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纽约经典语录
时间:2022-11-11 00:08 | 分类: 经典句子 | 作者:毒眸 | 评论: 次 | 点击: 次
国产剧女精英,演得不行还是写得不好?,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毒眸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北京人在纽约经典语录1
女精英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但没一个能打的。
3月的国产剧中,有4个投行女高管同时出现。饰演她们的演员,分别是《心居》里的童瑶、《假日暖洋洋2》中的刘涛,《我们的婚姻》里的蒋欣和高叶。
不过,一身名牌的她们,只在服装上实现了“女精英”。尽管区别于十年前国产家庭剧中媳妇们低眉顺目的模样,有了孩子依然可以用红唇不停输出怼人金句,但她们还是无一例外收获了类似“假大空”“感觉我国顶尖投资人都是大傻子”的评价。
国内屏幕上,鲜有好评如潮的女精英形象。
即使刘涛凭《欢乐颂》中的女精英安迪迎来事业第二春,从贤妻专业户到了女高管专业户,她也总被吐槽形象上带着些“土气”。
与之相对,袁泉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女精英唐晶,则是许多人心中国产剧女精英的天花板。她疏离清冷、独立自信,走路带风,一身黑白灰的套装就足以带出气场。
后来,女精英大潮席卷国产剧,当年的天花板袁泉,也已岌岌可危。
从《相逢时节》到《玫瑰之战》,她演的女精英屡遭质疑。毕竟,剧情的狗血、不合理,不能靠气质和演技来抵消。《玫瑰之战》里袁泉饰演的女律师,为找不到邻居儿子的不在场证明发愁,还是在男主的提醒下,才想起自家有监控。这样的行为实在不怎么“精英”。
到了今天,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占据舆论主场,职场女性早已不是新鲜事,但毒眸(ID:DomoreDumou)发现,国产剧里的女精英却仍面孔模糊。
相比之下,美剧早已有了《欲望都市》中开了公关公司的Samantha,《傲骨贤妻》中理想主义的Diane等经典女精英,韩剧在今年也有《少年法庭》中的女律师。“女精英”从不是荧幕里的稀有物种。
但为什么到了国产剧,“女精英”却始终难以服人呢?生活中不难见到的女精英,在剧中成了裹着厚厚女性主义口号的空壳,观众不满吐槽、呼吁丰满的女精英形象,却鲜有人懂得如何让它不再是空壳。
男人婆到红唇御姐
在90年代到21世纪初,女精英的荧幕形象是缺失的。她们只是故事放在海外背景下,才会有的遥远的角色,或者是国产剧粗暴临摹美剧时会出现的形象。
1994年的《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位在美国打拼多年的餐馆女老板阿春,精明能干又活得潇洒。她说“我讨厌失败者,我怕沾了晦气”等话语,会为有好感的男人开办服装厂,也会在被恭维时说“不要在借钱的时候这样露骨地恭维你的债权人”。
2004年开播的《好想好想谈恋爱》,那英饰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收入不菲,社会地位高,符合后来女精英的种种设定。剧中4位女主角在32集里谈了70多场恋爱,在彼时的国产剧里是首次,其中更不乏大量类似“凭什么女人就不能寻欢作乐呢,你这是性别歧视”等突破发言。
对此,导演倒也不避讳,大方坦言“都是在抄《欲望都市》”。
在彼时的环境下,观众对于“女精英”缺少感知。
这不只是电视剧生产的问题。无论是国有经济年代还是92年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站在商场、职场顶端的都是“男精英”,女性往往话语权有限。反映在那时电视剧里,如果脱离了海外背景、或脱离了原有文本,编剧就不知该如何下笔写女精英。
到了2010年左右,职场小说开始流行,不少有十余年从业经历、或自己就是企业高管的写作者入局。如有着十余年外企经验的《杜拉拉升职记》作者李可,和担任过民营企业高管的阿耐。
与此同时,女性在市场化经济的大浪潮中,逐渐在职场里有了位置,于是,国产剧的女主角们,也多了些职业女性。
但那时的荧幕职业女性,形象是刻板的。几乎每一个,都没有走出《粉红女郎》里男人婆的影子。
一头利落的短发,直爽坦诚到有些火爆的性格,成了“标配”。那时的剧集,善于用有些男性化的特征,将她们与剧中卷发,红唇的其他女孩区分开。马伊琍、袁立主演的《婚姻保卫战》,王珞丹主演的《杜拉拉升职记》,均采用了这个模式。
形象上的对立也被映照在剧情里。在她们的职场晋升路径中,“雌竞”往往是核心,而男性扮演的,通常是“拯救者”的身份。
拍了影、剧两个版本,其商业链创造了超3亿价值的《杜拉拉升职记》,就将这一潮流体现得淋漓尽致。杜拉拉的升职,离不开她的上司兼男友王伟的教导。公司的女高管们也都对她如临大敌、屡屡宣战,但最终都会“输给”杜拉拉。
这个阶段的女精英还有一个共性,总要面对事业为重还是家庭为重的抉择。
2010年里《婚姻保卫战》中,袁立、马伊琍都在职场上成绩斐然,前者拉扯起丈夫濒临倒闭的公司,后者从全职太太重返职场,做到了大公司的财务总监,但因为与丈夫地位悬殊总会吵架,最后也要演一场“婚姻保卫战”。2013年《辣妈正传》里孙俪饰演的基层时尚杂志员工,因为和女老板几乎同时怀孕,她们的养娃经历令其关系逐渐密切,她也因此得到了提携。
似乎在国产剧里,女精英们的难题是家庭、而非事业,而这显然用错了力气。
