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经典语录 英文

两位女性主义者的道路：当阿尔娃·缪达尔遇到西蒙娜·波伏娃,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澎湃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波伏娃经典语录 英文1

几年前，偶然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提到西蒙娜·波伏娃曾经阅读（或寻找）阿尔娃·缪达尔的《国家与家庭》（Nation and Family）过这本书，我就一直对这事好奇。因为这两人都是公认的20世纪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都是20世纪初生人，又都是第一代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两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她们之间的相互阅读定会擦出一些思想的火花。

西蒙娜·波伏娃

波伏娃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女性主义哲学家，一生以写作为生。其代表作《第二性》影响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妇女。而对阿尔娃·缪达尔，我们可能很陌生。这位瑞典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与政治家，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人之一，一生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文章讲稿及其书信，因大部分用瑞典语写就，基本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在中文世界就几乎成了个失踪的人物。而与本文有关的《国家与家庭》一书是用英文于1941年发表，该书在国际上的影响经久不衰，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1]

波伏娃在写作《第二性》之时到底读没读过此书？从中读到了什么？这事在中文世界里难寻蛛丝马迹。能够找到一点线索的是，在她那本《美国纪行》中曾经提到，她在美国旅行时怀抱着极大的热情来阅读阿尔娃·缪达尔的丈夫冈纳·缪达尔的巨著《美国两难》，对其对黑人种族问题的分析大加称赞。波伏娃认为，这本书谈的不光是黑人问题，还包括许多美国的其它问题和欧洲的问题。在阅读过程中，波伏娃开始思考妇女的处境问题，她发现，冈纳·缪达尔在该书中抛出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关于黑人与妇女处境的类比，为研究两性问题提供了思路，因此，波伏娃打定主意要写一本与《美国两难》同样重量级的关于妇女的书，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第二性》。

但波伏娃当时可能并不清楚，《美国两难》虽为冈纳所著，但此书中包括着阿尔娃的思想踪迹和理论贡献。1934年阿尔娃和冈纳合著的《人口问题的危机》出版，阿尔娃是主笔，其书的研究路径为《美国两难》继续沿用。而在《美国两难》的研究写作过程中，阿尔娃陪伴冈纳在美国进行这项大型研究，共同探讨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难怪波伏娃甚至认为阿尔娃的《国家与家庭》一书也是冈纳·缪达尔所著。[2]

至此，波伏娃是否读过阿尔娃的《国家与家庭》这件事好像也就没了下文。转念一想，故事里的另一个人物阿尔娃是否读过波伏娃呢？这回，答案是肯定的。在关于阿尔娃的传记和有关她的生平文章中都有过记载。[3]阿尔娃不但读过，而且还有过评论。在阿尔娃的女儿西塞拉·伯克（Sissela·Bok)为其写的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从阿尔娃的青年时代，她就开始大量阅读女作家的作品和妇女们的传记，从中汲取思想力量和人生的经验。后来，她还在卧室床边专门放了个书架，以便在夜深人静时阅读，其中包括女性主义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瑞典女王克里斯缇娜、柯伦泰等，她还想着说不定哪天会写写这些伟大的女性们，因此读到有所思时，就会记下几笔。还有两位瑞典现代女性主义作家：爱伦·凯（Ellen Key）和依琳·瓦格纳（Elin Wagner）的著作也在她的夜读书架上，尽管在一些问题上阿尔娃与她们的观点相左，但这并不妨碍她尊重这两位女作家对妇女问题的关切。[4]

当然，波伏娃的一些著作也在阿尔娃夜读书架上摆放着。阅读了波伏娃的自传第一卷之后，阿尔娃起初自认为她与波伏娃的生活几乎是完全相同，仿佛是镜中的同一人。无论是波伏娃的童年生活，还是她为了“我的生活我做主”的争斗，与萨特的相遇然后成为共同学习工作一生的伴侣，为思考妇女生活状况的努力，如此种种阿尔娃也都经历过。甚至波伏娃与萨特的那些包罗万象的谈话，也让阿尔娃想起她与冈纳的畅聊，好像一切都似曾相识！

