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子列传中的名句

魏公子列传中的名句

中国人对狗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狗象征着忠诚，是人类的好朋友，甚至可能比任何动物（包括猫）都更像一个家庭成员；但另一面，在汉语中有着一大堆对狗的贬义词汇，诸如：鹰犬、猪狗不如、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打狗也要看主人面，像“犬子”、“犬马之劳”之类谦辞中也隐含着“卑贱”的意味。

不仅如此，中国还有吃狗肉的习俗，近几年玉林狗肉节不止一次引起争议，2002年日韩世界杯时，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这一点也表明韩国毕竟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甚至几乎一度引起国际纠纷。在这一点上，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发展极其成熟状态的农业文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狗所处的位置和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因而都大大不同。

狗的文化意义

狗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动物考古学》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家养动物只有七种，但除了狗以外，其余六种（马、驴、猪、黄牛、山羊、绵羊）都能有效地将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植物性食物转化为肉量，唯独家犬作为肉食动物是个例外。[1]也就是说，对原始人类来说，驯养大部分家畜的目的都是经济性质的：为了利用他们的皮毛和血肉[2]，但对狗的驯化却不是为了吃它们的肉，否则它们作为肉食动物不仅能量转化效率低，而且还可能和人类争食。

郎世宁，《十骏犬图》之雪爪卢、霜花鹞

的确，狗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极为特殊。作为一种动物，它所起到的作用之广泛，也是难以比拟的：根据不同的需要，狗可以执行狩猎、放牧、警卫、追踪、陪伴（宠物或导盲等）[3]等不同任务，甚至被屠宰后狗皮和肉量都仍然能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在其最初的驯养中心西亚地区的文化中，狗一直受到高度尊敬。在古波斯的拜火教传统中，狗被视为上苍赐福的动物，壁画、浮雕中常出现波斯国王和贵族脚下奔跑着一群犬的画面。[4]

在拜火教葬礼上，圣火坛边必定会有狗出现，这一仪式称作“犬视”（Sagdid），属于葬礼的核心部分，人们相信徘徊在亡灵身边的狗能驱赶走妄图吞噬亡者灵魂的恶魔纳萨，并能辨清亡者到底是假死还是真死。[5]在这里，狗被认为是正义与益处的化身，在人类最重要的仪式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精神性角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亚盛行的是一种狩猎文化（古代波斯在伊斯兰化之后仍然如此），直至20世纪之前，狩猎一直是最重要的贵族运动之一，对帝王贵族们来说，狩猎既是愉悦身心的体育运动，又是对战争的模拟训练，而战争是他们最在意的事业。[6]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载，波斯帝王常在百姓禁止入内的禁苑中狩猎，那被称为“天堂猎场”（paradeisos）。中国神话传说的二郎神就源出拜火教文化，总是追随他左右的哮天犬正是这一传统的产物。不仅波斯、粟特文化如此，事实上正如《欧亚皇家狩猎史》所言，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传统时代，包括以猎狐为乐趣的英国，狩猎都被视为是贵族运动。

凡是在这种狩猎文化盛行的地区，狗通常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喜爱乃至尊敬。因为在游牧狩猎生活中，狗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或“精神性”的，它们由此被视为“助手”或“伙伴”。

中国当然也有狩猎文化，但农业生活在极早的年代里就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主导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愈加强化，最终，中国文化中发展出一种从农业视角出发反对狩猎的强烈观念，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和文化象征意味都大大不同了。

狩猎文化的盛衰

中国并非狗的驯化中心，最初的狗可能是在史前时代随着马车等一同从中亚地区传入的。研究商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瑞典汉学家马思中（Magnus Fiskesj）认为，商代君主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将荒野改造为文化地理空间，因而甲骨文中频繁记载商王在华北平原大量捕猎野生动物。[7]当时行猎是尚武的贵族最重要的活动，最早在篆文中出现的“知”字从矢从口，本意很可能即指谈论行猎、作战经验。从《诗经·七月》等上古文献看，冬季打猎是惯有的事。[8]《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魏国烽火警报，误以为赵国军队从北境入侵，但最终却发现只是赵王打猎——这意味着“行猎”和“行军”这两件事在外观上很难分辨。事实上，最早在乡村创立保甲制度的管仲，也规定春秋两季借狩猎来训练军旅，以达到“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的效果。[9]

军事贵族狩猎、普通百姓务农，这在最初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但随着田地的不断开垦，两种行为就日渐不相容了。

