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名言

周有光名言

1.百岁老人周有光有哪些长寿经验

周有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4种语言。

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转行，参与设计 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已经105岁了，除了稍微有些耳聋之外，其他方面都“平 安无事”，。而且思维清晰，充满活力。

何以如此？周有光在一次采访中曾笑谈他的长寿之道：“有一次，我去医 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 97岁，医生给我改成了 79岁。又 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

很 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 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

以前我在上海 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的而是吃死的，乱 吃东西不利于健康。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 不容易睡着。

后来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 到现在都不再失眠。所以，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

‘卒然 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2.张允和的姻缘

张允和十六岁时，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就认识了周有光，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而张允和正读初中三年级。他们一起到江边散步，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长征。他们在石堤上坐下来，两人都紧张得没有一句话。周有光拿出一本小书来，张允和看了一眼，心想：这个人真坏啊，拿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书，英文本的，怕我不懂英文啊。书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是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尽管允和没有让有光达到在一吻中消除“我的罪恶”的目的，但允和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书里还是担忧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十张纸的长信，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对于有光，更令他鼓舞的是允和的父母思想开放，支持他们的自由恋爱。

由于周有光在杭州教书三年，张允和从光华大学借读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周末，他们相约在西湖的花前月下，这对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身子保持着一尺的距离，心中充满了甜蜜，却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 颠沛流离了十多年，先后搬家三十次，一家人终于盼来了解放与和平的年代。1952年，张允和受叶圣陶先生的推荐，从上海调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喜欢写作的张允和事无巨细都会向在上海的丈夫汇报，一次她在信里坦白说她收到了一个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的来信，来信说对方已经爱了她十九年。允和让丈夫猜他是谁，周有光在回信里一本正经地猜了起来：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不料，这些夫妻间嬉戏的书信却在1953年的一场“三反五反”运动里成为特务的证据，审查者说那些英文字母都是特务的代号。从未蒙受过这种耻辱的张允和精神崩溃了，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她为自己的坦白和忠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也赢回了天长地久的恩爱。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孩子们都要来祝贺老两口的这份天伦之乐，令许多年轻人也看得眼馋。张允和八十岁的时候这样回忆她与周有光在上海吴淞的第一次握手，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还是平坦，她和他总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了他的手里。

仅用四个字，周有光就拉开了跟“大师”的差距：不随风倒

先是经济学家，再是语言学家，最后是思想家，年龄之于周有光，只剩下为他涂抹金色的意义。他的人生没有上下半场，也没有高潮低潮，而只有不断上扬的征程。

文/韩浩月（作家）

“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在谈及自己的长寿时，周有光如此诙谐地说。而每逢人们喜欢的公众人物去世，大家也愿意用这样的形容来表达怀念，比如上帝想用手机带走了乔布斯，上帝想听摇滚于是带走了大卫·鲍威等等，那么这次上帝带走周有光，是想要学习汉语拼音吗？

当周有光的生命刻度停止在112岁的时候，再想起他那句长寿名言，仍觉幽默的同时，也隐约能品尝出些别的味道。

文化老人巴金曾有一句让人震撼的话，他说“长寿是一种惩罚”，这句话曾被人解读为，不愿意长寿并不仅仅是因为病体的伤痛难以忍受。老一代知识分子命运多舛，心灵上曾遭受的摧残，那种创伤哪怕很长的时间也难以愈合。

躲过“反右运动”的周有光，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他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房子被造反派抢占，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数年……现在说起来周有光50岁时半路出家由经济学教授转身变为“汉语拼音之父”颇有传奇色彩，但这身份巨变背后的曲折，以及一位智者被耽误和被浪费的时光，却被传奇光环遮掩得严严实实，少有人知晓。

周有光创造了汉语拼音，初入校园的孩子们朗朗的拼读声，会是对他的永远纪念。但周有光的价值体现，汉语拼音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熠熠光辉，更多来自一位知识分子在漫长时光中对文化的坚持。

周有光曾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可正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浪潮冲击下，周有光执着如灯塔，在无数知识分子刚到中年就孱弱无比、老态频现的时候，他却老而弥坚，用愈加厚重的著作，支撑起一位知识分子的强大，这种强大，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击姿态。

先是经济学家，再是语言学家，最后是思想家，年龄之于周有光，只剩下为他涂抹金色的意义。他的人生没有上下半场，也没有高潮低潮，而只有一直向前、不断上扬的征程，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此外还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作品……周有光的耕耘，源自滂湃的思想，也源自一位知识分子生命不息、著述不止的渴望。

（沈从文、周有光和张家姐妹。名士风流，静仪犹彰。）

晚年的周有光始终保持的批评立场，也是属于一位思想家应该持有的发声态度，起码在同年龄段的文化老人当中，他是少有的能坚持说真话、坚持批评的一位。

比如他认为“国学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比如他在111岁的时候发出忠告，“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他谈中国的教育，认为中国教育还没有向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看齐，还差得很多；对于“大师”称谓泛滥，他说“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和一些“大师”以年龄为傲不同，周有光是把年龄当武器来使用的，他那句“现在我已经老到可以说出真话了”，尽显斗士风采。

周有光是一位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文化人，他的离世所激起的反响，体现在水面之上，是排列他这一生做了别人两生都做不完的事情，体现在水面之下，则是无声地在对知识分子群体提出意见。对学人们而言，要达到他的学术水平线，很难，但有一点学习起来却不难，那就是像周有光一样说真话、讲直白的道理，不做随风倒的“大师”和跟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