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的优美句子

大礼堂的优美句子

1. 关于大礼堂的作文95个字

来到大礼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美丽的喷水池。喷出的水时而高时而低，像白云在飘浮。夜晚高高的水花和彩灯交相辉映，非常美丽。有的像珍珠，有的像宝石，晶莹剔透。

礼堂的大门上有一个用数字组成的飞机标志，一层层红色的台阶两旁有黄色的护栏，像卫兵一样守着正门。

进了正门就是前厅，前厅那米黄色的天花板中间有两盏放着光芒的吊灯，两座环形的楼梯用黑色带金色点缀的大理石贴面，闪闪发亮，格外耀眼。

穿过前厅来到礼堂。礼堂大极了。楼上楼下有一千多个椅子，整齐地排列着；石头地面光亮无比；最前面有个木质舞台。这舞台勾起了我的回忆：记得我上托儿所时，在这舞台上表演“小鸭子”的舞蹈，引起台下一阵阵的掌声。上小学时，我在这舞台上领舞表演了舞蹈“新世纪新太阳”，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最令我难忘的是小学三年级，我获得了“厂级优秀少先队员”。厂领导为我颁奖时，我激动地想：整个年级就我一个人当选了，我一定不能辜负这个光荣称号！

啊！美丽壮观的大礼堂，伴随着我成长，我深深地爱着她

古色黉门里的流金岁月——无为师范70周年校庆特刊

作者：胡革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安徽无为师范学校度过了难忘的四年中师生活。学校坐落于无城西大街，紧邻鞍子巷。经考证，学校原址是古时的无为黉门。黉门，又称黉宫、黉宇、黉序、黉校，古代讲学培养文人的场所。2006年4月19日，厦门大学授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连战先生当场挥毫，写下“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的题词。黉门与学校的功能并无二异，一些有怀古幽情的文化人潜意识中以“黉门”来指称无为师范，这也是希望文化的脉息绵绵不绝吧！

少年时我一直认为，黉门就是指学校暗灰色琉璃瓦下那对陈旧厚重的暗红色木门。长大后，从年长的文化人对黉门的使用中才逐渐意识到，黉门指的就是学校。再后来，经过进一步考证发现，古时“黉”是指学校，黉门就是学校的门。如今黉门反而就是学校的意思了。如此看来，我对黉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真是知识越多越繁杂！

在我上学期间，那扇古色的木门已被铁栅栏所代替，古朴庄重的门楼亦已消失在岁月的烟雨中，只有那对石狮依旧不离不弃相互守望。2003年，无为师范完成了培养乡村小学教师的历史使命，成功转轨为“无为县教师进修学校”，内设“实验初中”；2018年，无为县教师进修学校搬迁至城南新区，重新建了个20亩大小的校园，原址则留给了无城幼儿园；2019年，无为撤县改市，学校更名为“无为市教师进修学校”。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入学到现在，刚好38年。期间每每路过原址，总要驻足凝望。原先的行政楼、食堂等统统不见了踪影，只有跑道两侧的杉树仍肃严矗立。隔着铁栅门，只一瞥，束发少年到弱冠青年的陈旧往事，便像冲破闸门的洪水，汹涌而来。

先从校园环境说起吧！

布局紧凑、功能齐全的校园环境

学校大门面向西大街，我入学时还是门楼式结构。漆着暗红色的厚重木门上方，镌刻着“无为师范”四个黑色（后来改成黄色）大字的红底鎏金牌匾，掩映在高大庄重的褐色屋檐下。门楼两侧，各踞坐着一只威风凛凛的石狮。门楼无声，散发着古色的陈韵；石狮不语，守卫着神圣的学府。

校门外侧的两面墙上，起初左侧写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右侧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后来左边改成“学陶师陶，献身教育”，右边则是“面向农村，面向小学”。这十六个红色的大字，不仅对称，也时刻提醒着每一名进出的师生：学校在理念上尊奉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在目标上则矢志于农村小学教师的培养。

门楼的内侧是传达室和收发室，所有寄来的信件电报、订阅的期刊报纸都通过这里派发。学校上下课的铃声也是从这里发出，那时学校已经使用电铃了。如果遇上停电，到了上下课时间，师傅则会沿着跑道不停地摇着手里一个菠萝大小的手摇铃，很像《西游记》里那个一边吆喝着“大王叫我来巡山哪”、一边威风凛凛跑动着的小钻风。这么说，没有不敬，只是觉得场景相似而已。电视剧《大宅门》播放时，我每每看到手秉蜡烛的七老爷夜里巡房的镜头，听到“各屋点灯，小心火烛”的苍老暗哑声，总是联想起当年师傅勤于职守准时摇铃的情形。

进入大门是校园唯一的一条200米长的环形跑道，上面平平整整地铺着一层细碎均匀的家庭燃煤烧尽后的灰渣。带有弹性的碳灰可以降低跑步时的震荡，形成对脚踝和膝关节的有效保护。在物资紧缺的时代，能这样因陋就简低成本地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老师们也是穷尽了所有的想象力了。据说，这是体育吴忠廉老师亲自带领高年级同学用手推车从外面一车一车拉来，然后用扫帚扫平的。我入学时已有跑道，没看到拉煤灰的场景，倒是不时见到吴老师用大扫帚在跑道上清扫，不是在清积雪，就是在扫垃圾。

左边紧挨着跑道外侧，是一幢青砖砌就、白色石灰勾缝、带有走廊的三层长方形教学楼，这也是当时校园里最崭新最气派最现代的建筑，与跑道两侧高大整齐的水杉比肩排列。如今，校园里所有的建筑几乎都不复存在了，只留下这些水杉依旧生机勃勃。校友们返校时在水杉树下合影，缅怀着曾经的流金岁月。

教学楼每层四个教室，中间两个楼道的夹层里藏着几位单身教师的宿舍。宿舍不大，不到10平米。教物理的刘仁和、黄厚金等老师，以及后来调入无师的本班同学张卫国、胡界平等，都曾先后在这里蜗居过。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在二楼，三年级在三楼，我们戏称升级就是升楼。教学楼只有三层，到了四年级时，没法再升了，只得还停留在三楼。81级是两个普通班和一个民师班，我们83级和82级每个年级都是三个班，84级只有两个班。空余的教室，被用作图书馆和实验室。

跑道右侧是两层木质结构的行政楼——应该有些年头了，走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与教学楼隔着跑道遥遥相望。楼下是老师们办公的教研室和医务室，楼上是校长室和会议室。

门楼左侧紧挨着教学楼的西南角，原先是一个用碎砖铺就的篮球场，还有一个破漏的厕所，后来都被拆除建设成电教馆。右侧行政楼南面挨着西大街的地方，原先是校办工厂，拆除后盖了座洋气的艺术楼。

教学楼后面紧挨着鞍子巷的地方，是一排砖瓦结构、低矮阴暗的陈旧平房，黑瓦白墙，我们姑且叫它西平房吧！西平房形成一条100多米的长龙，分成三段。南段是十几间女生宿舍，全校的女生都住在这里。中段是两间男生宿舍。那时女生占比很低，降分录取后还不及男生的一半，所以宿舍也不多。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虽然毗邻，但中间却用一堵墙壁严严实实地给隔开了，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院落。院落里面各有一口水井，旁边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水泥池子。池子的边缘上雕刻了搓衣板的形状。晴天的课后或假日，三三两两的学生们便用绳子系着铁片或者篮球制成的简易桶，从井里汲水，围在池子旁边洗衣服。男生的院落门朝北，与教学楼北墙同一个平面。女生的院落构成一个狭长的“7”字形，绕过教学楼的南墙，也朝北开着一个圆门。女生宿舍院落的圆门虽然常年开着，也没人管理，但却是男生的禁地，没有哪个男生敢贸然进入。

