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说鲁迅名言

郁达夫说鲁迅名言

1.对鲁迅书评价的一句名言

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叶圣陶

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郑振铎

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老舍

要冒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由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茅盾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郁达夫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

2.有关鲁迅的名言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 鲁 迅

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 鲁迅

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 —— 鲁迅

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 鲁迅

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麽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 鲁迅

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 鲁迅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 鲁迅

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 鲁迅

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鲁迅

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

有地方特色，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被别国所注意。--鲁迅

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鲁迅

勇者举刀向强者--鲁迅

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鲁迅

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

以无赖的手段对付无赖，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鲁迅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鲁迅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鲁迅

社会上崇敬名唬袱杠惶蕲耗搁同功括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

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鲁迅

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 鲁迅

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 鲁迅

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 鲁迅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 鲁迅

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 鲁迅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 鲁迅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 鲁迅

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 鲁迅

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 鲁迅

3.鲁迅自嘲的5句名句

鲁迅《自嘲》解析

运交华盖欲何求②，未敢翻身已碰头。优

破帽遮颜过闹市，优漏船载洒泛中流③。

横眉冷对千夫指，优俯首甘为孺子牛④。

躲进小楼成一统⑤，管他冬夏与春秋⑥。

注释：

①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

'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凄成一律以请'云云。”按，十月五日郁达夫在聚丰园宴请其兄郁华，请鲁迅作陪。闲人，（《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所以把杂文集名为《三闲集》，又自称“闲人”。打油是自己谦称是打油诗。偷得半联，有三种说法：一、郭沫若同志认为即借用钱季重的“饭饱甘为孺子牛”，不是半联而是半句，见注④。二、借用南社诗人完姚鹓雏（锡钩）的诗句“旧帽遮颜过闹市。”三、熊融同志提供，那天鲁迅赴宴，郁达夫开玩笑道：“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用上一天想到的“横眉”一联回答他。达夫打趣道：

“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 汉有脱？”鲁迅说：“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所谓偷得半联就指第一句（《别解》，

《人民日报》1962年2月22日）。按，一说是借半句而非半联；二说，检《南社诗集》没有找到这句诗；三说较合。日记所载诗中“破”作“旧”，

“漏”作“破”。后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写扇面时也曾与这首诗，诗中‘对”作“看”。

②

华盖：鲁迅《华盖集·题记》：“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华盖，象花那样盖在头上的云气。《古今注》：“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这是指黄帝仿云气作的车盖。

③ 漏船句：《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晋书·毕卓传》中毕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④

孺子牛：郭沫若同志在《孺子牛的质变》里，提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指出“但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196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齐景公爱他的孩子，自己装作牛，口里衔着绳子，让孩子骑着。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

⑤ 成一统：这是说，我躲进小楼，有个一统的小天下。

⑥ 管他冬夏与春秋：即不管外面的气候有怎样变化。鲁迅在白色恐怖下经常遭受压迫，所以比做交华盖运，

彷徨呐喊两悠悠—从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看鲁迅对郁达夫的影响

彷徨呐喊两悠悠（1）

——从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看鲁迅对郁达夫的影响

苏立军

郁达夫与鲁迅的结交是1923年在北京开始的。虽然郁达夫比鲁迅小15岁，他们的生活道路不尽相同，文学主张也可以说非常不相同，但他俩自相交之日起，友谊就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大趣事。只要我们深入地钻研一下郁达夫与鲁迅的有关文章，特别是郁达夫对鲁迅的一些记录与评价（虽然这些评价并不系统、完整），可以发现郁达夫对鲁迅的人格、思想、作品的评价是相当有价值的。同时也可见，高尚、伟大的鲁迅对郁达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虽然郁达夫自有他自己的人格、思想、观点）。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 文章，显然在鲁迅生前与死后，郁达夫对鲁迅评价的层次是不相同的。因此，鲁迅生前与死后对郁达夫的影响又是有区别的。为了全面地、正确地估价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此作一番探讨，我想是必要的。