后来，阿尔娃还买了波伏娃自传的第一卷送给她的女儿。1959年，在她担任瑞典驻印度大使时，在一次横跨印度的长途跋涉之中，还不忘写信给她女儿，信中写道：“你如果想知道我年青时是怎么想的，受到何种指引，你只需要打开这本书读一读就是了。”[5]可见波伏娃的生活与著述是如何打动了她。

然而，在1961年读了波伏娃自传的第二卷之后，阿尔娃开始改变了对波伏娃的看法。这一卷所写的时间段是1929年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波伏娃在寻找自己的自由解放的生活道路，经历着在生活与思想上的徘徊。如同波伏娃，阿尔娃自己也在这个大时代中有过类似青年知识女性的生活。但这次她对波伏娃开始有了疑惑，她不理解波伏娃为何那么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个人的自由，以便用萨特的眼光来看世界，看其他的人，甚至他的情人。阿尔娃作为心理学家，开始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这本书，发现它传递了一个主动被另一个人所征服的故事。这次，她后退一步再看，发现这个镜中的波伏娃与自己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一样，两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阿尔娃·缪达尔

后来，在反思自身经历的回忆录提纲里，阿尔娃又盘点了自己与波伏娃区别。她认为波伏娃的童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像自己的家庭因生活所迫到处迁移；波伏娃对自己在传统的女子学校受到的教育很满意，而阿尔娃经过不断地反抗才争取到机会完成高中学业；不像波伏娃，阿尔娃在自己真正的朋友之间不用隐藏其智识的生活。她认为最重要的区别是：波伏娃选择了不婚不育的生活道路，但说来也很矛盾，因为她的生活和写作受到萨特的巨大影响，多半时候实际是被控制的，有时是服从的，比阿尔娃更像是一种妻子的角色。回头再看阿尔娃的生活，她选择了一条传统的妇女生活道路，与冈纳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前半生以冈纳的工作为主，没有固定的职业，跟随着丈夫东奔西走（前后两次与冈纳去美国访学做研究，战后冈纳在联合国任职，举家迁往日内瓦）。而后半生，直到她47岁时才接受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邀请赴任。自此，阿尔娃以她自己的工作为主，长期与冈纳在工作和生活上是分离的（她几度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务，后来又担任瑞典驻印度大使等，常驻国外）。然而，在思想上，阿尔娃从没有成为冈纳的附庸，反过来，她的存在就是冈纳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的来源。

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对于波伏娃和阿尔娃这些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女性来说，在生活的道路上既没有可依照的榜样，也没有前进的路标，因此也充满着惊险、矛盾和机会。起初，阿尔娃所追随的榜样也大都是男性，那些当时所见的具有创造力的伟大女性，如南丁格尔、勃朗特姐妹、爱·伦凯等人，基本都是不婚无孩的单身女性。20世纪以来，由于节育技术的发展，妇女们才有机会选择职业而不必放弃婚姻家庭。而那些同时选择了职业与家庭的妇女则是当时的先锋人物，阿尔娃便是先锋人物之一。然而，在既无书本的指南又无榜样可循的情况下，阿尔娃对所面临的的重重困难可以说是毫无准备。供养她自己和丈夫冈纳两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自不待言，她也没想到缺乏资金就无法坚持搞科研(尽管她在社会学、儿童心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均有卓越的研究)。另外，生育、流产、长期患病、家庭里的冲突等等问题，虽然不可避免，但如何将工作与家庭生活整合到一起？阿尔娃自身生活中这些痛苦的经历，促使她开始思考妇女生活有没有新的道路可走。