西平房伸出教学楼的北段，是几位有家室教师的宿舍，吴忠廉老师和龚仁湘老师夫妇俩就住在这里。其北端与三层的男生平顶宿舍楼相连，从西侧将校园和鞍子巷隔开。这里就到了校园的最北侧了，往东则是二层的男生宿舍，红瓦灰墙。由于地形的缘故，两幢宿舍楼构成了大约80度的夹角，形成一个“L”型，构成校园的西北角。再往东，便是教工餐厅、开水房和食堂。

教学楼的北墙、西平房的北段、二层宿舍楼和食堂西墙，刚好构成一个边长约30多米的正方形。正方形的中间原来也是一座小正方形的教师宿舍，后来被拆除，平整后铺上水泥，成了三个并排的篮球场。电教馆建成后，这里便成了学校除了跑道外唯一的运动场所。篮球场、排球场、运动场，一场多用，功能和使用频次都超极限地发挥了。

从食堂往东，与行政楼形成夹角的地方，散落着几幢和西平房外形相似的低矮房子，这里是校内教师最大的集中居住区，大约有十来位教师居住在这里。

食堂供应饭菜的窗外，就是空荡荡的大礼堂，西侧是高出地面大约两尺的台子。食堂、大礼堂和大会场合三为一，学校所有的文艺演出、大会时领导讲话都在这个台上，我们则分班级坐在台下观看或者聆听。

走下食堂门口的台阶，就是前面所说的跑道了，迎面就是跑道内侧椭圆形区域内矗立着的一座假山——校园内唯一可以和杉树林一起称作风景的地方。假山两侧是读报亭，用两块洁净的大玻璃将人民日报、安徽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夹于其中。我们端着饭缸，看完正面，再看反面，一顿饭吃完，报纸也读得七七八八了。跑道内部椭圆形的场地上零零散散分布着一些高大挺拔的杉树，被垂直的两条水泥道路隔成面积差不多大小的四块。南北走向的纵道连接着假山和学校大门，横道则是行政楼和教学楼的通道，老师们通过这里到教学楼上课，学生们也从这里到行政楼后面去上厕所。横道东侧北边的场地上，依次排列着沙坑、高低不一的单杠，南侧分列着吊环和几个双杠。纵道西侧的地面，是操场。那里的树木相对密集些，我们每天就在树丛里做早操和课间操。横道和纵道在场地中央交汇，矗立着一座“读书少女”的雕塑。

这就是校园的全景了，南北最长不超过150米，东西不到120米。小巧玲珑的校园里，集聚了教学、生活、运动等所有设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同学科的老师们带着五百来个青葱少年，在这“螺丝壳里做着道场”，我们上课、睡觉、吃饭、锻炼、娱乐等等，全都在这里。宿舍、教室、食堂和运动场之间的穿梭，汇成我们四年流金岁月的全部。

面向农村、面向小学的课程设置

黉门培养的是农村小学教师，所有的教学活动都牢牢地围绕着这个目标。四年期间，我们一共学了语文基础知识（简称语基）、文选和写作（简称文选）、数学（包括代数、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微积分、数论等）、音乐（乐理、声乐、器乐等）、体育（田径、球类、武术等）、美术、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小学语文和数学）等20多门课程，大致可分成基础知识类、艺体类、教学方法类等三个模块。此外，每个学期还开设劳动教育周，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和比学赛教活动。

这些课程中，有的只开设一个学期，比如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有的开设了几个学期，比如理化和史地等；有的每个学期都开设，比如语基、文选、数学和音体美等。

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中等师范教育虽然强调“一专多能”，鼓励每个学生结合自身天赋和爱好去发挥特长，但最终强调的还是“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均衡发展，突出教学能力的培养，这与现在所提倡的“五育并举”的培养目标不谋而合。

除了没有英语，这些课程不仅完全覆盖了高中三年文理科的所有课程，还增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以及音体美类课程。

英语课的缺席，成为制约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最大桎梏。当时黉门的师范教育目标似乎不是着眼于学生个人的发展，而是献身农村并扎根于农村的小学教育。那个年代师范生要想走出去，通过各式各样的考试是唯一的道路。无论是高考还是研考，英语都是特别重要的一门科目，何况英语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好的。没有英语基础，你便失去了腾飞的翅膀。无为师范短暂的七十年办学历史，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农村小学教育输送新鲜血液，改变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农村中小学以民师甚至代课教师为主的师资队伍结构现状，让一届又一届生源好、经过系统教育的毕业生回到家乡，慢慢扛起无为乡村启蒙教育的大梁，进而为整个无为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奠定基本盘。

无为如此，安徽如此，全国也是这样。不久前看了几位校友的回忆录，有的文中隐隐流露了对不设置英语课的疑问和遗憾。这样的遗憾，不仅是因为个人失去发展机会，也是因为从九十年代中期，英语课在小学已普遍开设——很多经过正规教育的师范生却不能教课。客观地来说，在文革结束不久、师资严重缺乏的八十年代，除非极有远见和前瞻意识，否则是很难预见到教育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的。

但对志向明确的同学来说，英语课的缺位并不能阻挡他们迈向远方的强劲步伐。仅我了解，就有不少同学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担任英语课的教学。从校庆70周年的校友群里，可以发现每一届都有数人考取了研究生。这两个群体显然需要非常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基础，但他们都通过孜孜不倦的自学或进修让自己系统地掌握了英语。更有意思的是，89级校友王正志，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北京市的知名律师，担任了全国法律英语大赛决赛的首席评委。

缺席的不仅是英语课程，还有快速兴起的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教育手段，比如：教学幻灯片、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等在教学过程中的广泛使用，我们接受的四年教育中都没有接触到相关的课程，可见当时的课程设置理念偏于正规和传统。然而，瑕不掩瑜，就面向农村来说，这些现在看起来传统、当时却很新式的课程开设，已能充分满足那个时代小学教育的需求。同时，这些课程大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健全了学生的体魄和心智，培养了学生艺术和美感的认知能力，强化了学生的兴趣。

此外，虽是面向乡村的基础教育，但在一线发挥骨干作用的，不仅是教师，小学管理人员也不可或缺。从发展的眼光看，师范教育似乎还缺少了教育管理类课程模块。当然，这仅仅是言由心生的个人浅见。实际上，很多后来走上行政管理的师范生通过函授、自考、脱产进修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学历。

严肃活泼、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除了正规的课程教学，老师还引导或者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培育爱好和兴趣，有的是为了培养教学能力而必须完成，有的是为了身体的健康而强行要求，有的是为了活跃校园气氛。

首先是各类竞赛活动。印象中，有消灭错别字竞赛、作文竞赛、演讲比赛、数学竞赛、智力竞赛、朗诵比赛、唱歌比赛、象棋比赛、书法比赛等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报名参加。记得入学不久，学校举办了消灭错别字竞赛，全校学生都参加了。一张试卷上，有一百个错别字，比谁得分最高。记得是班上的余经状同学获奖了，奖品是一本字典。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与二、三年级学长们同台竞技获奖，这让我羡慕了很久。

