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名言

许子东名言

1.《家》中人物的简介 名言 评论

简介 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

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

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

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

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

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

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

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

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

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

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

2.谁该“顾全大局”

在很多场合，听到大小领导对群众说，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利益，姿态要高一点嘛，做出一点小小的牺牲，成全大局，难道不应该吗？这些话，在信访办、在拆迁办、在调解室、在上访处……甚至在局长处长、在董事长总经理那儿，频频地听闻。

这差不多已经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惯性思维：舍小家顾大家，不但是崇高的行为，也是应该的行为，是可以被要求的行为。但严峻的问题是：那些居高临下劝导教育乃至胁迫别人的人，自己却鲜有顾全大局的，他们对自己的利益锱铢必较，甚至谋取以损害大局为前提的不当利益。于是就有了如下悖论：“顾全大局”这样的宏大思维和胸襟，理应优先属于上层，可是它却常常被用来规范下层，并且成为粗疏和粗暴的挡箭牌，多少弱势群体在“顾全大局”的名义下，被合法地牺牲了。而真正的“大局”并不稳定，并没有顾好。

以“牺牲少数人”为特征的各类政治运动，把咱们的民族折腾得百孔千疮。说是要全民反思，但这类“牺牲少数人”的所谓“顾全大局思维”已经根植于众人心理，尤其是当权者，不由自主地把它祭出来作为宝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子东举例分析人们的这种心理，他说：我父亲有一个同乡朋友大作家许杰，1957年被打成右派，家父跟我讲过他当年的心理克服过程。虽然他觉得许杰不应该是右派，因为许杰很左倾，很革命。但是反过来想，右派毕竟在社会上是少数，而且社会真的是在发展，比起解放前好很多。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少数人就算是冤的，就算是不合适的，但社会主流还在发展。所以，经过大跃进，整个社会吞下了这几十万右派的果子，大家就继续往前走。这其实是以一个不正当方法牺牲少数，这个方法如果被接受了，以后大多数人都会在不同时期成为“少数”。人们很晚才发现，不行，不能这样。要是可以牺牲少数的话，其实人人可以被牺牲的。到文革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打右派那些官员在文革时候，自己被受到同样方法的对待。在这里，笔者提请注意许子东教授的结论：“要是可以牺牲少数的话，其实人人可以被牺牲的。”

此话，点出了问题的本质。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时常听到有人狡辩，“我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啊，可是我就不为你服务！”凡是使用这种句式的人，决不要指望他会为哪个“人民”真正的服务。同理，漠视群众的合理要求，一味要求别人放弃合理诉求，只为了当权者的“政绩工程”和“稳定大局”的话，那么，这样的“政绩”必然属于历史上的昙花一现，这样的“稳定”也必然是极不靠谱的，因为深层蛰伏着滚烫的岩浆，一旦能量积聚到相当程度，就会喷发。

所以，看到有人以“顾全大局”的名义剥夺别人的各种权利，我们不妨对自己高声朗读以下的名言，就是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的那位叫马丁·尼莫拉（他曾是纳粹的受害者）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们今天的“为别人说话”，就是明天的“为自己说话”。任何时候，理直气壮地维护公义，旗帜鲜明地昂扬正义，乃是一个公民的应尽义务，哪怕你看不到对己而言的“现实好处”，最终那些貌似抽象的进步理念，都会具象地落实到你的头上。

对于最该顾全大局的当权者，在面对群众时，必须抛弃不顾人民安危、利益、死活的“顾全大局思维”，而要切切实实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明白“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道理。否则，古今中外的许多教训就会在在中国重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看看历史，从法国到俄国再到中国，革命总是神奇般地发生，神不知鬼不觉。那是一个时刻准备复活的幽灵，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3.《家》中的好句赏析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

4.如何看书丰富自己的知识

书有的是。知识也确实是积累的结果。

不过从现在来看，想要扩大自己知识面，增加自己知识量，得先注意这几样事情。

1、读书的目的。读书不是为了炫耀，如果是为了炫耀，只需记住大量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名著名称和名著内涵，其他一概不了解也可以在场合交谈时给人以博学的感觉。