一直到2022年《我们的婚姻》里的蒋欣,女精英的主战场,依旧不是事业,而是家庭。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才是对她们面对的共同命题。
但在国产剧演变的过程里,国内女性意识在逐渐觉醒。女性话题走进了舆论场,很多观众和明星都开始反思,为什么只有女性需要回答“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这个问题。
这或许也是2017年《我的前半生》里,袁泉饰演的唐晶大受好评的原因。唐晶在事业上冷静,理性,对前来搞关系的同事说“墙头草的下场可并不好”。知道订婚的男友爱上了自己的闺蜜,她也会摘下戒指说“戒指好看,我可以自己买。我也会自己好好爱护我自己。”
不得不说,对国产剧而言,唐晶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既有上一代女精英的清淡妆容,利落短发,日常相处里也有对男友撒娇、小女人的一面。
唐晶的成功,也让女精英终于可以不再“男性化”,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凸显自身的女性特质,成了国产剧女精英的新标签。反映最直接的,是剧中大波浪大红唇的女精英越来越多,比如2018年的两部《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
同时,另一个难以服众的问题出现了。她们依旧在感情中打转,像唐晶在《我的前半生》中拉扯的闺蜜罗子君一样,每个关键节点都离不开男性的指点和帮助。“女子图鉴”中两位女主角的职场跃升点,都有一位多金、有才的男友。
同年,都市大女主韩剧《迷雾》大火时,网友@SUM不二 脑洞出了一个“四个未婚40+女主互相扶持”的故事《淑女的品格》,此话题迅速走红网络。选角是曾黎,陈数,袁泉,俞飞鸿,这体现了彼时观众的趣味取向,符合他们心中女精英的,均不是过往会有的“男人婆”形象。
这个脑洞影响深远,不仅在当时就被曾黎、陈数翻牌,后来也被某公司买下了版权准备开发成电视剧。几位姐姐后来也成了女精英专业户,这以后,陈数有《完美关系》,曾黎有《幸福二重奏》,俞飞鸿则在《玫瑰之战》和袁泉有大量对手戏。
只不过,选角上的舒适只是表象,剧情里,姐姐们们操心的很多事儿,还是与事业无关。
陈数在《完美关系》里先是“手撕渣男”,与出轨的丈夫离婚,然后又开始了一段与“小奶狗”的年下恋情;曾黎在《幸福二重奏》中虽是女高管,但更像激发男女主爱情矛盾的工具人,并无职场戏份。《玫瑰之战》目前为止5.0的评分,已经说明了它在职场戏上的薄弱。
回到生活里,精英与否和男女性别无关,而是多维能力综合体现的结果。一个人成为精英的背后,必然同时拥有世俗里定义的“男”“女”两面、甚至多面。这背后不必标签化任何品质,国剧给我们呈现了“女精英”的结果,却无法展示一个有信服力的“过程”。
“女靳东”和“男靳东”
除了女精英本身,后国产女精英的故事中,在女性关系里,也常常有另一个“类靳东”的女精英,她们为女主角的披荆斩棘指点迷津,亲力亲为。
这就像《欢乐颂》《我的前半生》《精英律师》西装革履的靳东一样,他几乎没有困境,他是女性角色们的人生导师,出钱出力出爱情。
《北京女子图鉴》中的吴越,因为女主对她的一次善举,在职场中和生活里都对其提携良多,向她输出了“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人生到了下半场,敌人就只剩下自己”等金句。《我的前半生》里,唐晶将罗子君拽出婚姻泥潭,为她的职场生活助力,还会对她说“我也能养你”。
“女靳东”的存在,稍微对冲了“男靳东”的油腻。毕竟她们的姿态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而是带着些惺惺相惜,但当这种“girl help girl”桥段超出现实太多,女性的友谊也有了工业糖精的腻歪。
刘涛在《我是真的爱你》里的“女领导”,对女下属无条件偏袒。手下女员工背叛了她两次,她还会因为觉得女性太难找工作而让员工自己提离职;她发现女助理近期一系列的工作失误是因为怀孕,马上向其道歉,还特地请客庆祝。
这位“女领导”,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女性的艰难,和她对女性的保护。第七集她和男主吃饭时还说,“如果这世界上的男人,有九十九个都觉得我是个怪物,只要我能帮助一个女孩,够了。”
这般无条件、不合现实逻辑地偏袒女性,像极了甜宠剧里克服地心引力也要亲到一起的爱情。如果女性不是因为职业能力,而只是因为性别得到了特殊待遇,这只能构成另一种性别歧视。
不止这样,《小时代》的幽灵始终在多数国产女性群像剧中徘徊。
一群女孩子里,时常会有一个顾里一样强势的、为姐妹们出钱出力的角色。《北辙南辕》里王珞丹是有8家公司的女投资人,拉着姐妹们开餐馆,借给她们启动资金。《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的李纯梳着大背头,穿着西装,在奢侈品店指着姐妹和她身上的衣服说“她这件和我这件都包了”。
非要和过去对比的话,这也算是女性形象的一种进步,毕竟过去,承担出钱出力功能的还得是男霸总。但这也很难让观众真正愉悦,这类女精英发展久了,就成了一种桎梏。本质上,她和姐妹们的相处,还是“霸总和小娇妻”模式。
“霸总和小娇妻”的设置,为编剧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位女霸总既能政治正确地解决女主遇到的一系列困境,性格之间的强烈反差又为日后的矛盾冲突留出余地。
