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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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渎职罪都

评论 |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3月中旬闭幕的十二届广东省纪委六次全会部署了2021年的工作任务，其中，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仍然是工作重点。有研究指出，腐败对政权的严重危害性，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便十分明显地出现了。夏第三代王太康，因“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荒淫腐败曾一度“失国”；末代的夏桀更“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从而导致王朝的彻底覆灭。

前人对腐败严重危害性的充分认识，催生了反腐败思想的萌芽、深入、不断发展。数千年来，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也从来没有中止过，要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么相反。西汉有个在位25年的皇帝叫刘询，庙号宣帝，在位期间，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外交军事，都将汉王朝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那么知名，一个原因怕是在他之前，武帝的开疆拓土以及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辉煌耀眼。然班固评价宣帝这个时期：“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殷宗，商王武丁，在位时史称“武丁盛世”；周宣，西周君主姬靖，在位时史称“宣王中兴”。则班固的这个比方，可知宣帝政绩之一斑。刘向更认为超过了“文景之治”的那个“文”，他说宣帝时“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

宣帝之所以有这样的作为，在于深谙“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道理，如果腐败占了上风，国家治理一定不堪。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或曰要害。《汉书·宣帝纪》说他“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却并非一味寻欢作乐，而是以此“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即是说，他在民间生活时就深谙吏治之道。昭帝之后，刘贺只当了27天皇帝即被霍光们废黜为海昏侯，皇位因而意外地落到了他的头上，算是霍光们的歪打正着。登基之后，宣帝的两道诏书，相当于对“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作了进一步注解。

其一，元康二年（公元前64）之诏，指出司法官员若“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在他看来，“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其二，黄龙元年（公元前49）之诏，指出地方官员若渎职，“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他要官员们好好想想：“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与此同时，他对统计数据的造假深恶痛绝，认为“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要求“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上计簿，是当时中央对地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一种制度，每到年终岁尾，地方官需要将境内的人口、财政、粮草、治安、狱讼等状况编造成“计簿”，逐级上报。

吏之廉平与否，端赖监察。在一些历史时期，更以查处亲贵重臣等大案要案，对腐败官员形成强大震慑。如《史记·田叔列传》所载，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河南、河内太守都是御史大夫杜周的“父兄子弟”，河东太守则是丞相石庆的“子孙”。结果“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田仁也因此“威振天下”。汉顺帝时的张纲，留下“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的名言，直指的是当朝贵戚梁冀，即便“诸梁姻族满朝”，他也毫不畏惧，令“京师震悚”。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强调了监察的重要性。而监察效果的取得，正在于职司监察的官员必须敢于“打虎”。张纲就说过：“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埽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汉桓帝还有个硬性要求：“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前人已经认识到，监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以及对监察官员自身的监督和考核，同等重要。（作者系南方日报社高级编辑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