这些竞赛，大多依托某些课程，并在课本之外进一步外延，目的是引导学生拓宽知识面，激发大家深入学习的兴趣。

其次是每天的“三操一活动”。所谓“三操”分别指早饭前的早操、上午两节课后的课间操和下午两节课后的眼保健操。活动则是下午放学后晚饭前的课外活动，可以去运动场打球，去沙坑练习跳远，在跑道上跑步，在单杠双杠上翻腾……除非天气变化，三操是雷打不动的。即便停电，体育老师或者学生会干部用口喊的方式，也会带着我们做操。活动则可以灵活选择参加——你可以去打篮球，可以去跑步，可以去练钢琴……“三操一活动”，是学校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而做出的固定时间的安排。

不仅如此，学校在体育课、“三操一活动”外，还规定每个学生体育必须达标。所谓体育达标，就是每年都要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与现在学校组织的“体测”有点类似。需要完成五项，成绩都合格才算达标，分别是：50米短跑、1000米中跑（女生是800米）、引体向上（女生是仰卧起坐）、举重和立定跳远。每一项都有详细的评分标准，单项45分以上才算及格。综合五项总分情况，又设三个层次：250-349分为合格，350-449分位良好，450-499分为优秀。体育不达标，不予毕业。达标活动促使学生去锻炼，有效增强了学生的体质。记得我一年级不达标，二年级良好，三、四年级都是优秀。

除了公开的活动，校园里还隐藏着一些学习兴趣小组，比如文学社，我们班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都参加了。英语学习小组，负责的好像是班上的俞梦熊同学。数学园地，这是一个由同学自己编辑，发表同学撰写的数学小论文为主的油印刊物，记得教我数学的吴金葵老师有次“逼”我写了一篇关于数列的文章。

为了让我们能够胜任未来的教学工作，学校规定我们必须通过以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为内容的“三字一话”考核。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发布口令、整队和儿童操两项体育基本功，识简谱、风琴两项音乐基本功，美术字、简单图案和简笔画三项美术基本功，合成“十项基本功”。实际上是十一项，汇编成一本“安徽省无为师范学校学生基本功考核手册”，由不同的老师一项一项地考核，验收合格后在上面签字盖章。少一个章（字）都不能毕业，比现在高职院校的职业资格证书还要严格。

那时学校还经常举办以班级为单位的各类比赛，让本已紧密团结的全班同学为共同的荣誉而更加激发凝聚力。记得我们在班主任兼音乐老师马允福的指导下，由丁晓明同学指挥的《保卫黄河》大合唱就是我们班参赛的保留节目。不仅获奖本身能刺激荣誉感，演唱“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时所激发出来的豪迈的爱国主义热情，双声部所带来的协调意识，也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运动会则把班级的集体荣誉感激发到高潮。每年一度的运动会，是校园里最大的体育盛会，是按照年级组别评比。黉门本就是重视音体美的学校，争夺年级第一成为班主任和同学们共同的心愿。运动会还没有开始，每个班都早早吹响了集结号，全员发动全班组织，体育委员根据每个同学的体育特长精心布阵，选拔最优秀的选手参加，确保能为班级获得最好的成绩。不仅考虑本班学生体育特长，还要针对对手进行排兵布阵，如何扬长避短确保优势，甚至连“田忌赛马”的策略都使用上了。

选手为项目做准备，其他同学也没闲着。他们或参加服务，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以便选手集中精力参赛；有的参加后勤保障，购买食品，为选手增加营养。其实，所谓的营养品，也不过是红糖、麦乳精、桔子之类。虽说市面上没有什么高档补品，即便有，也买不起。记得体育老师王强有次说大馍泡红糖水最能增强体质，于是很多同学纷纷仿效。每当有本班同学参赛的项目，总有同学在旁边摇旗呐喊。尤其是有望夺冠或者打破学校记录时，班级还会组织强大的啦啦队。

没有什么事情比本班选手打破记录或者获得年级第一名更令人兴奋的了！但兴奋却伴随着紧张和忧虑。学校会及时动态地更新着各班级的得分和排名，每一次分数的变化，都牵动着所有同学的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班级能够荣获年级第一，暂居第一的自豪和排名波动带来的沮丧，充斥着每一个同学的内心。在这过山车般情绪波动的过程中，集体荣誉感、班级的凝聚力、同学之间的情谊，都悄悄扎根于每个同学的灵魂。

综合课程的设置和各类活动的开展，不难发现无为师范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注重博识的教学内容外，更加突出艺体和语数类课程，重视对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心智和身体的养护、扎实教学基本功的培养。

实际上也是如此。琳琅满目的文化课，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还给我们打下了广闻博识的基础。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则延伸了爱好，培养了技能，保护了健康，补缺了短板，陶冶了情操，丰富了校园生活。这些课程和活动，在我们的心中埋下一粒粒理想的种子，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则渐渐生根发芽，甚至长成参天大树。据了解，由于基础扎实，班级绝大部分同学后来都参加了相关专业的自学考试，获得了本科文凭，走上更高层次的讲坛。

比如喜欢历史的余经状、喜欢英语的俞梦熊、自学中文的李俊荣等，他们都先后通过自学或者进修，获得本科文凭，现在都是高中教师；喜欢语文的李建平，研究生毕业后，现在是合肥师范学院中文教授；擅长画画的胡界平、爱好音乐的张卫国则先后回到母校任教；而对教育学产生浓厚兴趣的赵云飞，毕业后很快考取研究生，现在留居海外；多次获得一等奖学金的丁静同学，凭借考核第一的成绩，毕业时获得众人羡慕的留城指标，后来任师范附属小学校长；走上教学管理岗位的还有担任乡中心小学校长和中心校校长的周卫东、钱前、焦瑞生等，担任初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的胡晓峰、魏小兵等；喜欢文学的杨帆、黄俞、任家潮（擅长楹联，多次在全国各地的楹联征集中获奖）等同学，都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热爱……

诲人不倦、润物无声的人生良师

虽然多数课程看起来都是浮光掠影，让学生浅尝辄止，但每一位老师却都如同漂流时船工撑起来的一支支长篙，引导着我们“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他们教我们学知识、学做人、学技能、学求真，一点一点地启发我们，改变我们，引导我们，熏陶我们，一直把我们雕刻固化成他们所期翼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对当年执教过83（3）班的部分老师的回忆了。他们虽然只是黉门教师队伍中的一个小群体，但我相信从他们身上，足以看到所有黉门教师呕心沥血奉献教育燃烧青春的时代光芒。可惜由于时间过去非常遥远，很难对老师进行全面详细的描述。只能通过一个瞬间的记忆片段，或者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试图勾勒出每位恩师可亲可爱可敬的光辉形象，也希望能够唤醒每一位校友内心深处尘封的记忆。

先从班主任写起吧！刚入学时的班主任是教我们音乐的马允福老师。马老师应该刚过而立之年，长长的卷发不时飘过他瘦削的脸庞，脸上始终挂着春天般乐观自信的笑容。他身材算不上高大，但走路时却健步如飞。他最擅长的是手风琴，拉到高潮时，头先略微一沉，然后猛地一扬首，刚垂伏在前额的长发瞬间回归原位，将雄姿英发的潇洒形象重又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83（3）班入学时有56人，分别是39名男生和17名女生，几乎都来自农村，举止投足间都带有放牛娃般的粗鄙俗气。针对这种情况，马老师就从很细小的地方一点点改变着我们。入学报到不久的一次班会上，他就专门强调：“在座位上抖腿是很不文明的行为，要坐如钟立如松。”

马老师教我们音乐，一开始是从定音开始。课上，他先用手风琴拉出一个音，让我们仔细辨听后，发出这个音。我这才知道，每个音除了大小，还有高低之分，“哆来咪发烧拉谢”美妙的乐曲就是由它们组成的，而“1234567”这些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些音的符号。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对音量的高低尚无准确的辨别能力，嗓子也发不出任何悦耳动听的声音。