一

初次见面的印象好坏往往能决定以后交往的深浅程度。郁达夫对鲁迅的第一印象就是极佳的。他在《回忆鲁迅》中回忆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况时，他觉得鲁迅的绍兴口音要比其他人柔和地多。⑵他还曾对朋友陈翔鹤说：鲁迅的为人很好，……还喜欢喝一点黄酒。他因此而感叹郭沫若不能北来与鲁迅相见，并对此感到非常遗憾。⑶作为作家，文学的探讨是他们就交往中所不能回避的。尽管他们的文学主张有很大差别的，鲁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深邃地透视社会，杂取种种，提炼加工，采用白描、写实的手法，简练地勾勒出社会现象，揭示出社会本质；而郁达夫只把文学看作是自己的叙传，更多的是强调作家“一己的体验”，采用一种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方式，反映出抒情主人公的内心苦闷与追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文学的探讨。郁达夫在《历史小说论》里曾讲道：“……L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作一篇小说。”这L先生就是鲁迅先生。郁达夫在介绍了这一历史小说的艺术构思之后赞赏道：“L先生的这一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世界辟一生面”并从做历史小说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在此地就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真实，应该服从到怎么的一个程度来了。”⑷（按：鲁迅的这篇历史小说因故没有写成）可见，他们不会因有不同的文学主张、文学观点而断绝交流，相反，他们平等相待，毫无“文人相轻”的旧意识。

他们也曾讨论过文学的成败问题。当时的郁达夫只从文体的角度把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成就相提并论，而忽略了文学的真实性，因此鲁迅很不以为然。郁达夫在《再谈日记》⑸中就谈到了这件事：“1927年夏天，在杭州养病曾写过一篇名为《日记文学》的杂文；其后，鲁迅先生在广州写了一篇对此文而作的感慨，说文学作品的写实与读者的幻灭，不限于作品的体裁，即在读日记时，若记载虚伪，读者也同样可以感到幻灭。”郁达夫对鲁迅的关于文学的艺术性与真实性的正确理解相当佩服，认为“此论极是”，显示了郁达夫的真诚、坦率、虚怀若谷。

对于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有人总是极为不满的，有人总要诬陷、攻击郁达夫与鲁迅的纯正友谊。因为郁达夫与鲁迅合出《奔流》杂志，有人就诬陷郁达夫是在为鲁迅奔走，心怀叵测地想竭力破坏他们的友谊。但郁达夫是不为所动的，他对鲁迅是信任的、崇敬的，他对鲁迅非常了解：“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的，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⑹郁达夫在初识鲁迅时，就极力向郭沫若等推荐《狂人日记》《故乡》等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很不坏”，“很有一读的价值”。⑺几年交往之后，郁达夫对鲁迅的了解加深了，友谊也更牢固了：“我总以为，以作品的深沉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是这样想，将来也总是不会变的。”⑻真切地表明了郁达夫对鲁迅友谊的深厚，感情的纯真，了解的深刻。

正因为郁达夫对鲁迅有如此深厚的情谊，才会产生对鲁迅的崇敬心情，才会在鲁迅的关心和建议下更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1928年春参加了“中国革命胡济会”；1928年6月与鲁迅编辑进步文艺月刊《奔流》；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参加了“左联”；1932年“一二·八”时与鲁迅等发起《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1933年2月与鲁迅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正因为对鲁迅的崇敬与交往，同鲁迅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所以在1933年春天他俩一起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

也正由于这种共同的革命活动，使郁达夫更崇敬鲁迅的伟大。1933年1月19日，郁达夫把一首尸写成字幅赠送给鲁迅：⑼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不是一般文人的应酬之作，而是郁达夫和鲁迅长期交往的结果。鲁迅除了冷静，还是冷静！看似对世界冷漠无情，似看破红尘，实质上是清醒的人，这正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写照。郁达夫在此诗中用《彷徨》《呐喊》代表了鲁迅的伟大业绩，极其深刻地向我们预示了，鲁迅的业绩不管有多少小人、诬无赖、凶敌的破坏、阻挠，终究会如江河一般永远不干涸，永远汹涌澎湃。