但回归生活,女性群体关系中的弱势和强势,并非是刻板的黑长直软妹和大油背头御姐的形态。人性光谱是何等的复杂,有心肠柔软的酷女孩,也有本质冷血的外表萌妹,只排列组合几个简单的模板形态,就像只从光谱里锁定黑白灰一样。
当然,这不只是剧集的问题,毕竟,剧说到底,还是现实关系的映照。当国产剧连女精英的成长路径、职场生活都难以自圆其说,就很难再要求女精英中出现丰富、多远的女性群体友谊。
在现实中,男精英存在了太多年,我们都见过足够多的样本,似乎他们是什么样的都不奇怪。相比之下,女精英的样本,似乎还是有些单一的。
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我们认为有留洋背景的才能成为女高管。后来,我们发现,职场里的女高管多少有些“男性化”,不够温柔。再后来,这种刻板印象被拿掉后,于是又只看到了大红唇、御姐,似乎能释放女性魅力的才是女精英。舆论发展到现在,似乎只有为闺蜜们解除风险的女霸总,才能留短发。
必须承认,我们对女精英这个群体本身,还是有洗刷不掉的“刻板印象”。要么对她的描写,要借力于另一个性别;要么就是在一个时期里,集中出现大量类似的模板,却没有一个有信服力。
被窄化的不只是女精英
《爱很美味》中的夏梦,似乎提供了一种“正确”解法。
在剧情的设定里,她外表不白、不瘦,长相也并不突出。生活习惯上,到家就卸妆,不穿内衣——要知道,国产剧的女精英从来都是浓妆睡觉的。
但职场上雷厉风行,独立自信的她,也因为女精英的标签,有过身份挣扎。
第一任男友因为觉得和她有差距,压力太大而分手。于是,在遇到下一个喜欢的弟弟时,面对身份差异,她下意识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职业,以打工小妹的样貌示人,担心被发现自己是个女高管后,不再被喜欢。
这样的形象,收获了大量好评。点开《爱很美味》的豆瓣主页,高赞评论里充满了对王菊的夸奖。
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了。
塑造一个精英,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精英不是仅靠外表、金手指,或剧里挥霍金钱就可以达成,他们是在生活里有血有肉、鲜活的个体。在工作里,他们可以通过一系列言行,和具体案例的堆叠展示出他们的多维能力。但可惜的是,女精英本应大杀四方的职场剧,却一直是国产剧的弱项。
毒眸(ID:DomoreDumou)曾在《国产剧糊弄不了打工人》一文中分析,职场剧这个在国内漂流了多年的类型,至今还没能拥有一个足够“能打”的爆款。对于职场剧最常见的调侃,就是“编剧没上过班”。观众在职场剧里所要求的“真实”,事实层面是基础,逻辑和情感也需要合乎常理——毕竟,谁还不是个打工人呢?
职场剧在创作上的敷衍,间接导致了“精英”形象的单一。虽然男精英的形象已经相对女精英丰富许多,但也依然免不了被套进一个模板中。
比如精英专业户王耀庆,在后来结识到现实中的高管、总裁后,发现他们都不穿西装。据GQ报道中,他崩溃地发现:“真的西装革履的反而是侍应生。”但之后的角色里,他依然在穿西装。因为导演要求,观众也期待。对此,他也坦言,演员在一部剧中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他只希望自己演的角色能做到被观众理解。
男精英如此,女精英更是不停生涩地套用模板。却仍有不少演员勤奋如王耀庆,努力在悬浮的剧情里,成为观众理解精英的锚点。
《完美关系》虽然豆瓣评分刚过4分,剧场戏被诟病,但陈数扮演的斯黛拉,在几个场合的镇场表现,弥补了剧本上对公关案件描写的不足。袁泉立住了《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以至于影评人都在哀叹编剧“在混乱她的感情逻辑”“都在联合起来欺负唐晶”。
不过,话说回来,国产剧里被窄化的又何止是精英形象。
总有些职业或者形象,一出现就已经明确了它在这部剧中的功能。比如很少在国产剧中有正面形象的媒体人。记者要么总是扛着相机拿着话筒、问精英们一些家长里短的话题,要么喊着理想主义的口号,屡屡为主角们制造危机。
自《我的前半生》里轻声细语、不重打扮的女小三“凌玲”走红后,国产剧的“女小三”也从过往浓妆艳抹、性格火辣的形象(经典模板《回家的诱惑》),过渡到了妆容清淡、柔声细语的形象,不好听的形容为“绿茶”。不知道多少部女性剧的热搜,都要靠“手撕绿茶”来冲。
这种偷懒的描写,是剧作潦草的体现。毕竟,这种打标签的行为,能让这些群体在市场上被快速识别,尽管这损失了他们诠释复杂的可能性,观众也不得不被迫欣赏国产剧中千篇一律的冲突和剧情。
而在几乎所有文娱产品都强调“女性友好”的当下,女精英成了这“友好”的最大公约数。只是,国产剧让女性在精英层面占领高地来体现女性的强大,却在多数时候只让她自己摇旗呐喊。(详情请见今日二条)
但不可否认,这种千篇一律,也意味着剧集始终在观众认知的安全区,在立项之初面对投资人时,有足够多成功案例,就可以证明此类人设或剧情受欢迎,或者至少证明,“你看,有人写过,不会出错。”
全方面的“偷懒”,推倒了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女精英只是其中一个罢了。
北京人在纽约经典语录2
北京日报 | 记者 李夏至
从《正阳门下》到《情满四合院》,从《芝麻胡同》到《正阳门下小女人》,再到《什刹海》《鼓楼外》《欢迎光临》……近年来,一大批聚焦新时代新北京题材的剧集涌现,重拾京味剧传统,努力在新时期语境下讲好北京故事。
拔萃:
京味剧曾立潮头