不过，我想渴求扩充自己，应该是本着提高自身的素养而来的吧。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读书确实是上上选。

2、读书的范围。应因人而异！我不主张每个人的读书历史相同。但无论是做哪一行的，都应“多少”涉猎一些这方面的书籍：

中国的古典文学类，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类， 哲学类， 美学类， 西方小说诗歌类，科普类，视个人喜好和职业而定，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3、读书的方法。秦牧的“鲸吞牛嚼”

4、读书的影响，不要光信息输入，还要输出。别学亚克敦！

5.道德与制度哪个更有约束力

窦文涛：好像祝老师有不同的观点。

祝东力：我不太同意，我觉得是两个问题，就是说在道德上我们要求他做君子，但在制度安排上我们要把他假定为小人，所以我用制度来监督你，道德的要求跟制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许子东：比方说那个支部书记现在犯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就去掉他一层道德的衣服，把他的党籍开除了，但在制度上没有任何的惩罚，我们在道德上把他当小人了。

祝东力：但是这实际上是违法的，无论从行政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都是。

许子东：但是目前只是开除党籍。

祝东力：对，这是执法的问题。

许子东：所以现在道德的这一层外衣变成了法律的一层外壳。

祝东力：对，现在就是用道德的谴责代替了制度的制裁，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恰恰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利，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去贪腐。我的观点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对他的能力要求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的思想能力，他的组织能力，那么在道德上也是一样，对于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一个普通人的道德分量是不足的。

许子东：这牵涉到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在我看来，再高的人跟最普通的人的道德也是一样的，他门的人性标准是一样的。

祝东力：不应该是一样。

许子东：你的不应该一样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用礼来约束，老百姓才用刑约束。

祝东力：这个不是我的观点，就是说刑也要上。

窦文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祝东力：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甚至制裁的力度要更大，因为社会给你这样的荣誉，给你这样的社会地位，你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你的道德要求是应该更高一些的。

窦文涛：我估计在美国也是这样，通常一般美国人觉得总统也应该这样，总不能说是个坏人在当总统。

许子东：这是选民的美好心愿，是政治家的手腕，但是大理论家早就把人性的这些基本问题看透了。你要去问霍布斯，问马克思，问卢梭，他们才不会假定当官的道德会比老百姓好。

许子东：那是从职业道德的方向去规范，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官就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职业道德，并不牵涉到个人的伦理道德问题。

祝东力：职业道德跟一般道德没有关系吗？当然是有关系的。

许子东：但是是两回事。

祝东力：对。有一句话，芬兰的一个总检察长说过，“公民的道德自律是预防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许子东：这是公民的道德，没有只提是官员的公民道德。

窦文涛：我夹在你们俩的观点当中，也感觉是两难或者说是难以两全，或者说应该两全，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法不责众，其实现在了解内情的人就知道，地方上的这种贪官，官官相护，官官相连，你怎么办？有的时候是大面积的重灾区，所以到后来一出案子就说某地方窝案。这种情况好像也会让我们感觉到，也得要求一下他们的人格。比如说咱完全没有任何教育，一个个人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规避法律的缝隙，所以如果一大片人都这么干，那法律还管得过来吗？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许子东：在美国，基本上人生活是靠三个东西维系的，第一是金钱，美国最典型的，社会是赤裸裸的，就是给我看钱，这是全社会流行的一句话。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两个东西在管着钱，一个是教会，有600万牧师坛，一亿多人每个星期都要去教会，虽然要赚钱，但是把钱拿来做好事，所有礼义廉耻的东西都在教会里得到教育，越穷的人越去。还有一个就是警察，告诉你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做，虽然你想要钱，但是你敢抢银行吗？你敢去偷吗？你敢去骗吗？你敢逃税吗？下面有一个惩罚机制。我当时把美国的这个东西跟中国比，发现中国的教会跟警察是合一的，中国这两年教育跟惩罚都是一个机构管的，而这个机构现在要面对金钱这个最大的恶魔，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又是建筑于正常的人性的，那么怎么来制约这个问题？