第一个发现我在音乐方面感知能力弱的是马老师。有一次，马老师要求全班同学集体发出“啦”音，他一如既往地侧着耳朵仔细辨听。“停！胡革，你的音错了。”马拉老师突然大声说道。我在沮丧之余，不由得对马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竟然能从五十六个人当中听出我的发音异常！我甚至幻想，假如当年齐宣王也有马老师如此神奇的听力，那么南郭处士就无法“滥竽充数”了。后来，我慢慢了解到，马老师是省音乐协会会员，发表了很多作品，我们的校歌就是由他谱曲的。

马老师不仅专业能力强，组织经验也很丰富。他非常善于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鼓励我们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凝聚团结、和谐、向上的学习氛围。第一学期末，学校按惯例组织以班级为单位参加的全校性的文艺比赛。他为了让我们能够获奖，就让我们避开个人项目，改为集体合唱。在他的巧妙组织和精心指导下，我们班一举夺魁。

可惜，马老师没有陪伴我们毕业。1985年春夏之交的时候，他调到宁波师范工作。举家离开之前，他与新任班主任刘仁和老师一起，和我们全部同学合影留念。

2008年3月，我带学生去宁波实习，曾在QQ上和马老师有过短暂的沟通，但随后又失去联系。

接任马老师的是刘仁和老师，我们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从第一学期开始他就一直教我们物理课。刘老师讲课很细致，也很有耐心，所以他的课很容易懂。但如同数学课上的集合论知识一样，我们对抽象的力学知识一度难以理解消化。尤其是力的合成与分解，经常让我们头疼。刘老师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做题目来培养我们的理解能力。记得有次课堂考试，他精心设计了四道大题目，每道题25分。当他发现我已答题完毕，便走过来仔细看了我的试卷，然后微笑着让我再认真检查一遍。我当时不以为然，认为全部都做对了，就毫不犹豫地交了卷。第二天试卷发下来一看，我做错了一道题，原因就是力的分解弄错了。

在试卷讲解时，刘老师意味深长地强调：“我们有的同学感觉课本上的知识都学会了，平时的练习也没有错误，但遇到复杂的情形下却会犯错。为什么会这样？问题还是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不准，所以就做不到灵活运用了。”这番话给我启发很大，也启发了我学习的方法，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去从本质上准确理解基本概念和原理，以不变应万变，这样就不会发生理解上的偏移。

刘老师对班级管理很上心，也很有独创的想法。他让同学们轮流做班长，每学期换一个班长，目的是培养更多同学的管理能力。前文说过，师范课程设置只聚焦教学能力培养，忽略了对管理能力的培育。刘老师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印证了刘老师的远见，当年担任过主要班委的同学，后来纷纷都走上中小学的管理岗位。刘老师对每一位同学都严格要求，鼓励每一位同学求学上进。记得有一年体育运动会，我因为没有参赛任务就偷偷溜回家了。返校后，刘老师立刻把我叫到他宿舍，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我没有团队意识，没有集体荣誉感。平时平易近人的刘老师是真的生气了，他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教育了我一个多小时。当时已是深秋，我注意到，他从食堂打来的瓷缸里的饭菜一动没动，早已凉了。

那时的语文课有《文选与写作》、《语文基础知识》两门课，我们分别俗称之为“文选”和“语基”。教我们“文选”课的是仇后亮老师。仇（qiu）老师和刘老师是老乡，也是同学，都刚大学毕业。他白净的面孔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显得文质彬彬，意气风发。仇老师虽然非常严肃，但却善于通过朗诵来培养我们对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美感的认知。对于来自农村初中、没有接受过正规语文课训练的我们来说，最初对朗诵是颇不以为然的。但当他读着“红烛，靳以——”时那淳正标准的普通话和高低起伏的语调，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他除了自己字正腔圆地朗读，还经常给我们听课文的配乐朗诵，并不时停下来讲解方法和要领，然后让我们跟着模仿。他在引导我们学会抑、扬、顿、挫等朗诵技巧的同时，也培养了我们对枯燥文字的语感，进而感受到语言的韵律之美。

那时“文选”课每两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纳入平时成绩。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发下来时，仇老师给判了全班最低65分，并且给了“语句不通，病句很多，文章没有中心，缺乏逻辑”的评语。我当时严重偏科，最感兴趣的是数学，最弱的是语文，尤其是作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语文一直非常差，自认为缺少文学细胞，久而久之也漠然了。但我没想到，仇老师的评语却如此“不留情面”。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经过严格考试被录取的，并不比别人差，如今却被老师这样评价，真是奇耻大辱！这瓢冷水大大刺激了我，但没有摧毁我的自信，反而促成了我对作文积极心态的复苏。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跑图书馆翻阅文学作品，阅读优秀中学生作文选，订阅《散文》杂志……效果是明显的，我的作文连续三次得了85分，翻阅其他同学作文，最高分90。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这迅即增强了我的信心：在学习面前，并不存在什么天分，只要肯下功夫，任何人都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参加工作后，我换了很多岗位，但无论是写年度计划总结，还是制订制度，或者起草讲话稿，我都没有太大的压力。这无疑归功于仇老师当年的一个65分和三个85分。

教我们“语基”的先是童惠君老师，后来是叶荣芳老师，再后来是俞佳培老师。童老师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圆脸短发，脸上总是挂着恬静和淡然的表情。刚入学的“语基”课主要内容是普通话。对满口无为腔的我们来说，普通话是非常大的挑战。为了纠正我们习惯性的方言，童老师除了在课堂上讲述发音原理外，还针对江淮官话里边音“l”与鼻音“n”难辨、平舌音“z、c、s”与翘舌音“zh、ch、sh”不分的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深蒂固的方言总是像沉疴一样难以根治。为此，童老师经常在课下单独辅导我们。每当我们发出类似“ci-chei（汽车）”这样的方言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纠正：“q-i-ch-e！”，直到我们发出正确的声音时，她才满意。

二年级时，叶荣芳老师教我们“语基”。印象中，他春秋时多穿夹克、冬天则是短大衣——总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如他讲授知识时那样的滴水不漏。叶老师讲课非常严谨，从未听他有言不达意或者啰嗦重复的地方。他说的话，像淙淙流淌的泉水，不带任何杂质的清冽而来，不带涟漪的静静流去。他一边和风细雨地剖析着某个形声字的结构，一边在黑板上用粉笔随手画出这个字所代表的物体图像——有时是一只唧唧喳喳扑棱棱振翅欲飞的鸟儿，有时是一只活泼灵动的白兔，或者其他鲜活的生命。这功底，让我们惊叹不已。每次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老师在现场作画时，总让我想起叶老师当年信手涂画时的情形，在这方面叶老师与康老师是完全可以相媲美的。无论课上还是课下，叶老师都是不苟言笑，始终是一副看破红尘、波澜不惊的表情。

课堂上，他会时不时冒出一个冷幽默。同学们都笑了，他的脸上却一如既往地古井无波，只陶醉在自己的讲述中。以至于有同学私下质疑叶老师会不会笑？可我窃以为，叶老师淡泊的表情下一定秘藏着一个愉悦的精神世界。他之所以不笑，不是笑点高，只是不愿像我们凡夫俗子那样浅薄而已。

到了高年级时，“语基”课换成了俞佳培老师，内容主要是讲语法修辞等。俞老师脸型瘦削，也许与他担任教导主任有关，他目光犀利、一丝不苟的讲课中始终渗透着威严。俞老师非常有文采，校歌就是他作词的。