以上世纪80年代为起点,中国电视剧从实验走向市场,开启了连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期。1985年播出的《四世同堂》是开山之作,1990年的《渴望》为转型里程碑,紧随其后的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为代表,国产剧呈现出了阶段性高峰期,而《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等北京题材、北京出品的影视剧作一马当先,勇立国产电视剧的发展潮头。
京味、京腔、京韵,这些作品创作于不同时代,却都沿袭着相同的文化底色。《四世同堂》将老舍的人民文学底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渴望》首次将视角转向“室内”,也将视角从英雄人物转向小人物,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虽为情景喜剧,却与《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着相同的基因,地道的北京话,诙谐幽默的北京人,用更年轻的视角代言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一大批京味剧扑面而来。2001年的《大宅门》为纯正京味年代剧打了个样,《鸽子哨》《前门楼子九丈九》《茶馆》等一系列具有浓厚都城文化气息的作品相继出现。而更加年轻化、都市化叙事的《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奋斗》等,则正式开启了新北京题材叙事,也衍生了一大批聚焦“北京青年”的都市剧作品,如《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青年》《家的n次方》《北京爱情故事》等。
但这股创作势头并不持久。随着资本的大举进入,市场开始青睐流量明星,题材也偏向网络化的古装偶像剧和甜宠剧,北京题材、北京故事不再是市场的宠儿,崇尚古朴美学、强调京腔京韵的“京味剧”逐渐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直到2013年,一部讲述胡同四合院左邻右舍情感纠葛的《正阳门下》横空出世,地道北京视角的作品才重回观众视野。随后数年,多部经典京味剧《正阳门下小女人》《芝麻胡同》《情满四合院》《生逢灿烂的日子》等陆续上星,收视数据飘红,京味剧才又重回时代潮头。
转折:
现实主义创作回归
《正阳门下》的编剧王之理从小在胡同里长大,写老北京人的故事是信手拈来。和他组成“京味剧黄金搭档”的导演刘家成也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我们俩做京味剧,必然是原汁原味的、地道的。”他的故事也几乎都有原型,几乎每个重要的角色都来自生活中真实的人物。
但《正阳门下》播出前后,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已经很多年不出京味剧的好作品了,电视剧市场一再细分,商业气息浓厚,大家并不看好这种有明确地域局限的作品,总觉得讲北京胡同里的故事,南方观众未必喜欢。”
《正阳门下》2013年先在湖北的地面频道首播,播出后反响不错,才在北京卫视上了星。谁也没想到,一部讲胡同里民间收藏爱好者家长里短的剧,居然能在全国收视率和收视份额上排名第二,成为2013年当之无愧的黑马。
可是即便这样的成功也没打开京味剧的市场。2015年,整个国产剧市场已经全面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彼时最热门的是《花千骨》——国内首部网络播放量破200亿次的电视剧。以《花千骨》的爆红为分野,国产剧正式走入了仙侠玄幻当道的时代,“京味剧”这种基本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立足普通人视角的剧集,只能再次靠边站。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王之理和刘家成二度合作的《情满四合院》想要上星,困难重重。该剧2014年制作完成,2015年先在山东的地面频道播出,时隔近两年,2017年才在北京卫视上星。时间并没有淹没好剧的光芒,该剧在北京卫视收视率连续破1%,豆瓣评分高达8.7分,主演何冰更是先后斩获白玉兰奖、飞天奖等多个最佳男演员奖项。
《情满四合院》后,“京味剧”厚积薄发,以刘家成和王之理为代表的“京味剧”黄金搭档多次联手,《正阳门下小女人》《芝麻胡同》等多部作品面世,收视率始终保持强劲姿态。据王之理透露,今年,他和刘家成合作的《情满九道弯》已拍摄完成,正在等待排播档期,而《正阳门下》系列的第三部《正阳门下年轻人》也完成剧本只等拍摄。
在王之理看来,胡同四合院只是形式,是让叙事回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中去的手段,而这里的居民和他们的行为处事,代表着北京精神,“他们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人物也都活得敞亮、善良单纯而热情。”在王之理笔下,《情满四合院》中傻柱不仅把房子让给别人住,还养了一堆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正阳门下小女人》里,命运坎坷的徐慧真努力维持小酒馆的经营,在时代的风浪前也从不丧失自己的原则,与死对头的握手言和,展现了极致的宽容与善意。
