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名言(关于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名言(关于程朱理学)

1.关于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就是从唐末发端到南宋朱熹成型的一种儒家学说。

这程就是“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两个。朱就是朱熹。

程颢程颐兄弟前面还有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研究天道性心的"道学"。朱熹是在这些人的基础上加入了佛家，道家的部分思想，还有儒家中的孟子一派的“内省”功夫学问。从这一层来说，理学其实是朱熹的创新。所以应该说是“朱学”。

但，可悲的是---“过犹不及”。程朱理学在心性和天道方面走向了极端。脱离了实际。甚至否认了人性中正常的部分。甚至离开了“中庸”这一儒家中心思想。比如理学说----天理和人欲不相容。人欲一来，就没有了天理。比如说饮食是天理，但追求美味就是人欲。这就否认了人的正常的的欲望。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人正常的欲望。如果照程朱理学来说人茹毛饮血就可以了。而中庸的思想就是把人欲望合理的安排，以合于天理，不害天理。比如古代狩猎，薪采等，在春天万物繁衍的时候是一定禁止的。饮酒微熏不可烂醉。可以奢侈不可浪费等。

2.关于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简称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

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

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浚、陈献章……等。 细分来讲，陆王、濂溪与理学有所差异，而更备道而驰，万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

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

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

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

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狂歌五柳前”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

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1]。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

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

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

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

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

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

[2]。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明末，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3.关于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就是从唐末发端到南宋朱熹成型的一种儒家学说。

这程就是“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两个。朱就是朱熹。

程颢程颐兄弟前面还有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研究天道性心的"道学"。朱熹是在这些人的基础上加入了佛家，道家的部分思想，还有儒家中的孟子一派的“内省”功夫学问。

从这一层来说，理学其实是朱熹的创新。所以应该说是“朱学”。

但，可悲的是---“过犹不及”。程朱理学在心性和天道方面走向了极端。

脱离了实际。甚至否认了人性中正常的部分。

甚至离开了“中庸”这一儒家中心思想。比如理学说----天理和人欲不相容。

人欲一来，就没有了天理。比如说饮食是天理，但追求美味就是人欲。

这就否认了人的正常的的欲望。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这是人正常的欲望。如果照程朱理学来说人茹毛饮血就可以了。

而中庸的思想就是把人欲望合理的安排，以合于天理，不害天理。比如古代狩猎，薪采等，在春天万物繁衍的时候是一定禁止的。

饮酒微熏不可烂醉。可以奢侈不可浪费等。

4.格言好学好察,圣所以益圣；冥行耻问,愚所以益愚请讲出讲此句话的

好问好察，圣所以益圣；冥行耻问，愚所以益愚。

---颜元 作者是：颜元 以下是作者介绍： 颜 元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竭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

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革新的作用。所以，颜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颜元（1635 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 他8岁发蒙，从学于吴持明。

吴能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医术，又长术数。因此，颜元从小所受的教育就与众不同。

19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于颜元后来的“实学”思想不无影响。

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弃举业”。20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

21岁，“阅《通鉴》，忘寝食”。22岁，学医。

23岁，“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并且还学习技击。如此广泛的涉猎，为他教育思想上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颜元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24岁时，他“深喜陆、王，手抄《要语》一册”。

26岁时，始知程朱理学之学旨，34岁“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静坐读书，乃程朱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 （1） 从此以后，他力主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猛烈抨击程朱陆王学说，从原来笃信理学变成批判理学的杰出代表，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

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 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

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的著作原被收在《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中，今人编有《颜元集》上、下两册，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

二、主要教育思想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 颜元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 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

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2） 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传统教育的另一个弊病，就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 颜元针对这种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

他认为 “利”和“义”两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其中，“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和“计功”。 同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

颜元的这种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问题的认识近乎科学。 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 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

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3）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

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

（二）、学校为“人才之本”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4） 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

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为首位。 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5）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在他看来，“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6）“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7）所以，从人才。

5.程朱理学

我以为：二程 “理” 封建时期的伦常“天理” 天地万物必然有它自然规律“道”即/ 德，人人需学明白的此理理解-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朱熹：客观唯心主义者“理” 正，根“天理”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朱熹继承了二程提出的理学并提出了如何运用即认识与实践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认识是实践的前提和向导反过来实践又会进一步促进认识的深入发展只有将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进步更快。

6.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

宋人弃之如敝履，元明清奉之为经典！程朱理学为何前后口碑大反转

文丨舞雩

大家好，国学趣谈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有宋一朝之后的“新儒学”，后世多斥之为腐儒，首当其冲的便是程朱理学。

后者有一句名言：“存天理，灭人欲。”很为今人诟病，斥为扼杀人性。

人欲之大者，莫过食与色，如儒家经典《礼记》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无二者，便无人也，而这“天理”又能存放在哪里？

/被批判的程朱理学

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以以下这段话批判程朱理学中的贞洁烈女。

“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 。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嫁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的确，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最残酷的就是贞洁烈女，看看那些到处矗立的贞节牌坊就是明证。