虽然郁达夫对鲁迅非常崇敬，但激烈的政治斗争使他那颗从小就受伤的具有忧郁诗人气质的心灵难以承受，1933年4月他由上海迁居杭州。不过此后，郁达夫对鲁迅的崇敬仍不减以前，他在迁杭的当天晚上，读到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时，他觉得“从这一部两人的私记里，看出了许多平时不容易看到的黑暗面来。”⑽他们关心中国文学的出路，在讨论关于中国需要有伟大作品出现的问题时，他说：“在目下的中国作品之中，以时间的试练来说，我以为鲁迅的‘阿Q’是伟大的。”⑾他对鲁迅的评价仍非常高。他认为：“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⑿尽管郁达夫和鲁迅各有自己的文艺追求，何况那时郁达夫还有热衷于“静的文艺作品”的倾向，与鲁迅迥然不同，但他却相当理解鲁迅那表面的阴冷：“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只是勉强压住，不使透露出来而已。”⒀郁达夫不仅对鲁迅的作品有精辟见解，而且还对鲁迅的内心作了深刻的剖析，比任何人都早地理解了鲁迅的深沉、鲁迅激情、鲁迅的坚韧，这实在是对鲁迅“韧”的战斗精神的发现与赞叹，可见郁达夫对鲁迅的非同一般的友谊与崇敬。

从郁达夫在鲁迅生前对鲁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郁达夫对鲁迅的崇敬，联系他们的一系列的行动，就更是如此。郁达夫自己也曾讲过他非常推崇鲁迅的。但郁达夫在当时对鲁迅的精神并没有像瞿秋白那样准确地、完整地把握，对当时的形势也没有充分地认识，终于导致他不听鲁迅的忠告而由沪迁杭。然而这也并不能说明鲁迅对郁达夫的影响终于消失了。相反，郁达夫对鲁迅的崇敬是要产生效果的，鲁迅的精神力量以潜伏在郁达夫的那颗正直无私的心灵里。鲁迅的逝世震惊了他，以后的行动使我们看到了鲁迅精神对郁达夫生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重大影响。

1936年10月9日，中国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离开了世界。噩耗传出，郁达夫悲痛欲绝。从此，似乎郁达夫与鲁迅的友谊结束了。但实际上，我认为，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决没有就此断绝，相反，郁达夫与鲁迅的友谊更深厚牢固了。郁达夫当然不再是与鲁迅本人交往，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与鲁迅的精神、人格、思想相交融的境界。

郁达夫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天就写下：“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存！”⒁他已清醒地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我中华民族中的价值。随后他又写下了散文《怀鲁迅》，他参加了鲁迅的葬礼，他看到了那庄严肃穆的场面，他说：“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⒂，他感觉到了“这正像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⒃，现象地指出了鲁迅葬仪的不同寻常的意义。他认为：“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⒄鲁迅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出现的伟大人物，鲁迅将会对中华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大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⒅他最后是这样描写的：“鲁迅的灵柩，在夜荫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⒆生动地道出了鲁迅肉体虽死，却使人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这就鲜明地表达了郁达夫对鲁迅怀有怎样深挚的热爱与崇敬之情，对鲁迅的伟大有着真正的深刻的理解，对鲁迅精神作了现象的比拟，是“一片微红的新月”，它将会越圆满越皎洁，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

基于这种对鲁迅的理解，郁达夫毫不迟疑地勇敢地宣传鲁迅，对鲁迅的思想、人格、文风等作了中肯的论述：“最近故世的鲁迅，文章锐利，思想前进，为一般人所敬服，而且永不变节，一生纯真，是中国文坛首屈一指的人格高尚的人。”⒇他还作了更具体的阐发：“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谁最伟大？谁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21）他称赞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着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22）他叹服鲁迅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23）看到了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他又指出鲁迅杂文的特色：“为观察的深刻，谈锋的犀利，文笔的简洁，比喻的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24）精辟地道出了鲁迅杂文的泼辣而幽默的风格。郁达夫对鲁迅的思想也认识地很深刻：“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部。当我们热衷于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25）于是郁达夫说：“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26）把鲁迅精神与中国的全部民族精神提到了相同的高度。在这里，郁达夫高度赞扬了鲁迅人格的伟大、思想的敏锐和文风的犀利，对鲁迅精神已有了深刻的理解与正确的把握。