我当年严重偏科。中考时语文只考了77分，数学却是满分。但即便如此，第一学期数学课中集合那一章，却让我一时无所适从。现在反思起来，也许是还停留在初中时代用直观思维去学数学，乍一遇到抽象的集合就茫然无措了。数学老师叫李仕基，他的逻辑思维缜密，教学严谨，一板一眼地按照教案一步一步地讲，边讲边板书，讲完就练习。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训练，我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课程理解能力增强了，信心和兴趣也恢复了。

但就在我们沾沾自喜时，有一次考试却被一道选择题难住了。记得题目是：{x}{{x}} ，三个选项分别是：A.∈，B.⊂，C.⊆。这道题我觉得选择哪个都可以，但最终却错了。后来在讲解试卷时，李老师让我们从集合和元素的本质去理解它们的相对性，而不能机械地按概念分裂开。直到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元素和集合，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身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毕业后，曾在校园里和教育局见过几次李老师，那时他已经是教导主任，能从众多教师中脱颖而出，想必是“教而优则仕”吧！

高年级时数学课内容主要是立体几何、数列等，由吴金葵等老师授课。由于在集合、三角函数等内容方面基础扎实，这些不太抽象的内容反而学得相对轻松。吴老师还引导我们学习了微积分知识，指导我们向学校自办的数学刊物投稿。毕业后再没见过文静秀气的吴老师，也很少得到关于她的消息。前不久，我阅读校友的回忆文章，其中写到担任班主任的吴老师关爱她们的点滴事迹，甚是感动。

这期间，我们听了一位退休老教师的数学讲座。他当时应该有七十多岁了，时常见他穿着端端正正的灰色中山装，耳朵上挂着听力器，拎着一只黑色的皮革包，一个人在校园里径自踟躇着。有学长传说他曾是华罗庚的同学，他有一支华罗庚赠送给他的钢笔。华罗庚是享誉全球的数学家，这让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对他的讲座充满着向往和期待。讲座上，让我意外的是古稀之年的老教师思维异常地清晰，口算异常地精确。记得当时他说，直线延长后就是圆，圆无限放大后就是直线。对没有极限和相对概念的我来说，这句话给我震撼很大，感觉不可思议，怎么也想不通井水不犯河水的直线和曲线最后怎么会混为一体呢？很长时间里都是难以接受的，一直到后来系统学习了数学分析这门课后，才慢慢有了领悟。

教我们哲学的是沙德新老师。沙老师不仅穿着新潮，思想也很时尚。他很能“侃”，上课时喜欢双臂支撑着讲台，一会儿把我们的思绪拉到课外，一会儿又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回课本。他的课让我们系统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后来进一步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哲学基础。教西方哲学史的周元政老师的话不多，他的课让我们认识了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把我们领入古老时代的思想隧道。

教生物课的程坤长老师圆圆的脸上始终挂有腼腆的笑容，和蔼可亲的他一开始就拉近了和我们的距离。不知是紧张还是幽默，他在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竟然这样做自我介绍：“我叫程坤长，开城省羊山县人……”话没说完，下面已是“哄”声满堂。他把无为县开城区羊山乡给整个升级了。我们那一级中考时要考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和生物9门课程，由于大多数课程都有一定基础，因此文化课对我们来说，难度并不大。然而生物课却是例外，不仅教材是所有课本中独一无二的厚厚16开本，而且程老师上课喜欢在课本外发散补充。更要命的是，他那时刚参加工作，还不懂像其他老师那样给我们划考试复习提纲，而是有板有眼地按照平时讲课内容来考试。这可苦了我们。于是，临考前就去借他的讲义。他倒也不拒绝，热情地把讲义给我们，就乐呵呵地刻印试卷去了。

一年级时教我们体育的是龚仁湘老师。龚老师短发，戴着很厚的近视眼镜，常年穿着天蓝色的运动服。她教我们学会了列队、侧身跑、原地跑、跳远、跳高、篮球等很多运动项目。教学上，她总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全班五十多人，直到每一个同学都掌握了她讲的动作要领才会进入下一个步骤。每节课上，她都要求体育委员先整理队形、报数，然后才进入教学环节。而她的教学环节，毫无例外地由准备动作、教学动作和放松动作三个步骤组成。

她的爱人就是吴忠廉老师。对黉门里的每个学生来说，无论是否上过吴老师的体育课，他都是大神一般的存在，给每一位毕业生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吴老师在校园里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现身。他常年穿着一身蓝色或灰色运动服，有时背着手，如同大王巡山般视察着自己的领地；有时龙行虎步，目光如炬地扫视着校园。任何不合规范的行为，一旦被他发现，洪钟般的声音便远远穿透而来，我们也总是毫无例外地音到行止。他探照灯般的视线所及之处，刚刚还在喧闹嬉笑的我们无不立刻噤若寒蝉眼观鼻鼻观心，小心翼翼地审视着自己刚才有没有不规矩的表现，心头连任何猥琐的念头都不敢有。无论多么调皮的学生，在吴老师威严的表情和凛然的正义面前，都会毕恭毕敬老老实实俯首帖耳。没人敢和他的目光对视，更不敢在他面前辩白半句。

虽然从未听闻吴老师动手体罚了某个学生，但学生们见了吴老师，真可谓“老鼠见了猫”，不仅当面怕，背后也服。他有时手持扫帚，“扫地僧”般仔细清扫着跑道或运动场。记得一天傍晚，一位年轻女教师的男友骑着自行车沿着跑道进来，车停放在教师宿舍门口。吴老师发现了，立即健步如飞赶过来，迅疾给车子落锁，随后把自行车钥匙放到校长办公桌上。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保护跑道，吴老师敦促学校出台了有关规定，不允许在上面骑自行车。想必那位老师的男友，还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他骑了几十里路风尘仆仆赶来，没想到刚进校园就受到了这样的“礼遇”。局外人是很难理解吴老师这样的行为的，但学生们都知道，在吴老师的心目中，所有的体育场所、运动器材都是他的心肝宝贝，容不得丝毫冒犯。

他不仅对学生严格，对同事严格，对家人同样也一点不留情面。有次龚老师给我们整完队，正要做准备活动时，吴老师不知从哪个角落忽然钻出来，当场纠正了龚老师的做法，然后亲自给我们示范了一遍动作要领。龚老师被他呵斥得在旁边默不作声。我们看了都觉得吴老师有点儿过分，对自己的妻子一点情面都不留。但细观龚老师，丝毫没有尴尬的表情，面色如常地在一旁和我们一起静静聆听。想来她早已习惯了这种“逆来顺受”，但这又何尝不说明了他们夫妻间配合的默契和信念的一致？最近校领导看望吴老师夫妇的那张照片中，但见吴老师侃侃而谈，旁边的龚老师注目聆听，这是一对多么幸福的伉俪啊！

那个时期，社会上还有些混乱，小痞子到处横行。但在我读书的四年内，从未见过不良人员进入校园。我们都知道，正是因为有吴老师和其他老师们一起共同守护黉门，这才得以有一方净土，有一张张宁静的书桌，有整洁的跑道和运动场。他不仅是校园的守护神，更是黉门内体育运动会、体育达标考核、“三操一活动”等得以如火如荼开展的赫尔墨斯。无论是同学之间的交流，还是写文回忆，每每提及吴老师，大家无不发自内心的敬重。这次校领导看望吴老师和龚老师的那张照片，吴老师风采依旧，没有看出多少岁月的痕迹；龚老师在旁边端坐沉思，神韵一如往年。2021年12月18日校庆时，87岁的吴老师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他声若洪钟，音震满堂，言自肺腑，丹心如初。有位校友感慨于吴老师往年对教育的赤诚和投入，尤其是台上那深深的一鞠躬，特意在抖音里赋诗一首：“耄耋不衰翁，声仍往日洪；依稀跑道上，驼背虎威中。”