自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以及奴隶封建时代，男女之间本就不平等。

早在先秦时期，民间便提倡女不二嫁。

《周易》言：“妇人贞吉，从一而终” 。

《礼记》载：“ 一女不更二夫” ，“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此不嫁”。

这是社会反对女子再嫁的最早理论，不过此时还没有形成很大影响力和约束力。

而在由汉至唐这一阶段的历史，官方也并没有鼓吹节烈。道学家指责脏唐臭汉，便是因为唐朝太开放了。

唐朝皇帝甚至还鼓励寡妇再嫁。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

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都这般，民间就更是家常便饭，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

这种状况直到有宋一朝，程朱理学一出，女人的命运才发生改变。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至元代则“定为国是”，成为官学。

明代统治者“以理学开国”，使理学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

清朝更是程朱理学的天下，“理学天子”乾隆就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

毫无疑问，程朱理学变成了明清的官方哲学指导思想，政权的力量和封建礼教一结合就是绑在大众身上的枷锁。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不事二夫，“以贞励天下”，贞节牌坊贞洁烈女就是这种极端变态的产物。

尤其可怕的是，程朱理学的节烈观不仅是传统士大夫的意识，更变成了普通百姓的自觉。

在社会观念中，女子多将节烈视为首要的美德，高门大户则把出现节烈女子当作家庭的荣光，多方求人作传，以广其传。不仅以寡妇再嫁为耻，就连订婚而未嫁的女子在未婚夫不幸早死后也不能再嫁。

明景泰年间，河北真定有一寡妇不安于室， “其族长耻之， 合群以殴杀之” 。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所载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之“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

程朱理学以理杀人，贞洁烈女受害最深，已婚女子殉夫谓之烈， 守贞谓之节， 未婚女子为婿殉身或守贞则称为烈女或贞女。

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将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

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

《宋史》载有烈女40人，《明史》载烈女263人，而《清史稿》载烈女则多至647人，超过了宋明两朝烈女总数的两倍。

地方府志记载更是不计其数，苏州府志收清代烈女2661人，而收自汉至明诸朝烈女之和才37人。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表彰节烈”来救国———“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将这类人物，称颂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士大夫阶层的社会责任

上述所说的大约很符合我们民众眼中的程朱理学，在民国那些文人由来至今的抨击之下，理学二字已如生蛆腐肉，臭不可闻。

是个能说中国话的就可以上来踩几脚，以示鄙夷。

但在这里还是要为程朱理学说上几句好话，未必是翻案，只是有言曰：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

更遑论世人几多蝇营狗苟，行蝼蚁之事，便不该发鹏鸟之言。

从现世哲学角度观来看，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政治哲学及信仰体系，即“客观唯心主义”。

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

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

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

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

《河南程氏遗书》：“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

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

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

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白话讲，那就是，一堆不识礼数的浑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不屑，但也必须要清楚一点，程朱理学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带民众一块玩。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今日，奉行的也依然是愚民政策，小老百姓一向是过好自己就行，没人会要求你去承担社会责任，引导社会风气。

真正要为这个社会做榜样，要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从来都是精英。

所以程颐在还是布衣之身时，曾谏言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

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

这个过程，也叫做“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然后，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

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

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

这也是宋儒的共识。

而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

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此外，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

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

/面目全非的杀人道学

以上都是多数人并不会去了解的理学真相，但换个角度想，人们喷理学倒也没喷错，毕竟其确实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不过，要说，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那未免有些污蔑。

别的不说，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

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嫁他人。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

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

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

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

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而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

此外，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所以别太高估了理学在当时的影响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

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

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

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理学在南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地下学派。如此，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

没有气节，在那段党争之中是很难把自己学派的理论坚持下来的。

而至于为何后世理学的地位显著提升，那是因为时任皇帝的宋理宗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

由此，他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就变成了官方哲学。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再也无别家能及。

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

三个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

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明清禁书的盛行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这笔账要算到明清头上。

南宋的文化风流是不可否认的盛象，在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

也正是由此，才会有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宋后无华夏。

这一点，其实从明清时期的禁书中就可以看出。

明清前的中国，对于男女之情是不禁止的，文学作品中描写男女之情的也留下有大量的优秀之作，比如《诗经》。

《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好男儿见到好姑娘砰然心动，好姑娘见到好男儿倾慕不已，这是最合乎自然，最合乎人性的冲动。

但到了明清时期，理学的疯狂，把礼教推向了灭绝人性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了《金瓶梅》这样的写实主义作品。

《金瓶梅》中的男女之情的描写，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家庭伦理观念的激烈否定。

这种描写对提高男女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传统婚姻文化的规范，都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但是，民间的力量毕竟是弱势的，在封建礼教为主导的时代，一些“不合规矩”的作品就会被打入冷宫，成为禁品。

理论这东西，一旦搞成神圣化，权威化，就会形成一种束缚和桎梏，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最初的理论错了，也不是最初的人错了。

说到底，只是由于种种无法避免了历史原因，理学强调了七八百年的“存天理灭人欲”，到最后衍生出的，是另一种更畸形的欲望罢了。

但，理学最初的源起一定是符合社会进步的，程朱之流也实在当得起后世的尊位。这点，还轮不到根本没做过了解的愚民们说三道四，大肆贬低。

真可谓是：

妄言程朱不识理，敢贬宋儒下祠堂。

掸破丝网嗡声慢，人间何处不“蚊盲”？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