胜关推进；第五纵队第十一师进至三都；第六十七师进至横店、龙安镇；第九十四师在黎川；第十四师构筑钟贤至黎川之间的碉堡，以策应第八纵队与红军决战。

是日，周浑元的第八纵队以1个师守黎川，3个师从黎川南向团村、东山、德胜关推进。12日，第八纵队2个师进至团村地区，向红军第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

为了配合第五军团作战，我第三军团和第三师、第三十四师，从东西2个方面对敌人进行反击。

红军以1.2万人，击溃3万余敌，打了一个击溃仗。

此役由于没有集中红一、三军团主力，而是分兵作战，“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

13日，朱德和周恩来致电中革军委，总结这场战斗的教训，指出：

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事实证明，突击兵团分兵作战，常不能取得更大胜利，且要付出更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还指出：昨日团村战斗，如红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

为了纠正分兵作战的错误，朱、周提议，集中一、三、五、九军团主力，和第七军团主力一部，在东山、德胜关一带寻找打击蒋军。

3、三军团的再次入闽的任务

但中革军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却于同一天命令一、三军团西调，会合由陈毅指挥的西方军(1933年11月由江西地方部队组成)，进攻永丰一带的蒋军堡垒地区。企图在这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

为此，中革军委下达专门命令，要红军普遍采用这种战术。25日，红一军团向永丰南面丁毛山蒋军第九十三师进攻。面对敌人的堡垒线，红军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结果伤亡很大。敌人遂于26日占领团村、东山、德胜关、黄土关一带。

1934年1月初，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决定让第三军团再次入闽作战。2日，中革军委命令三军团从3日开始向沙县地区移动，并于10日协同七军团进攻卢兴邦旅，占领沙县。

关于三军团再次入闽的目的，在中共中央局下达的指示中说：

红军的任务是“假装帮助十九路军”，“要占领漳平永安做我将来在东北方向行动的根据地，又使我能堵住十九路军入粤的去路”，是“为要争取四十九师士兵群众”，“从四十九师取得子弹枪械”。

由此可见，左倾冒险主义者命令三军团入闽，支援十九路军是假，而真正的目的是趁机扩大地盘，搜集物资，吸引十九路军的士兵到红军中来。

4、唇亡齿寒的危险

1934年1月3日，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发布“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4日，三军团的主力由广昌的头陂一带出发，11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七军团的主力也先后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25日，红军占领沙县县城。

此时，面临危机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援。

但左倾中央却未采取实际行动。1月底，蒋介石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大举“进剿”中央苏区，北线告急。2月9日，三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下达“集中将乐待机的命令”。

18日，三军团返回江西迎击敌人。三军团入闽，虽然打下了沙县，缴获了大批物资，对缓和苏区的物资紧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没有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给入闽的蒋介石军队以有力的打击，因而，不可能扭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局面。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红一方面军总部同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军事指挥实权仍然为博古和李德所掌握。

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以后，调整了军事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

5、“短促突击”的失败

东路军（原属五路军）的第四、十、八十八、八十九师于南平青州地区集中后，2月中旬向沙县、泰宁、归化推进；西路军何键部属于防堵性质；南路陈济棠则一直观望不前。

陈诚的北路军第三路军主力于2月中旬以广昌为进攻目标，向建宁推进，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根据地的门户，然后再向根据地中心进攻。

在蒋军新的进攻面前，临时中央、中革军委和李德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他们不但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和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以主力对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

在这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从1月下旬至3月下旬，红军进行了一系列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包括第五军团在黎川以南之横村、樟树的阵地防御战；第七军团在沙县的作战：红一军团在黎川西南的风翔峰和三岬嶂的作战：第一、九军团和第三军团第四师反击进占建宁以北邱家隘、坪寮之敌的作战；第九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第一、九军团协同第三军团反击进占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敌的作战；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反击由将乐进占泰宁、新桥之敌的作战等等。

这一系列战役都未打好，既没有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没有在战役上和战略上击破或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

1月至2月间，彭德怀在泰宁地区的娥媚峰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作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红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的同样失败。

但中共中央置之不理，要求继续执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仅3月中旬，一、三军团在三溪圩、三坑的反击战，由于敌人的堡垒工事已构筑坚固，红军失去了击敌于立足未稳的时机，无法击破敌之堡垒，反而使自己伤亡2200多人。

6、广昌保卫战

4月上旬，蒋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黎川以南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地区。10日，陈诚、罗卓英指挥第三路军的11个师，分为3个纵队，1个守备队，1个预备队，企图首先占领甘竹，然后向广昌推进，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面门户，最后攻占瑞金。

其中罗卓英指挥的第五纵队的4个师和九十八师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在河西跟进。敌人在宽10华里的正面上，采取逐步筑堡的战术和河东受阻，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严重的情况，急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加上龙岗地区的二十三师，协同原来在广昌地区的第九军团，共计9个师的兵力，在甘竹到广昌40华里宽的战线上进行阵地战，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企图死守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