祝东力：刚才许老师说在上有一个信仰，在下有一个法律，而这一上一下就把市场、金钱的原则放在鸟笼里了，这就是鸟笼经济在西方成熟国家的含义。其实我刚才强调的也是在上要有一个信仰，在下要有一个制度，要把这个金钱的欲望给宽泛住。

祝东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治经营集团从来都是一身二任的，他是士大夫，是读书人，他代表信仰。

许子东：又要找一个绍兴师爷来帮他打棍子。

祝东力：他继承孔孟的道统，同时他又是官员，他是代表制度的、代表皇权的，所以在中国历来是一身两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国情，我们不可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去改变。

许子东：但我觉得应该慢慢改变，虽然我以这个传统而自豪。（完）

6.张爱玲的评论

1.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 ---张爱玲语 "我只觉世上但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 ---胡兰成语 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往往就变得不寻常起来，恋爱就是这样让人直见真性情。

另一方面，再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起来，她的开心与烦恼也都往往与寻常女子毫无区别。自从胡兰成与张爱玲有了那一封信一首诗一句话的言语往来之后，心扉豁然开朗，关系日近，他每隔一天便去看她，俩人在房中坐谈共好的文艺。

胡兰成如此去看了她三四回之后，有一天爱玲忽然很烦恼，很凄凉，表现出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并且在他走了之后，给他送去一张纸条，叫他以后不要再去看她。胡兰成是何等灵敏之人，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女子除非真正爱上了一个男子，否则她是断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的。

自信绝不会因为去看望她而冲犯了她，他料中这仅仅是恋爱中必须越过的一级常见的台阶而已，于是，胡兰成在她送纸条的当天又去看她，情状果不出他所料，一个多有主见的女孩忽然这样前后矛盾，待兰成去了之后，她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地接待他。过了这一槛，两人以后便天天见面，对方的心都变成透明的，再也不必凭借任何托辞来遮遮掩掩了。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供职，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美丽园妻室的家，总先去看爱玲，一进门仿佛丈夫回家对妻子自然地说：“我回来了。”

只要在上海，胡兰成便晨出夜归地去看爱玲，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也都不想了，只是有说不完的话。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审美观，乃至整个为人处事的方式，爱玲都与胡兰成截然不同，这样两个完全迥异的人碰在一起，倒格外新鲜诧异。

张是冷淡、自私、不喜关注外界，恰与胡兰成的多情、热闹、雄心壮志两峰对峙。可在双峰对峙之间又有热流暗涌：两人的交谈欢悦，轮回轮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对话里旋转。

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独特女人恋爱，新鲜诧异中流动的是欢愉的气息。张爱玲情窦全开，她是率直天真的，率直天真地坦露她人格中真实的矛盾性：她将小女孩成长中幼稚的玩物和思想中令大人害怕的老人样的成熟全搬到了胡兰成面前。

在他看来，幼稚与老道，琐屑与庄重，物质与精神，一切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到了她身上都和谐地融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好处。 胡兰成提起他在《天地》上第一次看到的张爱玲的那张相片，第二天她便特意取出，给他背后题上了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她的爱之告白，她接纳了胡兰成的爱。 从尘埃里开出的花是爱玲全盘托付的心。

每每当胡兰成暂离上海去南京供职，爱玲便充满了离愁别绪，一个不易动感情的人一旦动起感情来简直如飞蛾扑火般热情。她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

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独特的女子自有她的不寻常处，爱玲不是一般女子没有收梢的缠绵悱恻，她自有她的辛辣新奇。

爱玲有种种使胡兰成不习惯的思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

他觉得她是自私的，可又觉得她的自私不是一般的小气，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也受不得，仿佛小时候宁可看着张干的柿子在抽屉里白白烂了也不肯去告诉她，出于奇异的自尊心，拳拳地要保护自己。

可她又是顺从的，虽然她的才华不在他之下，爱玲一直信奉爱一个男人的前提是必须崇拜他，所以对爱玲而言，胡兰成无疑什么都是好的，即便不是好的，这不好终究也是属于她的，所以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比如兰成和爱玲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渴望表现一个名士不绝万缕的才思，可在语言感觉这么敏捷准确的爱玲面前，又觉得说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却始终调不到正音，丝竹之音往往变成金石之声。