正因为郁达夫对鲁迅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无私的推崇，郁达夫内心的情绪、思想已不能无动于衷了。我们知道，在郁达夫的内心，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燃烧着一股爱国之火，他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学潮，而且当时所有对外的传单、新闻记事、请愿呈文等大多出自达夫的手笔。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小说，在《沉沦》中喊出了“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肺腑之言。而此时，他已认识并把握了鲁迅精神，使其内心所蕴藏着的爱国之火愈烧愈旺，愈烧愈浓烈，坚决地跳出了个人的小天地，奔向战斗的生活。全面抗战爆发时，他接回了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参加抗战。1937年10月他参加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发表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27）一文，指出：“纪念先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1938年3月郁达夫到武汉，参加了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任设计委员，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并被选为理事。他还亲临抗日牵线台儿庄、徐州等地劳军，并到山东、江苏、河南一带视察战地防务，还在文化界人士《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正告周作人不要堕落为民族罪人。这一系列的行动一改过去的消沉气息，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奋发的鲁迅精神。

1938年底，郁达夫抵达南洋，这不是他退出抗战阵营，“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28），他虽然有家庭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要到南洋去开辟抗战文化的大后方，他给南侨的见面礼就是一篇题为《估敌》的时事评论，精辟地分析了抗战局势，乐观地指出了抗日战争是民族存亡的长期斗争，同时呼吁华侨节省年例的饮宴之资，捐献祖国，加强抗战力量，充分显示了郁达夫抗战必成必胜的信念。他当然没有忘记鲁迅，仍关心着国内的许广平及其儿子。他 在《星洲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回忆鲁迅》的文章（第一篇已经在1938年8月发表）。他仍继承鲁迅精神：“鲁迅与我相交二十年，就是在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29）其中的“相交二十年”虽不符实情，却也正可以表明郁达夫与鲁迅的交往绝非止于1936年10月，而是一直继续下来。鲁迅精神已成为郁达夫行动的强大力量，使他的爱国情怀日益深化。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上更说明了他对鲁迅的怀念程度：“鲁迅先生的遗教，已汇成了全集，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有人说，我们日日可以展诵先生的遗著，便日日可以纪念鲁迅……但，我们对一位值得崇拜的对象，总想越纪念越好，越是从各方面来怀念他的人格、思想、行动，越可以勉励我们自己，安慰我们自己……”（30）所以，郁达夫时时铭记鲁迅精神，不停地战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做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 的助手。这犯罪奸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一处安住下来。”（31）正由于有这种动力在，郁达夫才发挥出了空前的能量，在南洋星岛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了《星洲日报》早版《星辰》、晚版《繁星》、星期刊《文艺》、《教育》、半月刊《星洲文艺》栏等，还有《星槟日报星期刊·文艺》、《星洲十年》、《星光画报·文艺栏》、《大华周报》、《华侨周报》，还曾在《星洲日报》代主笔，并参加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会等一系列组织，担任重要职务，还发表了一系列《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敌后的文化侵略》、《“文人”》等抗战论文，特别是有名的致日本文艺批评家新居格的公开信《敌我之间》，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这些行动为宣传抗日救亡、发动侨胞支援国内抗战、为使南洋成为祖国抗战文化的大后方作出了重大贡献。