导演刘家成就曾说过,“《情满四合院》的主题就是把过去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让人们看到那个年代的真实。”王之理也表示,这样齐聚了真善美的人物不是幻想出来的,“观众喜欢这样的人物,本质上依然是对真善美的向往,而这些美好的品质是我们一度丢失过的。我用小人物的故事去讲大情怀,希望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价值取向。”
除了王之理、刘家成搭档的作品,近几年来,北京题材、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剧集不断推出,如讲述传统京菜家学传承的《什刹海》,以传统行当木器手艺为题材的《鼓楼外》,反映“北漂”青年落地生根的《欢迎光临》等。这些剧集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普通人、小人物的视角,人物塑造接地气,故事也多展示生活气、烟火气。
在王之理看来,“京味剧”的回潮也代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正在回归主流。当观众厌倦了满屏的仙侠特技,也不再满足于悬浮不落地的都市偶像剧情,真正描述普通人生活、反映小人物情感需求与生活状态的创作传统也在回归。“就像上个世纪我们曾经有过的经典作品那样,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再现小人物的生活。创作者都重新回归现实主义的表达,脚踏实地去反映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人生,这是京味剧的传统,也是现实主义的传统。”
创新:
新北京题材更追求融合
划分“京味剧”,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胡同四合院里不是唯一标准。近几年来,聚焦新北京人、讲述新北京题材的剧集越来越多,它们延续了世纪之初“北京青年”的都市视角,从新时代的变化来解读城市的精神气质。
制片人梁振华近期就在制作一部新北京题材电视剧《心想事成》,该剧编剧苏蓬的母亲正是2001年京味剧代表作《空镜子》的编剧万方,万方还在新剧中担任文学总监。
“我来北京也有20年了,我一直有个愿望是能创作一部北京题材的电视剧,也算对自己这20年的新北京人生活有个交代。”梁振华同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影视艺术研究,在他看来,“京味剧”的界定不应该局限于是否表现了胡同四合院,而且满屏的京腔京韵和今天的“新北京”并不匹配。
“从历史发展来看,北京这座城市是开放的、包容的。它既有皇城根下的胡同四合院文化、古都文化,也有京杭大运河带来的运河文化。北京文化当中从来不缺乏外地和异域的文明元素,北京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明形态的集合体。尤其在当下,国际化和现代化更是赋予了北京与时俱进的文化面貌,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国际、北京与外地间的各种融合。”
《心想事成》和当年的《空镜子》有相似之处,依然是住在四合院的两姐妹,依然讲述她们生活中的细水长流、酸甜苦辣。但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两个“90后”姐妹虽然是北京土著,但已经有了全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她们是地道的北京人,性格、成长环境、生活习惯都有鲜明的北京传统烙印。但她们每天走出胡同,来到高楼大厦间,面对当代职场的种种问题,这就要求作品要展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而这一切都应该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情节之中。”梁振华说。
把握新北京题材里的“京味”,需要深刻的文化体认。梁振华认为,这十年间国产影视剧存在着地域文化淡化的倾向,反映都市生活和当代社会的影视剧大多已丢掉了本地的文化标签,模糊了地域差异,流于悬浮。“很多故事可以发生在北京,也可以发生在上海、武汉、长沙,城市和地域只是偶然成为了故事的发生地,并没有建立起与创作本身的有机关联。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掉了。”
在梁振华看来,新北京题材绝不意味着完全抹去传统的痕迹,现代和传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恰是这种复杂性构成了完整的地域文化,“我们在《心想事成》里对老北京人的思维观念、生活传统、语言习惯都进行了描述和探讨,我们的故事里有每日早起晚归的普通蓝领,也有胡同里整日提笼遛鸟的北京大爷,他们也会不着四六的聊天,但他们骨子里的真诚、善良和淳朴,一直都没有变。”
重视平民视角的叙事也没变。《心想事成》不光讲述新时代中两姐妹的人生烦恼,还尝试以更广阔的视角去阐释城市的变迁。剧中,两姐妹居住的四合院并不是祖传的家产,而是老一辈单位的公租房,还要面临拆迁上楼。梁振华介绍,关于这些四合院的产权归属,关于老百姓分房回迁的故事,都来自主创团队的采访和调查。“这里的人物比较接近大多数本地居民的真实状态,而不是动辄就人人都有四合院、没有生存烦恼的‘想象中的北京人’。”