看着他改了又悔，悔了又改的懊恼烦乱样，爱玲俏皮地说他仿佛山西梆子似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了，说着这样贬损的话，心里是刺激的快乐。其实只要是他在对她说话，不管说的是什么，都是“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生活的态度上，爱玲往往以她大破坏的气魄，冲击着兰成几十年阅历积淀下的囿于定型，他震惊诧异，细思量，往往觉得正是他潜意识想破而不敢破的所在。 2.一部《色戒》让张爱玲再次风靡全世界，让张迷们再次领略到他们偶像的魅力，并刺激更多的人去阅读张爱玲的小说。

《色戒》拍得好坏与否，那是电影评论家及广大影迷的事，只是这部电影让我的疑问再次纠结起来。以前读《张爱玲传》、《今生今世》、《张爱玲与胡兰成》及张爱玲的许多小说，始终有一个问题缠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就是胡兰成到底爱不爱张爱玲？也许这样的问题，不光是我，每个读过张爱玲小说的人都会问，清高、冷傲的旷世才女张爱玲也会问，因为在爱情面前，女人都一样，都希望。

7.有关于"人要有教养"的作文素材

做个有教养的人（名言启示）

人之有礼，忧鱼之有水矣。——葛洪

凡是一个能够受到大家欢迎的人，他的动作不仅是有力量，而且要优美，坚实是不够的，就是有用也无济于事，无论什么事情，必须具有优雅的办法和态度，才能显得漂亮，得到别人的喜欢。——洛克

我们耐得住习以为常的恶习，我们非难新发现的恶习。————赛勒欺

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而且永不屈服，珍惜在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并下决心去消除它。——赫胥黎

有些人，尤其是儿童，常常在生人或他们的长辈面前显出一种村俗的羞怯态度，他们的思想、言辞、容貌，全都显得狼狈不堪；自己在紊乱中也失去了主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至少做来显得不自然，不优雅，不能因此得到人家的喜悦与欢迎。医治这种毛病的惟一办法也与医治其他毛病的办法一样，要使他们通过练习养成一种相反的习惯，而主要的就是多交各种朋友。——洛克

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管仲

探索别人身上的美德，寻找自已身上的恶习。——富兰克林

真正以谦虚是最高的美德，也即一切美德之母。——丁尼生

在你过去的生活中，你伤害过谁，也早已忘记了，可是被你伤害的那个人却永远不会忘记你。他决不会记住你的优点，而是记住你对他的伤害。——戴尔·卡耐基

插嘴和争辩也不符合礼仪的要求，别人谈话的时候去插嘴是一种最大的冒犯，因为我们在知道人家将说什么之前就去答复人家，若不是鲁莽愚蠢，也是一种明白表示即对方的话他已经听腻了，不愿对方说下去。——洛克

权力和财富，甚至德行本身，其所以被人人看重，也都是因为它们能够增进我们的幸福之故，凡是帮助别人，而帮助时的态度不好，使得别人感到不安的人，从别人的幸福看来，他是不会受到欢迎的。凡是知道如何使得对方感到舒畅，而自己又不至于奴颜卑膝，降低身份的人，他就可以说得到了处世的真诀，到处都会受到欢迎与重视。所以说礼貌是儿童与青年所应该特别小心养成习惯的第一件大事。——洛克

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 是非也。——吴兢

甘居下位不算美德；能往下降才是美德，承认低于我们的事物高于我们，也是一种美德。——歌德

使人高贵的是人的品格。——劳伦斯

自重、自觉、自制，此三者可以引致生命的崇高境域。————丁尼生

8.香港中文系教师批内地高考作文过于文艺

[香港中文系教师批内地高考作文过于文艺]2012年高考作文频道，香港中文系教师批内地高考作文过于文艺。

2012年高考（高考）作文题 “甩掉多余的顾虑”、“忧与爱”、“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高考作文题总能引发人们的热议，今年的题目也不例外。有人称好，认为如今的题目给考生的思维自由度已大大增加；有人拍砖，直言部分题目晦涩难懂，甚至有点“无厘头”；也有人调侃，戏称连高考作文都玩起了“文艺腔+穿越体”。