郎世宁，《十骏犬图》之墨玉璃、金翅猃

《诗经·鲁颂·駉》中反复出现一句“駉駉牡马，在坰之野”，据《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则坰是非常边远的地带。为何选择如此边远之地放牧？答案是牲畜会践踏农田。《駉》篇郑笺：“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与良田也”。大体从春秋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君王贵族开始意识到：农业生产是国力强盛之本，必须使行猎不妨碍农业活动、伤害百姓，何况中国农业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的轮作制，因而猎场与农田的冲突更甚[10]；但与此同时，他们大多又都是军事贵族，行猎所包含的尚武教育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由此，狩猎越来越成为一种有争议的行为。

据《管子·小匡》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忐忑地询问：“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喜欢打猎（“好田”）竟然和“好色”一起，被视为可能伤害霸业的过失；与此同时，进谏君王不田猎，则被视为贤明之举（如楚庄王的妃嫔樊姬[11]）。孟子虽然对梁惠王说，只要与民同乐，鼓乐、田猎都没什么问题[12]，但显然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君王不能与民同乐，那么打猎这种行为是不能得到原谅的。此外，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以狩猎、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族也越来越被看作是“夷狄”，当时一些异族便被称作“犬戎”、“犬夷”，遭到过着定居生活的华夏族的排斥。

战国以后，这种矛盾越发突出。由于在各国的激烈交战中，最终证明依靠自耕农的全面军国主义化动员要比依靠少部分军事贵族精英获胜概率更高，何况少数封建军事贵族的独立性也更容易威胁到君主的威权，因此君主变得更加倾向于抑制田猎。[13]

尤其是在东汉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主要办法之一便是军权进一步集中于中央，并加强对诸侯王和皇室贵族的控制[14]，具体做法则是强化文治，淡化贵族阶层的军事色彩。到唐代武则天、唐玄宗时代以降，不但文武分途，而且“文士的政治、社会声望也远比武人为高，汉晋南北朝以来的武装豪族渐渐消逝了”[15]，社会的中坚力量不再是军事贵族，而成了文士阶层。

郎世宁，《十骏犬图》之蓦空鹊、睒星狼

这并不是说战国之后的贵族就不再喜欢狩猎活动，相反，代不乏人，尤其是那些有着北族血统背景的贵族。最有名的如北齐后主高纬，甚至在国内重镇平阳被攻破、即将亡国之际，还在继续打猎[16]；唐高祖李渊之子巢王李元吉更有一句名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其长兄李建成也“驰猎无度”[17]，在后世的记载中，这都被视作其行为不端的证明。出身沙陀突厥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勇武过人，以好田猎著称，“每出，未有不蹂践苗稼”[18]。

北宋以后，除了游牧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之外，中国君王贵族的军事性色彩越发弱化，甚至贵族阶层自身也遭到极大削弱，北宋元祐八年（1093）宰相吕大防告知哲宗说，“不好畋猎”乃是“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的重要因素之一。[19]这意味着在经过一千多年的争论之后，狩猎作为一种贵族文化全面败北，“不得狩猎”在一个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中取得了道德律令般的绝对地位。[20]

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说，贵族的狩猎行为乃是非生产性的活动，弊害甚大，不仅常常践踏禾苗庄稼，而且骚扰民间[21]，绝对不是什么值得肯定的行为；很自然地，从这样一个农民的视角出发来看，贵族打猎时的“鹰犬”和“走狗”当然便是帮凶，他们既能纵狗行猎，恐怕也能纵狗咬人，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对狗几乎不可能会有什么好感。

成吉思汗手下有“四狗”，但这仅指这四人是其得力助手，其人并不以为耻；但在汉文化中，明末魏忠贤党徒“十狗”，则显然隐含贬义。犬虽然在上古典籍中就是六牲之一，但在农业生活中却远不及狩猎活动中那么重要，对农民来说，狗可有可无，最多起到辅助性的看家护院作用——就像“鸡犬不宁”、“鸡犬升天”这样的成语所标明的，狗只是农民家里最卑贱的成员。

就此而言，狩猎文化的衰落，奠定了狗在中国人心目的形象和文化意义。

郎世宁，《十骏犬图》之茹黄豹、苍水虬

狗肉文化

中国文化不仅常常贱视狗，而且还吃狗肉——在有些文化中，这可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十字军东征时，法兰克的编年史家艾克斯在描述当时的恐怖气氛时说：“我们的士兵不但不怕吃突厥人和撒拉逊人的尸体，他们连狗都敢吃！”[22]言下之意，似乎吃狗肉比吃人肉还要难以接受。在现代美国俚语中，“食狗佬”（dog eater）是对亚洲人的蔑称。[23]