这也侧面反映了新北京题材创作的新要求:既要了解北京都城文化背景下的传统内核,又要注入对新时代城市精神的理解。抓住变化中的人和事,反映全新的城市文化内涵。
政策:
“北京模式”助推精品创作
北京题材的影视剧创作从单打独斗到渐成规模,背后离不开一揽子政策支持。
以《情满九道弯》《心想事成》等为例,这些剧集都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迎接二十大”重点项目,从启动阶段就被“重点关注”。这些项目同时也是北京市广电局“种子库”的储备项目,创作初期就获得了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的扶持。
该基金重点聚焦北京题材作品,聚焦挖掘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围绕北京文脉传承和时代变迁,反映北京历史和现实文化内涵,体现首都改革发展进程中涌现的先进典型、道德模范、平民英雄等,展现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人文风貌,具有浓郁北京特色和现实关照的优秀作品。
据统计,近几年来,该基金扶持了《觉醒年代》《香山叶正红》《欢迎光临》《情满九道弯》《心想事成》《胡同》《什刹海》《光荣时代》《芝麻胡同》《高兴的酸甜苦辣》《幸福里的故事》等20余部电视剧,扶持金额近一亿元。
在机制建设上,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坚持规划与策划并重,深耕与新耕结合,管理与服务同步,全力推进北京题材电视剧高质量创作,这些政策共同形成了助推影视精品创作的“北京模式”——建立完善了剧本创作机制、服务保障机制、引导把关机制、人才建设机制、激励扶持机制,在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重点对北京题材电视剧给予支持保障。
在项目储备上,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动挖掘策划选题,立足首都资源优势,策划组织选题研讨会,积极组织制作公司、编剧赴16区和相关单位深入生活、采风调研。还按照“每月调度、每周跟进、专人负责”的“服务包”常态化工作制度,对《人生五年》《放心不下》《心想事成》《胡同》《情满九道弯》《向水而生》《闯关》等重点项目给予重点跟踪、扶持、宣推、保障,根据项目创作情况提供选题论证、专家审读、协调拍摄、宣传推介等服务,全流程、全方位、高质量推进项目创作播出,既做好“北京出品”,也做好“出品北京”。
2022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锚定2035年我国建成文化强国远景目标,提出要加快推进中国电视剧高质量发展,建设电视剧强国。北京市广电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耕精品创作“北京模式”,从剧本创作开始深挖优秀作品“蓄水池”,推动更多以新北京故事为突破口的优秀选题、优秀剧本脱颖而出,继续推出精品力作,为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作贡献。
专家观点
新北京题材与时代联动
高贵武
“京味剧”因反映北京地界上的现实生活、风土人情而得名,也因浓郁的“京味”文化特色在众多类型和题材的影视剧中一枝独秀,不仅生活在北京的男女老少爱看,也受全国观众乃至全世界华人的广泛欢迎。
随着创作经验的日积月累和创作题材的不断扩大,这几年,新北京题材影视剧无论内涵、形式还是价值表达都在不断创新,产生了越来越多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影视作品往往是反映时代进步的一面镜子,新北京题材影视剧在创作中的这种变化同样也折射着新北京人、新北京精神的变化。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既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现代大都市,“京味剧”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大变化,剧中新老北京人的精神风貌更是中国人在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真实写照。作为一座兼具历史积淀和现代特色的文化名城,北京不仅有着底蕴深厚的“京味文化”,而且汇聚了影视制作的各类高级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影视生产高地,已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影视生产“北京模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视听传播系主任)
北京人在纽约经典语录3
一
群星为顶,大地为席,树梢上挂起的银幕照亮了乡村的黑夜。小孩子们在银幕前追逐、游戏。空地上,各式小板凳,大小不一的砖块,替代着它们的主人坚守着一个个观影位置。炒葵花籽的香味随着炊烟在小村庄里弥漫。外婆炒瓜子和黄豆,还未等热气散尽,就抓几把装到我的上衣口袋里。我时不时摸一摸温热的口袋,心间一阵暖流。