与波伏娃独自的徘徊不同，阿尔娃所感兴趣的是与妇女们如何共享她们的处境。她自青年时期就积极参与妇女运动，在1930年代初，阿尔娃是刚成了的“工作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倡导妇女同工同酬；1937年，她帮助成立了“国际职业妇女协会瑞典分会”，并担任主席；通过该组织的活动，改变了瑞典的公民服务，使在公共领域工作的妇女不再因结婚、怀孕和生育而受到歧视和解雇。她心目中的妇女包括着自己家里的那些农村妇女、工厂女工、商店店员等。她到处讲演，听众包括从矿工家属到监狱里的女犯人。她感到自己与这些妇女们不断产生着一种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起初，她总认为自己和冈纳在一起就会克服解决那些生活中如怀孕、住房、病痛等问题。后来，她试图理解不同的妇女是如何处理这些共同的问题，找到哪些是她们工作与生活中最大的阻碍。在这个过程中，阿尔娃看到自身的生活与这些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新的理解又激发出改革的计划。

对于妇女问题，阿尔娃头脑清楚且知识渊博。在1930年代担任瑞典政府关于已婚妇女工作权利报告秘书之时，她就阅读了无数的关于性别、两性的区别、性（生理方面）、智力的测量等方面的大部头文字。这比波伏娃早了很多年（波伏娃在1946年才开始在国家图书馆阅读别人关于妇女的著述）。[6]阿尔娃在理论上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很早就开始了。例如，1934年，她在一个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警惕女性气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依据来论证下面的问题：男女之间的“本质”差异并没有被证实，个人的性格是由环境使然。阿尔娃认为，传统的女性概念建立在妇女经济依赖男性的基础上，然后在精神上灌输给她们一套“弱者合成物”的东西。她提出，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不同建构了“性别意识”，它是造成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针对当时男人必须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这一流行观念，阿尔娃提出疑问：在20世纪这将如何实现？她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经济中，假定这只有力的臂膀支持着我们，而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壮。婚姻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安全，它不能是妇女生活的“终极目的”。在结论里，阿尔娃强调，传统的“女性气质”无孔不入，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女性心理”。她认为要找到这个“女性心理”，就应该允许妇女“自由地发展自我”。[7]

阿尔娃的这篇论文明确提出“性别意识”是由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理使然的观点。这一点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的论断如出一辙。但她比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更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娃并没有就此止步，她顺着这个逻辑推理，既然性别意识由社会建构，由此造成妇女的弱势地位。那么妇女问题就不是妇女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在1941年出版的《国家与家庭》一书中，阿尔娃在最后一章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这章的标题为“一个性别：社会问题”，这一个性别就是女性。在这一章里，她反复论证“女性这个性别是社会问题，一个女人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不论婚否，不论妻子工作与否，都可能是个问题。”[8]而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

阿尔娃与波伏娃不同的一点是她不但提出问题，而且一直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个体的自由与解放，阿尔娃认为可以通过启发觉悟、推广知识等办法来改变男女公民的生活状况。但她深知，如果没有全面广泛的社会改革来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工作、住房、教育、公费医疗、儿童、老人的护理等，上述的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阿尔娃将妇女问题，提到一个需要宏观政治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高度。阿尔娃的这些思想后来都写进了她和冈纳合著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该书在1934年发表，针对瑞典人口断崖式的下降，提出全面的改革措施，被誉为瑞典和北欧福利国家的宣言书。

如同许多20世纪早期的女性主义思想家，阿尔娃认识到当代的这些性别规范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来制定的，在这一点上，阿尔娃及稍后波伏娃的研究发现是一样的。而阿尔娃的理论贡献是将妇女和男人的关系呈现在大家面前，将性别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通过社会改革，使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不仅适合男性，而且要适合妇女与儿童。在为妇女和儿童打开公共领域的同时也为男性打开私人领域。这一点，可能是波伏娃的理论所未能涉及的领域。

注释：

[1]见闵冬潮“阿尔娃·缪达尔的‘福利国家宣言’：人口危机与社会再生产”载《澎湃新闻》2022-3-27。

[2]见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 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398.

[3]见 Bok, Sissela（1991），Hirdman, Yvonne（2008），Ekerwald, Hedvig, “Alva Myrdal: Making the Private Public”, in Acta Socioloica, 2000, Vol.43, No.4 pp. 343-352.

[4]Bok, Sissela 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5]Bok, Sissela 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6]见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 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252-253.

[7]Jackson, Walter A, Alva and Gunnar Myrdal in Sweden and America, 1898–1945, Unsparing Hones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p.220.