如果说吴忠廉老师身上表现出的是刚正不阿的个性，教我们教育学的杨正方老师则散发着温润柔美的气质。对没有任何教学体验的我们来说，教育学不但深奥晦涩，还非常枯燥无趣。但杨老师似乎有一种魔力，在她和风细雨般娓娓道来的讲课中，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走进她预设好的情境，跟随她一起分享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领悟八大教学原则的内涵。杨老师对学生极有耐心，从不见她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有过一句批评，甚至连皱下眉头都没有过。她是一位知心知性知己的大姐姐，能够快速化解同学之间的任何矛盾，能够瞬间解开我们心中的任何死结。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如果说吴忠廉老师那雷霆万钧的气势，使他拥有能够让任何不良行为顷刻间遁于无形的灵丹妙药的话，那么杨老师的手中一定握有能够打开我们每个人心灵的“万能钥匙”。杨老师是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省劳动模范。不久前，远在上海的杨老师写给母校70周年的致辞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师范教育的本质是：品高身正，率先垂范，春风风（润）人，以文化人。黉门人一直在努力着，实践着。”我想，这也是杨老师毕生教育事业所执著的信念。正是有杨正方等老师和风细雨般润物无声，触及灵魂地诲人不倦，熏陶教育了一届届黉门学子，才让我们得以学会修养，学会求知，学会育人。

值得一提的是，杨老师的爱人郑养法其时不仅是我们的校长，一位名闻遐迩的书法家，他也是一位儒雅的学者，对学生总是耐心说理，从不动肝火。

优秀的老师很多，要写的老师还有很多，教化学的左玉龙老师，教历史的丁学章老师，教体育的王强老师，教音乐的佴延龄老师，教美术的俞观澜老师、耿耿老师和高令敏老师等等。每每想起他们，记忆就像拧开的自来水龙头，哗哗而来。但限于篇幅，只能止笔于此，相信从其他校友的回忆文章中，也能读到每一位老师的风采。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带着求知的欲望而来，带着对明天的向往而去，如同一棵棵幼苗，在这里分蘖拔节孕穗，然后被移栽到各地开花结果。而老师们自己，则始终留守黉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耕耘、守望。正如八三级校友袁牧所写道的：“绣溪边，墨池旁，双狮守黉门，园丁耕耘忙。无为师范的老师们是一面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引领着黉门学子守正创新，扬帆远航。”他们如同我们青少年时期漫漫长夜里璀璨夜空的星星，更像一座座指引我们人生的灯塔，照亮了我们无穷无尽的远方。那光芒是如此的灿烂，以至于数十年过后的我们，每当彷徨或迷茫时，总能看到远方那或隐或现的光亮。

最忆是巢州

因陋就简、勤俭节约的生活条件

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我国刚刚改革开放。那个时期，国家为了鼓励我们读师范，是有补贴的。每个月大约二十二块五毛钱的现金、三十斤粮票和半斤油票。三十斤粮票和五块零八分钱换算成23斤饭票和7斤馍票（饭票每斤一毛六分钱，馍票每斤二毛钱），七块钱和半斤油票换成七块钱的菜票。此外，每个月发放30张开水票（开水是一毛钱一瓶）。其余的除了交班费，每个月还有几块零花钱。

去黉门报到那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当天的菜肴有两份：一毛五分钱的红烧肉，五分钱的炒白菜，半斤米饭。这对平时难见荤腥的农村孩子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了。由于学校发放补贴，也就不好意思向家里要生活费了，所以需要我们自己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我们那个时候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尤其是男孩子，每个月30斤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菜金也要严格控制在每天2毛钱左右。好在学校食堂的伙食价格还算公道，蔬菜一律是5分，荤菜也不超过2毛，读一年级时我基本没有向家里要过钱。之后，随着物价上涨，学校将“零花钱”扣下用于发放奖学金，这才逐渐结束了“自力更生”的日子。我们读书时，正是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震荡时期，先后经过两次物价上涨，第一次是1984年，第二次是1986年，到我们毕业时，一份荤菜已需要六毛钱了。

宿舍的条件非常简陋。十二平米大小的房间里，除了一盏灯和5-6张紧挨着的双层单人木板床，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自己从家里带来被子、蚊帐、凉席、木箱、凳子等，在这里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四年时间。如果遇到宿舍里有张空床，那么就可以安放木箱；如果没有的话，则在地面上用砖堆砌个台子，再将木箱置于上面。每个宿舍少则住了9人，多则住了12人。虽然有点儿拥挤，但好在行李都不多。大家相依为伴，相互帮衬，倒也其乐融融。我们班男生有38人，分住在四个宿舍。有几个同学家住附近，平时不怎么住宿舍，所以相对宽敞些。

学校没有浴室，夏天洗澡只能在宿舍里凑合，冬天去外面街道的公共澡堂。不仅如此，整个宿舍楼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去很远的地方。洗衣服倒是好解决，下午课外活动或周末时间，西平房男生宿舍那里有口井，井旁有个洗衣的池子。带上一个大塑料盆，泡上衣服，放点儿洗衣粉，随便揉揉，再用水冲冲，很快就洗好了衣服。这些洗净的衣服，挂在宿舍门口的走廊上，我们在衣服搭就的瀑布下面随意行走。走廊的地上，宿舍里，是常年湿漉漉的。不用担心地滑，宿舍和走廊地面虽然都是水泥的，但估计是水泥含量少或者质量次，都裸露出斑斑坑坑，坑中是摩擦阻力很大的沙石。衣服有地方晾晒，而被子的清洗和晾晒却是件麻烦事儿。城郊的同学回家方便，他们将被子带回家清洗。家住得远的同学只好请人洗，四毛钱一次，不仅负责拆洗晾晒，还要负责缝好，倒也清爽。

尽管条件简陋，每天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早上6点通电亮灯时，学生会干部起床的哨声也会同步响起，而且催命似的不停地吹着，让你睡意顿无。夏天还可以，冬天根本舍不得离开温暖的被窝，去接触寒冷的空气，但所有的挣扎或者侥幸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值日的学生会干部，在值日老师的带领下来了，他们挨个儿进入每间宿舍，强行掀起棉被，裸露出正蜷缩发抖的身子，直到你起床下地为止。跑完步，回来简单洗漱后，便是早操和晨读了。如果说晨跑可在起床后偷个懒，那么早操和晨读是要点名的，任何人都不敢缺席。

一日三餐是有时间规定的，前后不超过一个小时。去早了食堂没开门，去晚了食堂就关门了。早餐是七点钟，中餐是十一点半，晚餐是五点半。早读课是七点半开始，早餐只有半小时，时间甚是紧张。为了避免排队拥挤，买不上大馍，学校规定每个宿舍派一名同学，可提前带着洗脸盆去统一购买大馍，其他同学留在教室，心无旁骛地继续书声琅琅。