放映机前的灯泡一熄灭,屏幕上的星星冒着金光,瞬间千军万马就顺着一束光柱飞奔到银幕上。我想不起具体情节,大体是战争影片。光芒所及处,好似围成一间教室,银幕前的观众们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一个情节,就像学生们在看黑板上的试题。如果有谁站起身子,银幕上就出现一个大大的黑影,顷刻间,人群中传出几声抱怨,黑影麻溜地猫着腰移开了。
有时,银幕上一黑,故事里的精彩仿佛一股烟散尽。人群喧哗,放映机前的灯炮亮起,电影胶片被烧断了。放映员成为全场的焦点,他在灯泡前利索地接好胶片。灯泡熄灭,故事重新在银幕上展开。我其实有些害怕电影中的战争场面,不过当时似乎没有别的题材。回到县城上学后,我发现我家大杂院里的男孩子们对战争片百看不厌,他们甚至把《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影片的片段都背下来了。他们拿起木棍模拟电影场景,学起了演戏。可以有一顶红军帽,更是男孩子们可以骄傲许久的事情。战争片中,谁都不愿意扮演坏人,在电影中,判断善恶好坏,区别好人与坏人的标准简单直接。
县城的电影院在花园街大礼堂,大礼堂是县城最宽敞的建筑。老式的椅子硬硬的,开演前,散场后,椅子噼里啪啦,非常热闹。可惜大礼堂看电影不比露天看电影自在,嗑瓜子的会被在走廊里巡视的查票师傅拿大手电筒曝光。每日影讯告示牌有两块,一块挂在大礼堂售票处,另一块挂在百货公司门口。电影散场后,花园街挤满了人,他们边走边谈论着电影情节。
大礼堂有两重门,第一重门进去的活动大厅内,墙壁上贴着电影海报,第二重两扇小门进去是播放厅。电影上映期间,里外两重门都上着链锁。我和小伙伴们曾扒着门缝朝里边看,有时,电影院那个查票的师傅会吓唬几声,小孩子们一哄而散。有时,他似乎故意留下一条缝隙,特别是电影将要结束时。小孩子们在门缝边瞅瞅片断,不亦乐乎。我记得,曾和同学们挤在门缝边看过《虎口脱险》。多年以后,我下载《虎口脱险》到电脑中回放,仍然能想起第一次看到它的那个傍晚。
《少林寺》在小县城上映,一场接一场,一连几天,花园街人来人往,像赶庙会。郑绪岚的《牧羊曲》如山泉水流淌过我的孩童时代,年轻的李连杰扮演小和尚双手合十受戒的画面,至今清晰如昨。神话电影《孔雀公主》,有着优美的画面,纯美的故事。唐国强和李秀明分别扮演王子和公主,现在还记得李秀明那如水的眼神,美丽的公主用她的善良带给一个小女孩温暖的心流。“与其说是你粗暴的追求,不如说是我自己温柔的就范”。多年以后,我在网络上重看电影,听到这句台词时,不禁大笑。小时候看过好几遍的电影,怎么完全不记得有这句台词?网络上,众网友也发出了许多哈哈大笑的弹幕。我想,那是开心的笑,笑那种纯美的情境。80年代的审美和现在也有些不同,年轻的李秀明略显丰满的身材,明眸皓齿,圆润的脸庞,按现在的标准不算俊俏。与70后的同事们回忆这部影片,女生们记住了公主的孔雀衣,一个男同事回忆到召树屯王子劈开山门寻找公主的情节禁不住手舞足蹈。有人记住了美丽,有人记住了勇敢,不同的记忆隐含了男孩和女孩不同的关注点。
电影与生活密不可分,大人们训斥顽皮的男孩子:“看看,家里乱得实在没样子,就像日本人翻过了!”缺水时分会说:“哎呀,这光景,成上甘岭了!”看到可爱的男孩子,就说:“这小子亲的,长得像潘东子一样!”一部电影的某些情节,甚至伴随一生。
人们不可能看过每部电影,但电影插曲往往很流行,有些电影就因一好听的主题歌被观众喜欢。收音机里一遍遍地播放电影歌曲,歌唱家们只见其声,不见其人。某些精彩的电影还有录音剪辑,看不到电影,通过收音机听听录音剪辑也很满足。
露天电影像童年的一本本书,真正欣赏电影艺术,知道演唱电影插曲的歌唱家们长什么样,要等电视机登场了。
二
1983年夏末一个下午,我家的院子沸腾了,父亲搬回一台电视机。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比1983年早些。外婆的村庄里,有个常年在外工作的人带回一台黑白电视机。晚上,我和一个小女孩相约去看电视。电视机摆在一块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一群人围着那个稀罕玩意,看主人捣鼓了好久,屏幕上却只有雪花点点。我和几个小孩子觉得无趣,钻到地头旁的草垛子上。那次看电视的经历,没有那天在草垛子上疯玩高兴。
在县公安局看《排球女将》是我第一次正式看电视节目,不过,我除了记住小鹿纯子的名字,再没有别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女生们喜欢收集糖纸,二叔工作的汽车站可以捡到许多糖纸,放学后,我和几个小同学去那里捡糖纸,一天,听二叔说到那里有件更有趣的好东西。二楼有台彩色电视机,电视机被锁在一个柜子里,每到周六晚上,管理员会打开锁,调出电视节目,任人观看。知道这个消息,我就特别盼着周六到来。去汽车站看电视的人多,往往没有座位,我能站着看电视也很开心。
1983年的某一天,父亲宣布了一个消息:如果我们姐弟三人各背一百条成语,三个全部通过考核,他就买台电视机。听了这个消息,我们欢喜雀跃。当天,我们就按计划抄写成语字典。每天完成作业,我们就背成语,一段时间,成语是我们的最爱。
考核通过后,父亲兑现了承诺。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摆在院子里,大杂院的邻居们聚到一起,看这个稀罕东西。奶奶踮着小脚从窑洞里出来。奶奶是个戏迷,县城有二人台和晋剧表演,她总是搬着小板凳,早早坐在戏台前等着开演。不知哪位叔叔对奶奶说:“有了这电视机,你老人家不用去戏台前占地儿了”。
奶奶站在桌子前,她左看看,右看看,又走到桌子后边看看。在这以前,她听收音机都觉得神奇,常常问:人的声音怎么装到里边?就那么个小匣子,能盛下那么多人的声音?