在中国，狗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低贱的食物，所谓“挂羊头卖狗肉”，众所周知指的是以次充好，这意味着人们心目中羊肉远比狗肉珍贵。这个成语最初虽出现于宋代[24]，但类似的意味则早已出现——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屠狗就被视为是一种卑贱的职业。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一个著名的典故：韩信羞于与出身卑微的西汉建国功臣为伍，有一次拜访屠狗出身的樊哙[25]，樊哙受宠若惊，跪拜送迎，但韩信出门后却笑说，自己竟然“与哙等为伍”！无论是唐人张说所言的“王侯无种，屠狗起于将军”，还是明人曹学佺的名句“仗义每多屠狗辈”，“屠狗”都寓意出身极其卑微。

当然，屠夫本身就是贱业，《史记·魏公子列传》中隐居民间的大力士朱亥便是屠夫，但从《庄子》所述“庖丁解牛”的故事看，屠牛的庖丁并不算卑贱，至少他能和梁惠王对话，并让国君听取他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秦汉之际屡屡出现屠狗者的身影，如《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著名刺客聂政便是“狗屠”，而另一位留下更惊人事迹的荆轲，也曾每日在燕都的市井中与屠狗之辈饮酒悲歌。

郎世宁，《十骏犬图》之斑锦彪、苍猊

研究饮食文化的学者王利华发现，先秦两汉时期的人经常吃狗肉，但“中古时代，却不仅见不到‘屠狗为业’的记载，而且关于食用狗肉的记载也几乎不见，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变化，个中原因尚待探究”[26]，当时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肉食是羊肉。这恐怕正因为两汉以后随之而来的是鲜卑等北方蛮族入侵的时代，身为征服者的军事贵族带来的饮食习惯偏重羊肉，而没有吃狗肉的习惯。

到了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中说：“顾今周行天下，未见有卖狗肉之市、公然自命为屠狗之人。……曾见粤市肩狗肉而卖之，讳其名曰地羊。黔省狗场有卖狗肉者，但数家耳。滇俗多回教，以犬、豕肉为忌，而道家说又重戒犬、牛，故食犬由是遂废。”俞为洁《中国食料史》据此认为，清代“食狗之俗因受到了伦理道德的进一步抵制而愈加少见。”[27]

这样看来，战国秦汉时期的确非常特殊，那不仅是狩猎与农耕两种生活方式最初激烈冲撞的时代，也是屠狗者作为社会底层人物大放光彩的时代。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政局演变，原本开放的公地逐渐被私有化或圈为庄园，乡村自给自足遭到破坏，失去公地的农民或堕入底层的小贵族分化为无地劳动力或操持贱业的城市游民。

不妨推想：由于狗在农业生活中远不及牛羊等大牲畜有价值，何况日渐增长的人口本身可能也面临食物短缺，于是“无用”的狗被大量屠宰，作为廉价的肉食来源供给给底层民众，毕竟羊肉和牛肉可能是他们吃不起的。这些屠狗者虽然是地位低下的社会边缘人物，但却是进击精神极强的游民士人，并由于脱离了宗法社会的束缚而获得行动自由与机会，反倒比普通人更敢于“干大事”。

吃狗肉即便在饮食文化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微小侧面，只不过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窥见一个社会的性质：他们是如何对待狗的、为何如此，又与什么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关。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说，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吃狗肉，也就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某些最深层的特点。

汉代陶狗

【注释】

[1]瑞兹（Elizabeth J. Reitz）、维恩（Elizabeth S. Wing）《动物考古学》，p.247。

[2]当然，马在被驯化后也更多被用于骑乘、运输，牛被驯化后则广泛用于犁地等农业生产，它们肉量被食用的目的随之减弱，中国历代甚至屡次下令禁止屠宰耕牛。但无论如何，牛肉、马肉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仍被广泛食用。

[3]马尔夏克（Boris Marshak）《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p.177。