[8]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418.

波伏娃经典语录 英文2

去年，一位名叫沙利的柬埔寨小男孩，因为用多国语言向游客兜售纪念品成了全球网红。今年1月，这位“小网红”和父母来到“一带一路”中国公益项目的一所学校参观，漂亮的校舍和读书的氛围让他着迷。5月，他如愿开始了在中国的求学生活……

柬埔寨男孩多种语言卖货走红网络

沙利一家生活拮据，父亲靠画画、卖画为生，沙利从7岁开始帮妈妈在旅游景点卖纪念品。8年的“卖货郎”生涯，让沙利学会了用多国语言叫卖推销的技巧。

去年11月，沙利用多种语言叫卖旅游纪念品的视频，被一名马来西亚游客上传到网络后，迅速走红，视频点击量超千万。会说中文的外国男孩并不稀奇，可小沙利能说多种语言的天赋，让他一下子变成了“网红”。

中国学校“一带一路”公益项目为他提供了求学机会

成为“网红”后，他的命运改变了。浙江诸暨的一所学校今年刚刚启动“一带一路”国际英才留学中国公益项目，免费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英才，他们被沙利的事迹感动，远赴柬埔寨找到了沙利。

今年1月，沙利和父母来到诸暨的学校参观，漂亮的校舍和读书的氛围让他着迷。从此以后，来中国读书就成了沙利最大的愿望。

柬埔寨留学生 沙利：4月是柬埔寨的新年，我跟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她说你每天都让我（允许）你去中国。我说对，我想去中国，我真的想去。

事实上，沙利想来中国，还有着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可以给父母省下养育他的钱，另一方面，他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在未来给家人带去更好的生活。

柬埔寨留学生 沙利：因为我看我弟弟、妈妈、爸爸很难，我就来这里了。我告诉他们，我长大了，来这里就不跟爸爸妈妈一起了。我可以上学，以后有很好的工作。

最终，父母同意了沙利的请求。今年5月13日，沙利正式入学。他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每节课都上得聚精会神。

中国求学生活：不必上街卖货 能吃上规律的一日三餐

前不久，小沙利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求学生活。现在，沙利是诸暨某外国语中学中文班的小留学生，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以前从没学过的各种科目，中文、英文、数学、美术甚至烘焙。不过，在沙利看来，这里和柬埔寨最大的不同，是不需要上街去卖纪念品贴补家用了。

柬埔寨留学生 沙利：以前半天卖东西，半天读书。很累，巨累。我不想卖东西，但是我妈妈养家很难，所以我就卖东西了。这里不累，那边很累。

为了多卖点东西，小沙利经常顾不上吃饭。沙利已经15岁，是中学生的年纪了，可长期的营养不良影响了身体发育，他很瘦小，身高1米4，体重才40多斤，就像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

柬埔寨留学生 沙利：半天卖（东西）不吃饭的，卖东西都不吃饭，很多人来，我吃饭了，客人走了我就没有钱了。然后我就去卖东西不吃饭，然后我卖东西很多、很重，我就很矮。

在学校，沙利终于可以规律地吃上一日三餐。当然，在新的环境里，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不适应。午饭时，看不懂菜名的他，最终点了一份自己认为是牛肉的鸭肫。

沙利：鸭肫？学生：对，鸭的内脏，鸭的胃。学生：你现在多少岁？沙利：15岁。学生：15岁才这么小，多吃点饭。

下一个目标：考上北大 将来成为企业家

尽管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善，但毕竟独自在外求学，沙利有时也会想念家人而孤单。课间，沙利来到教师办公室，用寄存在老师这里的手机和妈妈视频。

马上就是高年级同学的毕业季，沙利的班级要在毕业典礼上表演合唱，晚上，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大礼堂彩排。沙利展现了他出色的语言天赋，不到20分钟，就已经学会了要表演的歌。

沙利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大方和友善，这可能是8年卖货郎经历带给他的“礼物”。晚上，他回到寝室，同寝的韩国室友就用柬埔寨语打起了招呼。