听说我家买回电视机,其他院落的孩子们也跑来了,他们围在院子里,高兴得像过节。当时,电视节目信号依靠县里小山头上一个转播台传送,每到晚上七点才开始转播。奶奶很快为我们准备好晚饭。不到七点钟,一群孩子又聚到我家门前,有的还搬着小板凳。父亲接通电源,拉出电视机顶端的两根天线,屏幕上只有密密麻麻的雪花点,我们想像中的大戏还没有开演。父亲在考虑外接天线,有的邻居说:是不是转播台的人还没上班?奶奶说:“人家戏子们还没吃了饭吧!”众人大笑。等了一阵子,孩子们没耐心,在院子里玩开游戏。父亲不停地变换两根天线的方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屏幕还被雪花点占据着。奶奶累了,踮着小脚回屋休息,也有些邻居不愿走,等待奇迹出现。最后,父亲决定第二天弄根天线,大家才渐渐散了。
电视天线需要用废旧日光灯管。第二天,邻居们不知在哪儿收集了四、五根日光灯管。“都用上,效果好”有人这样说。父亲早就准备好两支灯管,大家一齐动手,把灯管固定到一根六米多长的杆子上,直立在我家屋顶。一群孩子自觉地完成了作业。
拧开电视机,让我们神奇,更让奶奶神奇的大戏开演了,两位播音员在播新闻。奶奶惊奇地说:“这两个人怎么总盯着我看?”人们又笑。奶奶还不停地疑惑:这些人每天在哪吃饭?他们怎么走到电视机里?他们表演完节目还要回去?
那天还有什么节目,我印象不深了,似乎还有小白兔儿童牙膏的广告。奶奶听不懂电视节目中说了什么,但她还是坚持到最后。电视屏幕显示“再见”二字时,我的奶奶真的走到电视机后边,看里边会走出什么人来。
电视剧《霍元甲》热播。大家又过足了看大戏的瘾。一天,《霍元甲》刚播开,正在唱主题歌,奶奶发现我弟没回家,就焦急地说:“快关了,快关了,等孩子回来再开!”她焦急得如同大家吃什么大餐,等亲人们都来齐了才能开始。人们又大笑了。
奶奶听不懂节目中的对话,她为霍元甲的遭遇抹泪。剧终后,奶奶看着片尾剪辑喜出望外地说“这个人又活了!”
当年追剧难。在我们的县城,基本只有一个频道可以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错过播放时间再等重播就不知是什么时候了。遇到停电,更是焦急,无心做其它事情。外接天线怕雷击,遇雷雨天气,我就期盼雷电快点停了吧。
从1983年开始,我每年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成为我春节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霍元甲》《陈真》中看爱国情,师徒情;看《夜幕下的哈尔滨》,人民群众在抗日中表现出的机智英勇令人崇敬,再看日本电视剧《血疑》和《阿信》,理解那个民族坚韧的另一面;《西游记》和《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从哪一个片断开始看,都能看进去;《便衣警察》《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连续剧的主题歌每每响起,剧情就在脑海中闪过。
三
中学时代,我看电视节目如读书。《动物世界》《世界各地》是我的必看节目。我像追剧一样,追看纪录片《话说长江》,随着长江,一直从雪山奔向大海。后来,我看过许多纪录片,在纪录片中看美景,看美食,逛博物馆。《话说长江》主题曲《长江之歌》久久萦绕于心。历史或地理知识,通过纪录片的演绎,记忆更深刻。我不由得会对身边的人说,学好文科,要多看纪录片。
刘晓庆主持的《世界电影之林》曾是我和姐姐弟弟的一道大餐,我们每周必看一部经典电影。战争片,灾难片,爱情片,《世界电影之林》梳理各种类型的影片,在那个时期,慢慢知道怎么欣赏一部电影,不仅仅是情节,会为演员的演技叹服。我特别迷恋演员秀兰邓波儿,喜欢她主演的每一部电影。
从1995年到2010年间,我所在的县城没有电影在影院上映,我都怀疑那段时间有没有拍过新电影。小县城开了许多录像厅,很少有女孩子会去录像厅,录像厅在人们看来,只播放一些警匪情色电影,少儿不宜。那段时间,我为人母,忙于陪孩子看电视中的少儿节目,没有在意录像厅是怎么兴起的怎么消失的。
互联网的兴起,电视节目发展的迅疾,我们开始追电视剧,电视剧越来越长,从最初的几集到八九十集。追剧时懒得打开电视机,直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看剧,或坐着,或躺着。每次享受视觉盛宴任性地暂停,快进或回放,就能想起奶奶把好剧藏起来慢慢看的趣事,那些趣事,当时觉得可笑,现在回忆,有些感动。
2011年,我重回电影院陪女儿看3D电影。电院开始前的广告声音大,我被吓了一跳。戴上3D眼镜,面对突然飞到眼前的影像,下意识想去躲闪,看完一场电影居然有些头晕。是我离开电影太久了。看四周,大多是年轻观众。爆米花的香气难抵记忆中的炒瓜子。如今的电影场面宏大,画面精美,我时不时蒙太奇一般回忆当年的故事片。和女儿聊电影的内容,女儿用正义与邪恶表述两种人物关系。不得不说,现代的小孩子思维比我这一代人进步。
夏夜,广场上放映露天电影,几个小观众席地而坐,看起来,他们还满认真的。现代的露天电影似乎没有我儿时的电影高清,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城市霓虹闪烁,连天上的星星都不容易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