[4]狩猎、放牧可能是比陪伴更核心、更早出现的功能，“在阿富汗，狗不是宠物，人们养狗是为了打猎，为了保护羊群，或是为了斗狗。”见《寻路阿富汗》，p.153。

[5]乐仲迪《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p.96、p.105。

[6]康马泰《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p.59，又参见《欧亚皇家狩猎史》。

[7]转引自《宗子维城》，p.291。

[8]狩猎之“狩”字，最早即指冬季打猎，其盛行正表明冬季是最惯常的打猎季节。《东周列国志》第十六回管仲说：“四时之隙，从事田猎：春日搜，以索不孕之兽；夏曰苗，以除五谷之灾；秋日狝，行杀以顺秋气；冬曰狩，围守以告成功，使民习于武事。是故军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勿令迁徙。”

[9]顾颉刚、童书业著《春秋史》，p.38。

[10]食草动物过多也会超过土地负载力，土壤可能受到侵蚀而不再适合耕种。此种情况见于16世纪的墨西哥，对放牧不加控制的结果是导致肥沃的梅斯基塔尔河流域（Mezquital Valley）在几十年内就变成了荒芜的沙漠。见杰弗里·皮尔彻（Jeffrey M. Pilcher）《世界历史上的食物》，p.25。

[11]《列女传·卷之二·贤明传·楚庄樊姬》：“庄王即位，好狩猎，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

[12]《孟子·梁惠王下》：“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这种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再三出现，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〇王礼考五田猎：“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也就是说，同样的行为，如果是与民争夺，那就不可取，但这里反映的，不如说是战国时代猎场与农地的矛盾更突出了。

[13]战国时代君王抑制田猎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重要性的提升，这意味着他们逐渐转化为土地贵族。这一过程可参考后世的一个例子：蒙古人攻占波斯后，伊利汗逐渐将其军队转变为亦黑塔体制，即士兵从封赠的土地上获得岁入，“亦黑塔持有者并不‘拥有’土地，甚至也不管理土地，他们仅仅接受岁入的一部分。其考虑就是，有了这些土地（无论是农村、市场还是果园）上产出的稳定收人，他们就不太可能去抢掠或让他们的畜群践踏农民的田地”（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p.83）。由此可以设想，当一个军事贵族逐渐拥有并管理土地时，那么将更加重视不能让狩猎活动损害农业生产。

[14]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p.242。

[15]《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p.366。武装豪族在东汉时代仍是常有的事，从社会风气上也可见一斑，如《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

[16]《北史》卷十四：“周师之取平阳，帝猎于三堆，晋州亟告急。帝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帝从其言。”更著名的是李商隐的《北齐二首》之二：“巧笑知堪敌万，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17]《旧唐书·卷六十四·列传第十四·高祖二十二子》：建成“时甚暑，而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逃者过半。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不过，李世民本人其实也喜好狩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五年条：“冬，十月，丙午，上逐兔于后苑，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谏曰：‘天命陛下为华、夷父母，奈何自轻！’上又将逐鹿，思力脱巾解带，跪而固谏，上为之止。”

[18]《旧五代史》卷三四庄宗纪八引《五代史补》。又参见《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传、《新五代史》卷五十六杂传，但两传所载劝谏庄宗的人物有所不同。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〇，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斥，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20]这种胜利是不寻常的。在欧洲，尽管法国也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国王和贵族的狩猎权长期不可动摇。法王亨利四世还曾禁止贵族穿越成长中的谷物或收获前的葡萄园，但路易十四发布的一个敕令要求平民“在他们圈地的篱笆处留一个缺口，好让贵族的马车通过。他还特别禁止平民打猎，哪怕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也不行。贵族们打猎越来越少，导致野生动物大量增加，但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庄稼免受它们糟蹋。在18世纪，特别是在巴黎周围地带，皇家猎场进一步扩大，与它相邻的土地都无法耕种”。见勒纳尔（G. Renard）、乌勒西（G. Weulersse）《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15—18世纪）》，p.181。

[21]巢王李元吉好猎，其被控诉的罪名便有“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窦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境内六畜，因之殆尽。……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见宇文歆《谏齐王元吉书》，载《全唐文》卷一三三。

[22]《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p.34。

[23]杰弗里·皮尔彻《世界历史上的食物》，p.5。

[24]见《续景德传灯录·昙花禅师》：“从此卸却干戈，随分著衣吃饭，二十年来坐曲录床，悬羊头卖狗肉，知它有甚凭据？”

[25]《史记》卷九五樊哙传：“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史记正义：“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

[26]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p.116。

[27]俞为洁《中国食料史》，p.406。

《魏公子列传》中的“毛、薛见重，万古希声”，怎么理解

毛公与薛公是战国时期魏国底层人物，但是被信陵君重用，一时引为佳话，是要被历史传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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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魏公子列传》|司马迁为什么对信陵君魏公子推崇备至？