室友：沙利，你好（柬埔寨语）沙利：你好（韩语）

沙利说，这些天在中国的生活，是他人生中最轻松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在生活中的重压消失后，他终于可以像个15岁的少年那样畅想未来了。沙利接下来的目标，是能考上北京大学，做个成功的企业家。

柬埔寨留学生 沙利：我拿中国的东西（货物）去柬埔寨，拿柬埔寨的（东西）来中国。如果我富有了，我给妈妈买房、买车，我帮助我的弟弟，我也会帮助其他的人。在柬埔寨，他们很辛苦，没有钱，我就帮助他们。我很喜欢帮助人的。

愿他经历磨难后学会成长 越来越好

小沙利刚在网上走红那会儿，很多人看到他，都是先眼前一亮，这孩子真有灵气，然后开始惋惜，这么好的孩子没书念，太可惜了。语言天赋只能给他带来一时的关注，要从根本上改变命运还得靠教育。最后还是一带一路公益项目帮了他，圆了小沙利的求学梦。

教育才是实现梦想最重要的翅膀。当然，8年的卖货郎经历对小沙利也很重要，这让他收获了难得的生活阅历。法国作家波伏娃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极大幸运就在于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他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当然，苦难究竟能给你什么，你必须穿越过去，才能看到。希望小沙利越来越好。

波伏娃经典语录 英文3

如果说，谁是最有名的女权主义者？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想到西蒙娜·德·波伏娃。

波伏娃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她的作品《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大地震”，深刻探讨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女性的处境，以及女性独立可能存在的出路，至今都被奉为“女性圣经”。其后，她更是凭借小说《名士风流》，获得法国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

波伏娃有多厉害呢？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评价称：“波伏娃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美国社会运动家凯特·米列特更是声称：“波伏娃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第二性》改变了全世界人类亿万人的命运。”

提到波伏娃，有一个男人是永远避不开的，他就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波伏娃和萨特是一对特立独行的情侣，他们几乎用了一生来实践自己的政治观念。作为女性，作为知识分子，我亦深深受益于波伏娃和她的理论。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出生在巴黎。她的外祖父曾是凡尔登的银行家，祖父出自巴黎的官宦之家，父亲则是一名辩护律师。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之家，虽然思想守旧，但好在家境富裕。可惜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他们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顿。但是，这并不妨碍“天才少女”波伏娃，展现出她的天分。

七岁，她开始写小说 ；八岁，她开始阅读英文小说，并且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给读完了。即便是在一战期间，波伏娃也没有缺过一天课。15岁时，她就暗下决心，要成为一位有名望的作家。

1925年，波伏娃迎来了大学生活。她最想入读的学校，是当时法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但这所学校很特别，因为它既没有国家学历证书的授予权，也没有颁发毕业证书的资格。所以一直以来，巴黎高师都是与其它大学合作办学：学生先在合作大学注册学籍，并完成头两年的课程，然后才能进入巴黎高师，完成后续的学业。

如此，波伏娃不得不先入读索邦大学。同时，她又碾转多个学校，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别人四年才能拿到的文学、数学、拉丁语和哲学这四个专业的资格证书。不仅如此，她还着手编写了一本有关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毕业论文。而在顺利进入巴黎高师后，年仅19岁的波伏娃，还发表了个人独立宣言：“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1929年，波伏娃参加了国家哲学教师的资格考试。这次考试，波伏娃是第二名，而第一名，正是萨特。

这一年，萨特24岁，波伏娃21岁。两人在朋友的聚会中见了面，并迅速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在公园或者小咖啡馆见面。这个习惯也保持了整整51年。

后来，他们两人都回忆过第一次见面时对彼此的印象：

萨特，24岁，哲学教师

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我对她说，你要保持最珍贵的自我，保持你对自由的热爱，你对生活的省悟，你的好奇心，还有你想要成为作家的决心。

波伏娃，21岁，哲学教师

我的男友拉马只要爱抚女人的脖子就能让她神魂颠倒，但萨特赢得一个女人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心展示给她看。他能理解我，能看透我，我被他迷住了。我和萨特的关系，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