虽然排队的人数大大减少了，但因为卖馍的窗口永远不超过两个（其他窗口卖稀饭和咸菜），仍时有拥挤发生。加上食堂的师傅为减少浪费，每天做的大馍数量都相对固定。如果前面的同学多买了，排在后面的便买不到大馍，这样会导致整个宿舍的同学吃不到，那天上午就会饿肚子。因此，早上购买大馍竟成为宿舍乃至全班的一件大事。相对而言，女生体力弱、脸皮薄，根本挤不过男生。有的班级为了不让女生挨饿，发起全班总动员：将大馍票收集在一起，选派几名身强力壮的男生去排队购买。他们相互掩护，很快就挤到窗口前，一次性将整个班级的大馍买好，这才像打了胜仗似的，兴奋地离开。真正的做到了扬眉吐气吃自己的大馍，让其他人无馍可吃。

拥挤打破了秩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两言不和便有可能引起动手。当然，这样的情形基本发生在不同的年级之间，同一年级的同学们还是很顾情面的。为了维持文明的就餐秩序，除校学生会的值日生外，郑校长与其他校领导经常戴着红袖章巡视食堂。一次，有两名学生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劝说无效，眼看着就要发生肢体冲突，情急之下郑校长只好站到他们二人中间，试图将他俩隔开，平息各自心中的怒火。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众目睽睽之下，这两名热血男儿，丝毫没有畏惧校长的尊严，其中一位同学竟然以郑校长的身体作为掩护，来了个李小龙飞踢，一下子击中对方。这突如其来的成功偷袭，令远处观战的我们，惊得目瞪口呆。郑校长却依然不急不恼，继续苦口婆心的劝说。

那时的食堂并不像现在的学校这样提供餐盘，学生自带瓷缸和勺筷。每个窗口只卖一份菜，米饭在另外一个窗口。我们要在不同的窗口之间来回穿梭，或排队，或拥挤，才能买好饭菜。餐厅是会议礼堂，自然是没有座位的。晴天我们端着瓷缸，要么去读报栏，要么围在篮球场周围，观看场子里那些“废寝忘食”的同学们拼搏争夺，要么回到宿舍吃饭。雨天出不去，大家便在大礼堂的人缝里钻来钻去，随便找个空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吧唧吧唧地吃着聊着笑着。同学们的家庭条件几乎差不多，也许是没有多大的贫富悬殊，大家都习以为常，泰然若之；也许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没有比较就没有向往，都觉得本应如此。所以，大家并不感觉到学生时代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学习和各类校园活动上去了，沉浸在近乎与世隔绝的自我陶醉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早餐是亘古不变的二两一只的大馍，一两一勺的稀饭，二分钱一份食堂腌制的咸萝卜或咸冬芥菜。西平房男生宿舍的院落里，散放着几只开口的大缸，里面腌制着的萝卜和冬芥菜，在漂浮着白色絮状物的水面，上下沉浮。

中餐则是米饭，菜主要有三种类型：蔬菜5分钱一份，鲫鱼排骨红烧肉等2毛钱一份，杂酱和荤素搭配的炒菜是一毛五分钱一份。这是入学时的价格，到我们离校时，菜价已翻了几倍。晚餐有时是稀饭馒头，有时与中午的一样。

尽管有着清贫生活的制约与理想光芒的感召，断绝了我们对中和楼（当年无为十字街最高档的饭店）等食府的向往，但对鱼肉等美食的欲望却从未根灭。每当同学们从家里返回学校，总要带点儿吃的分享给大家。板鸭之类已是奢望，严桥的老奶奶花生米、牛埠的红薯、襄安的绿豆糕、陡沟的酥糖，都成为最味美的牙祭。有一次，丁平同学从家里带来满瓷缸猪蹄烧黄豆，其时已是深秋，猪蹄和黄豆已经凝固在一起。他非常热情，邀请每个同学都吃上一口。这可是非常难得的大餐，金黄色的胶状蹄冻，勾出了每个人肚子里的馋虫。但毕竟人多蹄少，每个同学都只吃一口，就自动放下了汤匙。

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作品里所描述的求学时代相比，已不知胜过多少倍了。至少政府补贴让我们衣食无忧，不仅能吃饱，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吃好。

按照现今的家长和学生要求，学校宿舍不仅要配备衣柜、桌凳、无线网，还需要提供空调和卫生间。那时很多同学的家庭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我们也并没有觉得生活有多么苦，甚至认为在学校的条件比在家中的还要好。当时老师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见乐观。前文已描述了老师们的宿舍情况，不仅拥挤，而且都是低矮破旧、阴暗潮湿的房子。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成长着，交流着，学习着，憧憬着，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时光。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简陋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有意无意中形成了对我们的严格教育，赋予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品质，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的勇气，帮助我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优良习惯。这些都是文化课之外的收获，有着这样的精神品格与良好习惯，成为人生最亮丽的底色，此后的人生道路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都不能打败我们。

互助乐处、意趣相投的同窗情谊

友谊是一种双向信任共同凝结的情感，必然以亲密为核心成分。

大家都怀着共同的目的相聚校园，正是十五六岁不到二十的芳华年纪，处于人生孕穗拔节的生长期。虽然没有出县域，但那时交通不便，每个学期中途基本上不回家，算得上是远离父母和家庭了。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更谈不上互联网，我们与外界的交流很少，学校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在这个温暖、封闭的空间，寻求着个人的社会需要，寻求情感支持和归属感，提升着幸福感和生命的意义。

友谊也是一种寻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的人际关系。简陋的生活条件也在客观上促进着同学之间的团结合作和互相帮助，三四年时间的朝暮相处，纯真的友谊便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圈子。班级当然是最大的圈子，在班级荣誉和集体归属感的心理感应下，班级同学之间坦诚相待，更加注重友谊的忠诚和信任。

除了前面提及的运动会、买馍等事情外，还有一件事足以说明班级同学友谊的纯洁和牢固的程度。入学第二年，学校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取消每个同学的寒暑假生活补贴，而代之以按成绩评选奖学金。奖学金的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这也意味着百分之七十的同学的生活费顿时空中蒸发了。多数同学对此非常不理解，纷纷向学校提出反对的呼声。那些成绩优秀的同学，在这种氛围下表示，即便获了奖，也要“分还”给同学。经过一番沟通交流，结果是学校不但坚持这个决定，还特别强调奖学金发放后，不准变相私分。

奖学金很快在寒假中评选出来了，但没想到的是，春节后一开学，班上每位同学都拿到了一个保温杯。原来是获奖的同学们私下商量，每个人都把奖金拿出来，用这些钱给大家买的。

用现在的观念回想这件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它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地悄然发生了。那些把奖金拿出来的同学，还要顶着被学校发现挨处分的风险。可他们宁愿这样，也要逆流而上。他们并不是对学校奖学金评选有什么意见，而是不愿意伤害多数同学的感情。奖学金分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学金是一百元，二等奖学金是六十元，三等奖学金是三十元。对于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那个时代来说，一百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无论是一百元还是三十元，对囊中羞涩的同学而言，能够主动地自觉自愿地拿出来，实在是一种可贵的慷慨。在他们的心目中，同学之间的情谊是如此崇高，以至于愿意承受这样大的风险，愿意“忍痛割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友爱、互助、团结的校园里，也因年纪、性别、班级、性格、兴趣爱好等因素，自然而然形成不同的小圈子。比如，喜欢打篮球的，自然成了球友。我们班最突出的是篮球，当年可谓是“打遍校内无敌手”，而且是经常出战，甚至是远征襄安，与襄安中学的教师们来了一场友谊赛。篮球比赛是集体运动项目，这不仅需要个人技术强，更需要团队成员相互配合，形成默契。长期下来，几个高手之间自然成为铁杆。