《史记·魏公子列传》是太史公司马迁为信陵君魏公子无忌所做的列传。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小儿子，是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战国四公子，都是爱结交贤士之人，但是司马迁唯独写信陵君魏公子的时候，不直接称呼他的封号，而名为《魏公子列传》，文中称"公子"也有一百四十七次，而且司马迁还借平原君之口给了信陵君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公子天下无双" 。

那么信陵君何以博得"天下无双"的赞誉？司马迁为何对信陵君如此推崇备至？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能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在司马迁看来，战国时期，养士成风，礼贤下士不足为奇，但没有一个人像信陵君那样真正做到了"不耻下交"，"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

《魏公子列传》字里行间都包含着可见司马迁对信陵君的敬慕、赞叹和惋惜的感情。

1. 公子世无双

三家分晋，始有魏国，此时已进入战国时代。当时，整个中原烽火四起，每个国家都在兵革互兴，兵士时刻枕戈寝甲。

比如，范雎从魏国逃走，做了秦国的丞相。秦魏战场交手，魏国大败，魏将芒卯战败而逃。魏国以割地求和的方式，换回了暂时的平静。

为了抗衡齐国孟尝君，魏无忌被魏王封为信陵君。

信陵君魏公子为人谦和低调，仁而下士，士人无论有无才能或才能大小，他都谦恭有礼地同他们交往，从来不敢因为自己富贵而轻慢士人，故而天下士人都争先恐后的拜在了信陵君门下，一时门客达到了3000人。

某日，魏公子和魏王下棋，北边的边境线突然传来消息："赵国要进犯边境了。"魏王心里慌张，想找大臣商量谋略。而魏公子仍旧闲闲地举棋而下，安抚魏王说："皇兄，不用担心，赵王只是在打猎罢了。"

魏王半信半疑，看到魏公子镇定自若的模样，只好坐下来继续下棋，内心仍旧恐慌不宁，心思都不在下棋上了。谁料，一时半刻之后，边境又传来信息："是赵王在打猎，不是进犯边境。"

魏王听后大感惊诧，问道:"公子是怎么知道的？"公子回答说:"我的食客中有能探到赵王的秘密的人，赵王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会立即报告我，我因此知道这件事。"这句话对应上文中的"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魏公子养士三千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此。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魏公子面对事情而安然淡然、临危不乱，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可以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然而，魏王却因公子的贤能恐慌不已，疑心颇重的魏王从此以后不敢任用公子处理国家大事。这一段也交代了魏公子的处境之微妙了。

从写文章的布局来看，公子结交侯赢并非司马迁胡乱写就的。而是对应上文中的"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魏公子喜欢人才，他可以为之放下身段，主动与之结交，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找他。同样也是对应下文的"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前后皆照应，司马迁的文字非常有架构，也很有布局。

侯赢，年老家贫，是大梁城东门的看门人。魏公子得知侯赢是一个贤士，便前去拜访，带去了很多礼物。结果侯赢不受。魏公子听后，也不多说，便离开了。

文章中精彩段落很多，但是"魏公子自迎夷门候生"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一段。

魏公子回去之后，便置办酒席，大会宾客。来者非富且贵，入席坐定之后，等着魏公子开席。但是魏公子却自驾车马，空出左位，亲自到东城门去迎接侯嬴。

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左为尊，"虚左"表示魏公子对侯赢的尊重。"自迎夷门侯生"，其中司马迁点出"夷门"二字，强调了两人的身份悬殊。

侯赢衣着破旧，径直坐在车子左位，丝毫没有谦让的意思，也没有说什么感谢的话，完全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侯赢这般做法是有目的的，"欲以观公子"，就是为了观察公子的反应，"都说魏公子礼贤下士，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徒有虚名？"然而侯赢看到公子态度很恭敬，没有一丝不耐的模样。

侯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菜市场，我想去看看他。"公子便直接引车入市。侯赢一边跟朋友漫不经心地聊天，还一边偷偷地观察魏公子的反应。

魏公子的身份何其高贵，出现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怎么看都很违和。放在现在，就好比一个大明星出现在菜市场，特别引人注目，看到的人要么窃窃私语，要么掏出手机拍照录像。