不过，波伏娃虽然爱上了萨特，但她依然有点举棋不定。因为，她当时正与萨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刚才她口中的拉马交往。她对他们都是爱，不同的爱。

1929年10月1日，萨特和波伏娃在杜乐丽宫花园里散步，他们坐在石凳上，身后还有一只猫在喵喵叫。在这里，萨特向波伏娃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约定。

萨特，24岁

我们之间是本质的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爱。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我们之间不需要忠诚，但将永远不欺骗对方，不隐瞒对方任何事情。我们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业、生活，以及情感经历。我们做两年的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继续我们的关系。我希望，我们将持续保持彼此的感情，同时保证双方在感情和性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

波伏娃同意了。她觉得，萨特给她的是一种绝对的、永不止息的安全感。她在日记里写道：

波伏娃，21岁

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我要把每一个情人都当作唯一去爱。我会享受每一个情人能给予我的全部，我也会给予他我能给予的全部。这样的话，还有谁能谴责我呢？

可没过多久，萨特就要到离巴黎不远的小城镇勒阿弗尔教书，而波伏娃则被分配到了800公里之外的马赛。波伏娃很焦虑，担心这段感情告吹。为了让她安心，萨特提议说可以结婚，这样，国家就必须给他们分配两个位置相近的职位。

波伏娃拒绝了，认为这有违他们约定的原则，而且她转念想到，如果他们的感情足够坚固，就应该经受得起考验。最终，波伏娃独自踏上了去马赛教书的路。她和萨特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也能经常见面，一起旅行，这段经历也让他们之间建立起更深的信任。

1934年，波伏娃遇到了女学生奥尔加·科萨基维奇，一位俄国贵族后裔。波伏娃爱上了奥尔加。她在给奥尔加的信里写道：“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你是其中一个。”糟糕的是，萨特也迷恋上了奥尔加，这段“三角关系”让波伏娃痛苦。

萨特对奥尔加的痴迷，激发了她的嫉妒心，让她怀疑自己的幸福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可当奥尔加回忆起这段关系时，她却是这样说的：

奥尔加，19岁，学生

波伏娃和萨特对我的关注，让我兴奋不己，我觉得非常荣幸，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想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这段“三角关系”一度变得难以理清，但这时，一个名叫博斯特的年轻人，又加剧了局面的复杂性。博斯特是萨特的学生，他爱上了波伏娃，就连写出的情书也是柔情万种。

博斯特，21岁

我无比地爱你。我想要你知道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希望我的爱能带给你快乐。我很喜欢给你写信，因为给你写信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出你的脸庞，也可以想象到，这时的我笑得像个傻子一样。

戏剧性的是，博斯特最后娶了奥尔加。不过，博斯特仍然和波伏娃、萨特都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恋爱的同时，波伏娃并没有停下研究和创作的脚步。其实在上世纪30年代，除了自己的写作以外，波伏娃也在帮萨特修改小说《恶心》。正因如此，萨特才会在这本书的扉页里写上“献给海狸”，而“海狸”，正是萨特对波伏娃的爱称。这本书出版后，萨特成为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还没等萨特继续下一步动作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9年，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萨特也收拾行囊上了前线。不幸的是，第二年，萨特就被德军俘获并送往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十个月才得以脱困。而身在巴黎的波伏娃，也不得不在纳粹的《维希誓言》上签名，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这件事令她羞愧，却别无选择。

那段时间，是波伏娃的人生低谷。国家遭受侵略之际，又恰逢父亲去世，默默无闻的她，也只能埋头继续创作小说，等待合适的出版时机。

幸运的是，波伏娃没有等待太久。1943年，小说《女宾》的出版，使得她名声大噪。与此同时，回归后的萨特也开始发力。他的作品《存在与虚无》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欢迎，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两年后，在被称为“存在主义之年”的1945年，波伏娃出版了引起法国文坛大轰动的小说《他人的血》，并创下两年再版32次的记录，吸引全国所有报纸争相报道。萨特也推出了他著名的戏剧作品《禁闭》，让人们深刻意识到，什么是“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观念。