那么，今年的作文题目，究竟是好是坏？学生的写作水平，是高是低？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路在何方？ 语文考试结束后，记者第一时间连线6位专家，分享他们的观察与体悟。 参与讨论者 陈 锋：福建某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参加高考阅卷 张 健：香港中文大学（高考）中文系副主任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张 柠：北京师范大学（高考）文学院教授 杨林柯：陕西师范大学（高考）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赵丽宏：作家，多篇作品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读题 不是太实，就是太虚 问：如何评价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陈锋：没有任何意外，以福建省来看，命题较常规，与往年差别不大，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题目也差不多：大多是给定一个阅读材料进行写作，有的还会给定标题。

张健：从基本趋向来看，今年的作文题重道德人生内涵，跟生活时事关系密切，但在文化与传统的内涵方面显得比较薄弱。 许子东：把这次内地高考作文题放在一起看确实精彩，但仔细看，不是太实，就是太虚。

全国卷的“甩掉多余的顾虑”，如果没有了样板文的限定可以是好题目；四川卷的材料“手握一滴水”太文艺腔，甚至有点做作；新课标卷的“船主和油漆工”，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看完满脑子都是问号。 跟香港比，内地的题目太文艺腔、太专，很多题目就算我身为中文系老师也无从下手，学生真是太苦了。

问：什么样的作文题才算好？ 张柠：一要简洁明了，不要让人在审题上费太多精力。二要给人想象空间，让考生有发挥的余地。

好题诱惑你把内容带进来，必须用生活经验来诠释题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让考生将对生活和生命的想象与细节融入其中。要避免新八股题目，即可以就标题本身做文章的情况。

许子东：香港高考文学写作，分为片段写作和长文写作，学生都可以从多个话题中选取一个发挥。片段写作要求比较具体，集中测试写作的基本能力，有字数限制，题型多样，可以是看图写作，有时也限定写作方法，例如“运用两个比喻描述肚饿的感觉”，“刻画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等。

长文写作类似内地高考作文，文白不拘。如，2011年的题目“照镜子”，2009年的题目“那眼睛在看着我们”和“密码失效”，高考作文《香港中文系教师批内地高考作文过于文艺》。

题目都是生活中的平常事，学生不会有太大距离感，同时也有上升空间，有想象力的学生可以拾级而上。 阅文 想看到个性化的作文很难 问：如何定义“好作文”？ 张柠：在正确价值观的前提之下，对标题的阐释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也就是所谓的“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杨林柯：评价作文，“对错”只是相对标准，知识面是否丰富、文字是否优美也属于附加标准，而个人情感的表达与诉说才是根本所在：文章是不是“我手写我心”，是不是抒发出了人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良知。三流作文堆砌文字，二流作文道德伪装，独抒性灵才是一流作文。

陈锋：去年，一个厦门考生获得作文满分，他的作文有几个特点：思想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语言非常精炼老到；恰到好处地运用有针对性的、深刻的、富于哲理性的材料；作文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不好的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但每年这么优秀的作品都很少。

问：学生的写作水平怎么样？ 陈锋：从福建省的情况来看，除了个别名牌中学，整体情况不太好。大部分作品都是平平淡淡，只能达到及格标准。

杨林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老师想看到个性化的文章很难。 张柠：基本上不行，人云亦云，说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新意。

学生进入大学后，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他们忘掉高考作文的写法，从零开始，重新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思考进行阐释和表达。 问：问题出在哪里？ 杨林柯：从高考命题上来说，过于重视道德评价。

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真实人格与独立思考能力，但命题规范却恰恰与我们想要的学生素质相背离。 这跟目前的作文评价体制有关系。

语文教学不能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只要学生思考了，他的答案就有价值。而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是在引导学生向一个“标准答案”靠拢，与“标准答案”不符就会在分数上予以否定。

还有一点，高考作文阅卷往往是“快速阅读”，看你字写得好不好看、遣词造句是否优美，学生写不出真情实感，就会在语言形式、玩弄文辞上下功夫。 教学 好老师能启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问：语文教育如何培养“笔杆子”？ 赵丽宏：作文很重要，从一篇作文里通常能看出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理解能力、阅读能力等。