在这个时候，魏国的将相宗室以及高朋贵宾坐满堂上，正等着公子举杯开宴。没想到，魏公子却在菜市场中。公子的随从都暗自咒骂侯嬴。公子却面色恭敬，手握缰绳安静等待。侯赢跟朋友闲扯半天，看到公子面色始终不变，才告别了朋友上了车。

到家后，公子请侯赢坐上位，并向全体宾客郑而重之地介绍了侯赢。满堂宾客无不是富贵权臣，没想到魏公子将这么一个看大门的贱民奉为座上宾，又诧异又疑惑。

酒过半酣，魏公子向侯赢敬酒。侯赢对公子说了一番话，大致意思是，"公子待我真心，我心领了。今天我侯嬴这等惹人嫌的做派是故意为之，就是为了成就公子的美名，如今大梁的每个人，就算是卖菜卖肉的人都知道了你的贤名了。"

公子听了，恍然大悟，从此，侯赢便成了公子的贵客。

2. 公子的士们

司马迁写完侯赢之后，埋下了一个伏笔，即侯赢对公子引荐了一个人，即朱亥。朱亥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只是缺少伯乐，只好隐居于市，到菜市场卖猪肉。

公子听了，也数次前去拜访朱亥，朱亥都没有理会他。可见有本事的人都是有脾气的，侯赢、朱亥都是如此。

战国时代，到处都是烽烟四起，战鼓擂动的景象，七雄并起，逐鹿中原。

魏安釐王20年(前257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接着又被秦军围攻邯郸。危急时刻，赵国求援魏国。

魏王派将军晋鄙带领十万之众的部队去救赵国，尚未达到战场，秦王就派遣使者威胁魏王说："谁敢救赵国，我就派兵打谁。"魏王害怕了，就命令晋鄙停下，驻守邺城，坐山观虎斗。如果赵国占了上风，他就派兵援助赵国，如果秦国占了上风，他就撤兵。

平原君使用了一个激将法，他派使者对魏公子说:"都说公子道义高尚，我赵胜才跟您结为姻亲。如今邯郸危在旦夕，魏国救兵又至今不来，公子急人之难的精神在哪里？再说公子即使不把我赵胜看在眼里，难道就不可怜你的姐姐吗？"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

信陵君其实不怎么担心姐姐，他担心的是他那急人之困的名声毁于一旦，可见魏公子颇好名；同时他也担心赵国一旦亡国，魏国就危险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他懂。于是他三番五次地劝魏王，又派遣门客去劝谏魏王发兵救赵。然而，魏王始终不为所动。

公子万般无奈之下，头脑一热，就要玉石俱焚，聚集门下宾客百余乘车马，准备赴赵国以死相拼。公子的士们是知道此去决不能生还，仍旧跟着公子奔赴战场，从司马迁所写的公子的门客行为，反衬出公子的为人如何，人格魅力大到让别人甘愿为他受死。

公子带着车队走过东门时，见了侯赢，把打算同秦军拼一死战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侯赢。侯赢其实挺无奈的，哎呀，公子你这种行为就是以卵击石啊，唉，你去吧，公子保重，老臣我就不跟着去了。

魏公子离开了，走了几里地之后，心里想不通，也不痛快，"我以前对侯赢这么好，谁都知道，但是现在我要上战场了，侯赢竟然这么冷淡，这个态度不应该呀。难道是我以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于是转车去问问侯赢原因。

侯赢一见公子便笑着说:"我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又接着说:"公子带着门客去和秦军决一死战，这种做法就像把肉扔给饿虎，有什么作用呢？公子门下这么多门客养来有什么用呢？"

侯生话里有话，魏公子聪慧异常，于是连着两次向侯先生拜礼，进而问对策。

3. 挥锥救赵

侯赢让旁人离开，私下对魏公子说了一个惊天计划，那就是窃符救赵。

侯赢打听的很明白，第一，魏王经常将兵符放在卧室内，宠妃如姬可以偷出兵符来。第二，如姬为什么能答应偷兵符呢？因为公子对如姬有恩。公子如果请求如姬帮忙，如姬必定答应。

侯赢对如姬的心理揣摩的很准确。魏公子帮了如姬报了杀父之仇，并不求取回报，所以，如姬对公子感激涕零。果不其然，如姬最终成功偷取兵符，完成了公子的心愿。

侯赢是一个考虑周全的谋士。公子拿到虎符之后，侯赢又为公子安排了能够顺利实施计划的人，即朱亥。即使两符相合，验明无误，晋鄙可能仍不交给公子兵权反而再请示魏王，那么事情就危险了。所以，朱亥是个关键人物，他力大如牛，可以跟公子一起去。如果晋鄙不听从，就让朱亥杀了他。