也是在这一年，波伏娃和萨特等人合办的期刊《摩登时代》顺利面世。这本杂志会对法国内外的大事件进行评论，向大众推广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先进思想。令人遗憾的是，杂志主编那一栏，只有萨特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早已名声在外。

1946年，波伏娃推出了长篇小说《人总是要死的》，引发了战后人们对存在主义的大辩论。她连同萨特、加缪一起，把存在主义文学发展起来，形成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学浪潮。波伏娃，也一跃成为最当红的作家和最受关注的哲学家之一。

1947年，波伏娃受邀去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在那里，她惊讶地发现，美国的未婚女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波伏娃，40岁

美国女性着装的女性化程度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而且往往极尽性感，着实令我震惊。这里的女性杂志，不仅种类比法国的要多出很多，而且有很多关于如何钓到金龟婿的长篇大论。美国的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情绪，互相不喜欢，也因此在关系中互相争斗。

这趟美国之行，波伏娃认识了一位重要伴侣，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他们相爱了，阿尔格伦还送给波伏娃一枚戒指。在彼此陪伴的十几年中，阿尔格伦曾向波伏娃求婚，可波伏娃的内心却很痛苦。他们一个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在法国巴黎，无法生活在一起。对此，波伏娃只能回答：“我不能只为幸福和爱活着，我不能放弃在巴黎的写作和工作。”他们还是分开了，但阿尔格伦一直住在波伏娃心里，直到去世下葬的时候，波伏娃的手上还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

在经历爱恋的同时，波伏娃也没有一刻放下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日常的探讨中，她常常问萨特：“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1949年首次出版的作品《第二性》。

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波伏娃获得世界性成功的巨著。有社会评论称，《第二性》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也正因如此，它才有了“女性圣经”的美名，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之书。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读来，亦有振聋发聩之感：

波伏娃，41岁，作家，女权主义者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1955年，波伏娃和萨特应中国政府之邀，赴华参观访问。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走访了中国的多个城市和农村。回国两年后，波伏娃发表了《长征：中国纪行》一书。

波伏娃，47岁

中国是一部需要耐心才能读完的史诗，从《人的命运》的黑暗日子一直延续到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对我来说，是这次搅翻一切、可以理解的革命，不但是农民和工人不再受剥削，而且还收回了被外国人占领的所有土地。中国政府的建设性努力是很严峻的。所以，理解到建设这一国家未来的按捺不住的力量，又是多么真实啊！

在后半生，波伏娃和萨特一边写作，一边愈发频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别人发声。他们还是会和不同的人恋爱，甚至会因为爱情而嫉妒、痛苦，但他们从未分离。萨特在一次采访中曾说道：

萨特，68岁，哲学家

我们彼此相爱，但不是以一般人所理解的方式相爱。我们爱上了彼此的直觉、想象力、创造力、观念，并最终有一段时间也爱上了彼此的身体，但就像一个人不能主导另一个人的思想那样，一个人也不能主宰另一个人的品位、梦想、希望等等。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波伏娃的批准，我永远不会允许我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

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就像是人们常说的“灵魂伴侣”。他们相知相依数十年，一直遵从当初做下的约定。

进入70年代后，萨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1980年4月15日，萨特去世。这对波伏娃来说，无疑是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打击。

1986年4月14日，也就是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也因肺水肿和并发症去世，享年78岁。她陪伴在萨特身边，长眠于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波伏娃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家之一。起初，大家更多关心的，是她和萨特的感情，还有围绕她的八卦消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波伏娃的《第二性》和女性主义思想也成为了不可替代的时代产物。直至今天，《第二性》依然是知识女性的必读书目，即便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却依然充满对现实世界的真知灼见，毫不过时。她的存在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观念，都奠定了她崇高的历史地位。

波伏娃的人生经历，是她的存在主义哲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履践着她独立、自由的梦想。她和萨特的爱情契约，奇妙的终身伴侣关系，甚至比他们的著作更具有思想上的代表性。他们的故事告诉这世间所有的人，自由与爱，原来也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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