郁达夫不仅自己怀念鲁迅，学习鲁迅，还号召大家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1939年10月，他发起了纪念鲁迅的活动，并预先宣布了纪念鲁迅的方法：一、在《晨星》上出版纪念专号；二、开一个纪念会；三、与其他团体合作演剧、演讲或者募捐送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他还表示：“鲁迅是我们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人”，尽管因为时局和环境的关系，不能铺张，“但我们的要热烈纪念他、崇仰他的这一股热忱，想是谁也深深地感到的。”（32）从这里可以想见郁达夫的行动已处处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在10月19日的纪念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33）特别强调了要学习鲁迅对恶势力誓死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郁达夫也正是继承了鲁迅的这种精神，才使他写下了一篇篇“反对妥协投降，加紧努力为国家为民族的真正解放而奋斗到底”（34）的政论文，发出了“儒生未必全无用，纸上谈兵笔有神”（35），“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36）的呐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流亡过程中，他竟然戒掉了他喜爱至极的酒，而在为祖国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怠、不懒散地奋力工作。

郁达夫在过去只是对鲁迅的崇敬，而今鲁迅精神已与他的爱国情怀融合在一起，使他达到了“革命者”的高度。我认为，鲁迅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促成郁达夫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想精神风貌发生根本转化的原因之一。从鲁迅谢世以后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对鲁迅精神的深刻理解与精确把握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抗战时期，鲁迅精神始终与郁达夫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即使在日寇侵占星岛、真实身份被叛徒出卖、生命危在旦夕之际，仍掩护胡愈之、沈兹九等文化人士迅速转移，而自己则表示：如日军“让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另一条是，反对南京伪政权。”（37）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对自己生命的在所不惜，战斗到最后一息。

如果说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那么具有复杂一生而始终保持一颗正直的心灵的郁达夫则是一位杰出的作家。（38）。郁达夫的名声不是借了鲁迅的光而发亮的，而是郁达夫内心所固有的人格、思想、精神在逐步地、日益地与鲁迅精神融合中而发出光、放出热的。郁达夫在鲁迅生前所作出动对鲁迅的评价还只能说是一位正直的文化人对鲁迅做人的崇敬，而在鲁迅逝世以后，郁达夫的行动之中，处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这正是鲁迅精神对郁达夫的人格、思想的巨大影响所在。这是郁达夫精神生活、战斗生活中所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1988年2月

注释：

⑴ 郁达夫《乱离杂诗》第十一首，《郁达夫文集》第十卷第471页。

⑵ 《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206页。

⑶⑺（33） 姜德明《鲁迅与郁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⑷ 《郁达夫文集》第五卷第242页。

⑸ 浙江文艺出版社《郁达夫论文集》第645页。

⑹⑻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郁达夫文集》第六卷第62页。

⑼ 郁达夫《赠鲁迅先生》，《郁达夫文集》第十卷第276页。

⑽ 郁达夫《移家琐记》，上海书店印行版郁达夫著《闲书》。

⑾ 郁达夫《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郁达夫文集》第六卷第212页。

⑿⒀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六卷第272、273页。

⒁ 郁达夫《对于鲁迅死的感想》，《郁达夫文集》第十二卷第256页。

⒂⒃⒄⒅⒆ 郁达夫《怀鲁迅》，《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162页。

⒇ 郁达夫《今日的中国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郁达夫论文集》第705页。

（21）（22）（23）（24）（25）（26） 郁达夫《鲁迅的伟大》，《郁达夫文集》第七卷第27页。

（27） 《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187页。

（28） 郁达夫《小草》，《郁达夫文集》第十卷第407页。

（29） 郁达夫《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郁达夫文集》第七卷第56页。

（30）（32） 郁达夫《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291、292页。

（31） 郁达夫《必胜的信念》，福建人民出版社《郁达夫抗战诗文抄》第154页。

（34） 郁达夫《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福建人民出版社《郁达夫抗战诗文抄》第228页。

（35） 郁达夫《读陈孝威先生〈上罗斯福总统书〉后感》，《郁达夫文集》第十卷第456页。

（36） 郁达夫《乱离杂诗》第九首，《郁达夫文集》第十卷第470页。

（37） 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725页。

（38） 据许子东，《郁达夫与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郁达夫新论》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