公子听完之后，就直接哭泣起来。侯嬴说："公子为什么要哭呢？怕死吗？"公子说，他是为晋鄙而哭，晋鄙是魏国勇猛强悍、富有经验的老将，很可能不会听劝，所以晋鄙会死。魏公子先把仁心放在前面，所以不忍心杀死晋鄙。

侯嬴又说:"我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不能跟着你去了。不过在您到达晋鄙军部的那一天，我面向北刎颈而死，来表达我为公子送行的一片忠心。"朱亥与公子一起上路了。

侯赢为什么要自杀？其一，他们窃符一事，首先对不起魏国国君；其次，他们为了能成事，还要杀掉大将晋鄙，侯赢自杀有一方面是为了代公子之罪；其三，侯嬴自杀还是为了坚定公子窃符救赵的决心，他一死，公子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公子到了邺这个地方，拿出兵符假传圣旨，要取代晋鄙。晋鄙是一个老将，见多识广，即便见到了兵符，他仍旧心怀疑虑，国之重任，岂能儿戏？公子猜的很准确，晋鄙不打算接受命令。

这时，朱亥取出藏在衣袖里的四十斤铁锤，一锤击死了晋鄙，公子从此统率了晋鄙的军队。出发之前，公子先整顿部队，下令说:"父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队里的，长兄回家；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最后得到精兵八万人。

有了魏国的援助，秦军解围撤离而去，邯郸得救。赵王和平原君到郊界来迎接公子。平原君替公子背着盛满箭支的囊袋走在前面引路，意思是，甘愿做魏公子的奴仆。赵王也连着两次拜谢说:"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一个赶上公子的。"在这个时候，平原君不敢再拿自己跟别人相比了。在此处，司马迁用平原君反衬魏公子的为大义舍身的精神。

公子在到达邺城军营的那一天，侯赢果然面向北刎颈而死。司马迁在最后补充了这一句，与前文相照应。70岁的侯嬴在人生暮年以自刎的义举，成就了信陵君的千古传奇。

这是整个魏公子挥锥救赵的全过程。这个事件对魏公子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既让他名扬天下，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魏公子和魏王之间也加深了嫌隙。

4. 一生之痛

在开篇，司马迁安排了一个事件，也是一个伏笔，即魏公子与魏王下棋时，遇到的赵王打猎事件。这件事对魏公子的影响巨大。因为魏王已经感觉到了魏公子的能力，他心怀恐惧，所以不敢任用公子处理国政大事。

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魏王证实了心中的疑虑，原来，魏公子如此大胆，竟敢偷取兵符，还假传君令击杀晋鄙，如此大逆不道之事，让魏王既怒且怕。

公子自己也知道魏王必定发怒，所以就另外指派了一个人，让他带着军队回到魏国，自己就留在赵国了。前文侯嬴问他是否怕死，他说不怕死。而如今公子却不敢回魏国请罪，可见他还是怕死的。

赵孝成王感激魏公子的窃符救赵的义举，这是雪中送炭，这是绝渡逢舟，这是舍己为人，怎能不让人感恩戴德？所以，赵王就与平原君商量，打算把五座城邑封赏给公子。

公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露出了居功自满的神色。但是公子的一个门客劝说公子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忘记的，也有些事情是不可以不忘记的。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否则就是忘恩负义；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他。"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这句话同样适应于现在，很多现代人该忘记的不忘记，不该忘记的倒是忘得快，烦恼才由此而生。比如，你对别人好一点，你就老是记着"我对你好"，如果对方不能等价回应，你就会觉得对方忘恩负义，如此纠结难受，何必呢？

门客的话一针见血，公子假托魏王命令，夺取晋鄙兵权去救赵国，就算对赵国有功，对魏国却有罪，所以公子不该觉得了不起。公子听后，面露羞愧之色。

所以在赵国宴会上，公子一再说自己有罪，于魏国有罪，于赵国也有愧，算不上什么功劳。见魏公子一直自责，赵王也不好意思了，只好陪着公子喝酒，封献五座城邑的事也不好意思开口了。赵王把鄗邑封赏给公子，这时魏王也把信陵邑又奉还给公子。公子最终还是留在了赵国。