同学的友谊还会辐射到不同的年级。1986年6月底，我和其他班级的几个同学在东大街的四美饭店（已拆除，位于颜记商店、周大生、掌上明珠家居生活馆一带）聚餐。点了三个炒菜，三个人的口袋都已空了。正当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在那里神侃时，有人给我们送来一盘青椒炒鸡蛋。抬头一看，竟然是一位学姐。同校三年，不熟悉，从未说过话。此时，这位学姐说道：“我们毕业了，看见三位学弟在吃饭，感到很亲切，送你们一个菜，留个纪念。今后，欢迎你们去六洲！”我们这才知道，这位学姐被分配到六洲初中了。六洲属于白茆区，靠近长江，著名的六洲暴动就是发生在那里。2013年，白茆、二坝等无为东乡几个乡镇被整体规划至芜湖鸠江区。我们当时都非常感动，没想到在校园里从未说过话的学姐，会如此看重同窗之情。遗憾的是，我们从未去过六洲，也忘记了学姐的名字，依稀的记忆里学姐是82（3）班的。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盘鸡蛋的形状和味道。淡黄色的蛋丝蓬松柔软，与绿色的青椒交汇在一起，垒成一座小小的绿水青山。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搛一块，放入口中，不及咀嚼，如银耳那样细嫩润滑的蛋丝，便在嘴里瞬间融化，弥漫成一股芳香。

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味美的炒鸡蛋了！

由于年纪小，学校为了保护我们，不让我们过多分心，严格规定在校学生不准谈恋爱。那时有个非常规范的名词，叫“早恋”。一旦发现谁和谁早恋，学校不但会立刻叫停，还要给予处分。

正是豆蔻年华青春懵懂的岁月，男女生之间情感的萌芽，自然不是一纸规定所能遏止。在纯洁无邪的同学情谊氛围的培育和掩护下，恋爱如早春的青草，在一片肃杀中势不可挡地悄悄萌发着。

在校园内，是不敢公开来往的，更多的是在地下悄悄地进行着。对于这些现象，班级同学是心知肚明的，但从不会有人去告发。班主任即便知道了，也会“民不告，官不理”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个别同学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直到毕业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表面上看起来单纯无邪的两人，其实早就暗地里牵手了。

对班级内部的配对，同学们都暗暗祝福。那时农村还没有实行普及教育，多数家庭更是在教育上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由于家庭困难，很多女孩初中没有毕业，便辍学了。尽管学校对女生采取了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校内女生的占比还是不到男生的一半。由于“僧多粥少”，若是外班男生牵手本班女生，男生们的脸上自然就挂不住了。有趣的是，一旦他们私下里了解到本班女生和外班哪个男生好上了，千方百计阻止，甚至会做出一些侠肝义胆的举动。几番较量下来，外班的男生要想和心仪的女生牵手成功，也会想方设法讨好女生班上的男生。这种行为，今天看起来是既愚蠢又好笑，但当时各方却觉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总而言之，那个时候的恋爱有成功，也有失败，各占一半吧！但多数学生的恋爱却是在参加工作之后，在黉门里约定终生并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不到毕业时总数的五分之一。

紧张有序、坦然应对的各种考试

活泼多彩的校园生活，掩盖不了应对期末考试的事实，有时甚至是上级教育部门组织的统考。

很多人由于平时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于应对考试，大多数同学是在考前2周开始，进行抱佛脚式的复习备战。师范生都是百里挑一，大家对文化课自然不怵，加上平时的功夫，因此这个方法一般来说是应试不爽。但那时考试是非常严格规范的，学校从出卷、监考到改卷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平日里对学生们关怀备至，营造团结活泼氛围的老师们，这段时间却仿佛约定好了一般，纷纷收起往日里的佛性，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副严肃认真的面孔。

根本就没有从老师那儿打通关系这一说法，想都别想，也没有人去想。于是，大家纷纷收敛心思，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备考中，向老师借阅笔记，路灯下摇头晃脑背诵成为校园里的常景。

尽管如此，考试仍有人被捉。每次考试，还没有结束，作弊的同学名单已被教务处在小黑板上公布出来了。小黑板放在行政楼下的沙坑旁，那是学校通知重大事项的地方。学校对考试作弊是零容忍的，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学生会干部，还是优秀的三好学生，都一视同仁。处理起来也毫不留情，严重的会被留校察看。这一做法也影响了我们，在日后的教学生涯里，我对学生的考试都严肃对待，严格要求，从不敢马虎。

但是老师也有人性化的一面。

那是地理课的考试，监考仅薛敏老师一个人。有道题我想不起来了，看薛老师转到教室后面去了，我便偷偷地把准备好的纸条拿出来。正在聚精会神低头抄袭的时候，突然觉得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我警觉地抬起头来，发现薛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巡到我的座位旁，正弯下腰注视着我。四目对视，薛老师什么也没说，冲着我温柔地微笑。顷刻间，我的脑海里“嗡”地一下，似乎一座大山压塌下来，身体内的血液抽空了，被羞愧和悔恨所充盈。虽然薛老师没有抓我，但我却给她留下抄袭的印象，贴上了另类学生的标签。那一笑，让我羞愧万分，无地自容，恨不能钻入地缝；那一笑，让悔恨交加的我刻骨铭心，发誓再也不抄袭；那一笑，让我暗自庆幸，无比感激，老师没有让我颜面尽失；那一笑，让我懂得了什么叫人文，也学会了一种技巧，今后对学生一定要少吼多笑。

以后每场考试时，这笑容总会浮现于我眼前，我再也没有作弊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黉门的毕业生多数工作于乡村中小学，有些人后来通过各种方式进了城，有些人即便有幸来到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地，但走出无为的却少之又少。黉门的毕业生实在无法与重点学校的相提并论，但真正的英雄，却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耕耘在无为大地上的校友们。正是他们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默默地耕耘，才会有无为教育“更上一层楼”的喜人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最大的贡献者，也是功不可没的英雄。也正是他们，真正践行了黉门“面向小学，面向农村”的办学宗旨，无声无息地兑现了一辈子从事基础教育的庄严承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各所重点中学培养的优秀学子，谁没有经过他们的悉心教诲？

黉门虽然只是一所中等师范，但“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我后来也在几所高校进修过，但每每感怀的，还是我的黉门。之所以如此，理由已在文章中详细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母校校庆期间，很多校友深情回忆，真情感念！正如八五届校友王言彦所说的那样：“无为师范既是我人生转折的起点，更是我塑造人生情操的摇篮。”

后记：本文在母校黉门七十周年校庆前就开始动笔，初稿完成已是除夕前夜。文章的部分内容曾在朋友圈发布，我的同届校友、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袁牧看到后，建议发表于他所编辑的《校庆文集》中。我虽然没有公然答应，但内心却暗暗地承诺了下来。与其他校友相比，我的文笔非常糟糕，记忆也早已模糊。之所以有这个勇气，一是对母校教育的感激之情；二是正如袁牧先生所说的，类似的回忆文章很多，但全景式呈现黉门的文章却很少。也幸亏没有答应他，由于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务，根本赶不上2021年12月19日的校庆时间节点。值得庆幸的是，终于赶在明天除夕之前完成初稿了。

由于文笔能力有限，本文邀请无为师范九四届校友、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白海燕老师在结构和文字上做了完善，她除夕之夜通宵达旦进行润色打扮；丁丽琼老师花了两天时间，逐字逐句予以打磨，使得这篇犹如出嫁前丑媳妇的文章，终于有了见公婆的勇气。

文中难免有疏漏或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在此感谢各位校友提供了大量图片，这里就不一一注明出处了。（全文完）

定稿于2022年2月1日（农历虎年大年初一）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