14日，抚河西岸的敌人乘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抗击向大罗山、延福嶂进攻之敌的机会，占领了甘竹。

19日，抚河东岸的敌人又攻占了红军在大罗山、延福嶂的阵地。当日黄昏，红军向进占大罗山的敌人进行反击，经过红军的多次猛冲，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被迫撤退。

20日，抚河西岸的敌人由甘竹向长生桥进攻；抚河东岸之敌由大罗山、延福嶂向高州煅推进。当日黄昏，红军再次向抚河东岸饶家堡、苦竹坑的敌人进行反击，结果仍未能歼灭敌人。

2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强调：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命令红军指战员“以全力保卫广昌”，并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等错误口号。

这时，彭德怀再三向李德、博古提出：

红军不能固守广昌。并强调：在红军没有飞机大炮的情况下，就算是有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敌人强大火力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坚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三军团1.2万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要失守。

27日，抚河东、西两岸的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猛烈攻击。红军与敌人邀战竟日，最终失利，被迫于当晚撤出广昌。28日，广昌终于失守，红军向广昌以西以南地区转移。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虽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共伤亡5500余人。

7、血战筠门岭

蒋军在占领广昌后，气焰更加嚣张，继续向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发动进攻。5月3日，周浑元指挥的第八纵队第五师、九十六师和九十八师由广昌东移。

15日，协同汤恩伯指挥的第十纵队第八十八师、十师、四师、八十九师向建宁发动进攻。16日，敌八十八师乘雾向建宁东门发动攻击，第八纵队向城北进攻，敌军的飞机大炮同时向据守城东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猛烈轰炸和炮击。

红军被迫向宁化退却。当日，敌人占领建宁。

至此，蒋军北路军和东路军，推进到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和归化一线。蒋军南路军于4月18日，向筠门岭进攻。红军经过4天苦战，虽打死打伤敌人800余人，但红军也遭受重大损失，伤亡近2000人。

21日，筠门岭被蒋军占领。南路军攻占筠门岭后，于5月下旬，推进到会昌以南的永和墟和龙和墟附近构筑碉堡，准备向会昌进攻。

8、最后的机会

1934年7月上旬，蒋军为了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又重新调整了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依托堡垒线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

其部署是：

以第三路军6个师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4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另4个师进占头陂，尔后集中9个师向宁都、赤水、驿前、小松、石城推进；以东路军为主的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于都进击；以3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作为总预备队。

这时，中央根据地经过连续作战，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红军应该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

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

但仍为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拒绝。左倾冒险主义者仍未放弃“消极防御”的方针，仍未采取措施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而是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战胜”。

并且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阻止敌人，继续同敌人拼消耗。

他们以三军团的第六师和地方部队红二十一师把守高兴圩、老营盘一带；以第九军团防守头陂一带；以三军团主力在广昌贯桥、高虎脑、驿前一带抵御敌人：以新成立的第八军团（由新编红二十一师、二十三师合编组成，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在兴国古龙冈以北地区抗敌南进；以红一军团到东线闽西一带与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抵御敌人向长汀的进攻；以红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抵侮敌人的进攻。

9、“六路分兵”与“全线抵御”

8月5日，蒋军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配合下，向半桥、驿前以北的红军发动进攻。左倾冒险主义者命令红军第三军团主力和第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30华里地区修工事，筑堡垒，挖战壕，以5道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

在6日的高虎脑、半桥防御战和14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红军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在敌军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炮击下，凭着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击退了蒋军的多次冲锋，使敌精锐部队伤亡近千人。

红军亦因伤亡严重（伤亡2300余人，内干部600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驿前战斗后，第三军团退守石城北的小松市。

蒋军北路向驿前进攻的同时，其余各路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发动进攻。

9月初，红军第一军团、第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虽然在温坊地区以运动战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敌，共歼东路军1个多旅，4000多人，其中打伤2000多人，俘2400多人。

在西线，红军在永新、安福地区亦给何键部以相当杀伤，但已经改变不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蒋军相继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一方面军完全陷于被动。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

从7月到10月近3个月中，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六路分兵”，一路也没有打胜；“全线抵御，一处也未抵住”。

10、逃跑向何方？

此时，博古、李德等人已为蒋军的气势所吓倒，慌忙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决定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本来，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关系到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全党全军中进行动员，以调动全党全军的积极性，共同努力，团结奋斗。

但是，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在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中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李德竟然荒谬地认为：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这一行动，在李德和博古确定后，只给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委员作了传达，其他人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而不知道整个行动是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

直到出发前一星期，广大基层干部和连队战士才知道红军要撤出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主力出发前夕，中共中央开会决定：

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党的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5人组成，项英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后来，根据实际斗争需要，中央局又扩大了组织，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潭震林、梁伯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7人，共由12人组成。

当时，留下的部队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直接指挥的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持续1年之久。

红军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给进犯的蒋军以重大打击。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竭尽全力支援反“围剿”战争。

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实行错误的军事领导，使这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