魏王为什么还把信陵邑又还给公子？可能的原因有几点。其一，魏王想把公子骗回魏国，然后得而诛之；其二，魏王觉得公子还有用，公子此时已是名满天下，若公子回到魏国，对魏国来说也是一个大的保护屏障，这是基于利益考虑的；其三，顾念兄弟情，气消了，就原谅他了。不过前两种可能性更大。

接着，司马迁以魏公子拜访赵国的两个贤士，毛公和薛公为例，通过平原君做对比，强调了魏公子"不耻下交"的品德。这件事情的影响就是，平原君门下的宾客们有一半人离开了平原君归附于公子，天下的士人也都慕名去投靠公子。

公子滞留于赵十年，除去赵王感激他之外，还有想借着公子的声誉形成一种保护伞。果然，秦国不打赵国了，转而三天两头地去打魏国了。魏国挡不住这种攻势，只好派使者去赵国请公子。

公子还担心魏王生气，就拒不接见魏国使者，也不让门客替魏王使臣通报传达。对门客来说，他们也是从魏国跟着公子来到赵国的，内心既愧又怕，所以也没人敢劝公子回去。

毛公和薛公是公子在赵国结交的士人，所以他们去见了公子，话不多说，直入本质："公子你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只是因为有魏国的存在啊。没有当初的魏国，哪来的你呢？现在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危急而公子毫不顾念，假使秦国攻破大梁，把您先祖的宗庙夷平，公子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毛公、薛公一席话点醒梦中人，公子马上驾车回了魏国。

十年不见，魏王和公子不禁相对落泪，魏国尚在危难之时，魏王为国着想，以前恩怨皆放一边，魏公子也是如此想的。然后，魏王把上将军大印授给公子，任命他为上将军。

公子得了军权，一呼百应，率领五国军队将秦军击败蒙骜的军队，又乘胜追击秦军直到函谷关，使他们不敢再出关。当时，公子的声威震动天下，立下了却秦存魏的人生功业。

秦国大败，秦王大怒，却更担忧公子的威胁，于是就施用一计，即不惜使用了万斤黄金到魏行贿晋鄙原来的那些门客，让他们在魏王面前进谗言："公子流亡在外十年了，如今担任魏国上将军，各诸侯国的将领都听他指挥，现在天下人都知道魏公子，不知道魏王。何况，听说公子也想乘这个时机决定称王。而且诸侯们也打算共同出面拥立他为王。"

所谓假话说多了就成真的了，魏王听多了，怎不会疑心？再加上秦国的火上加油，装不知情地向公子祝贺翻身为王，魏王本就对魏公子充满防范猜忌之心，所以慢慢地信了，剥夺了公子的上将军职权。

可惜的是，魏公子"功高震主"，却不隐藏锋芒，再加上魏王多疑，被夺军权是早晚会发生的事。公子从此就喝酒玩乐，沉迷女色。这样日日夜夜寻欢作乐不过四年，公子就死于酒色。这就是后世成语典故"醇酒妇人"的由来。信陵君也就此给后世功高震主的权贵们蹚出了一条避祸保身之道。

站在魏王的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且不说魏公子有没有谋反之心，如此有威望的公子掌权确实是一大祸患，危险重重，他不得不防。

同年，魏王也死了。秦国听说公子死了，就派蒙骜攻打魏国，占二十城，开始设立东郡。从此以后，秦国慢慢地像蚕食桑叶一样将魏国领土吞并干净，18后年魏国国灭。

汉高祖刘邦钦慕魏公子的贤德，等到刘邦即位做了皇帝后，在大梁时为公子安置了五户人家，专门看守他的坟墓，让他们世世代代、一年四季祭祀公子。

战国四公子，唯有信陵君魏公子由此待遇，可见，魏公子的声名之显赫。

太史公认为，天下诸多公子中也确有好客喜士的，但只有信陵君能够放下身段交结那些下层士人，并不以为耻。能做到这个地步，公子声名远播，也是实至名归。

太史公司马迁为魏公子赞赏不已，与其自身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李陵投降匈奴传到朝堂，天子震怒。满朝文武百官都顺着汉武帝的喜怒而对李陵落井下石。

司马迁跟李陵没有私交，不曾喝酒聊天，司马迁只是根据他平时的作风认为他有国士之风，所以他站了出来，为李陵说了一句公道话。不曾想，却触怒了汉武帝。然而，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最后司马迁只能被处以宫刑。

在这种时刻，切身之痛让他深刻体会到那种忠肝义胆和急人之难的侠义之行的是多么可贵。故而他对魏公子如此推崇仰慕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