在语文学习当中，最重要的是学会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积累。任何作文题目，不论多么偏、多么平淡，只要学生能表达出自己的阅读积累和生活体会，应。

许子东喜欢上张爱玲，只是因为这一段话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朝思暮想想买一件东西，犹豫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结果要结账了还在那里纠结。

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恰如其分地将这种感受定义为，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拘拘束束的苦乐”。

不同于小说对于普通人人性弱点的揭示，散文里的张爱玲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小市民身份和趣味。

她喜欢汽油味，嘈杂的市声，烧糊的牛奶，烧焦的饭香，积极奋发的油漆味，变了味的火腿咸肉花生油……

或许，广大小市民才是中国的现实与明天，这并非对他们的虚假赞颂。

尽管那个时代过于仓促，但实际的人生永远在“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

01 “拘拘束束的苦乐”

许子东喜欢张爱玲，最初不是因为她的小说，也不是因为她的别的理论，而是从《童言无忌》中的一段话开始的。

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他正好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之前已是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中文系），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小市民。

可他当时看中了一对音箱，多次从这家店经过，拿不同类型的CD试听，看到有8折后还问，有没有多点折扣，然后再比较别的音响。但因为是留学生，还是觉得贵。

后来有一天，1990 年代初，洛杉矶有暴动，有几个美国警察涉嫌打一个超速的黑人，法院还判警察无罪。那一天洛杉矶很多地方有骚乱（当时张爱玲也住在洛杉矶），就在暴动那天，许子东看到报上说这家店要搬迁，有半价，就在暴动的十号公路附近。

犹豫半天，还是开车去了。十号公路周围像打仗一样，在美国从来没见过这样子，像电影里的场景，东一堆火，西一堆烟，很多人在超级市场里面抢东西……就在那一天，他进了那家音响店，临买之时还在犹豫，因为想到是“冒着生命危险”，这才半价买下。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不久，许子东读到了张爱玲《童言无忌》中的那段话（几乎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他的心声。钱太多了，没有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钱，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拘拘束束的快乐就属于“我们小资产阶级”。

许子东说，有时候喜欢一个作家，真的不需要太多原因，一句话就行了。哪怕是一句并没有什么光环的话。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和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的某人，心是相通的。而相比之下，挤在你身边周围、地铁上、公司里的那些人，他们挤在你的身边，其实离你很远。

深思下去，张爱玲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在特定历史语境里，一块红布别在胸前就是政治符号，是社会标签，委员代表才能“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可是小市民却是谁都不要的符号，知识分子看不起小市民，有钱人、当官的看不起小市民，无产阶级不喜欢小市民，小市民自己也不喜欢这个身份。尤其是当小市民被学术界弄成是小资产阶级以后，这个“小资”还有政治上的贬义。

所以中国没有人尤其是作家跑出来说，我是小市民。说自己贫下中农的有，说自己工人阶级的有，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有，说自己是实业家的有，说自己红二代的有，甚至说自己“流氓”的也有，就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自己是小市民。小市民的作家作品我们看得多了，可是他一定出来说烛光晚餐，说心灵美丽。

02 张爱玲的小市民趣味

张爱玲打正旗号说自己是小市民，后来在不同的散文里都将小市民趣味拉进她的整个生活趣味，比方说她讲自己的喜好，“……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香水还要廉价的，这是他人避之不及的，喜欢葱蒜，则近于骂人的话。

张爱玲还有很多奇怪的爱好也要在散文中夸耀，比方说她喜欢闻汽油味道，坐车特别要坐在汽车夫旁边。那个时候汽车质量大概也差，坐在汽车夫旁边还能闻到汽油味。她说汽车发动以后，在她后面那个“布布布”放气她很开心，还喜欢用汽油擦洗衣服。

上海弄堂

一般的高尚住宅都标榜安静，张爱玲住在靠近静安寺的常德公寓，当年也是上海的豪宅，当然现在是被香格里拉大酒店等玻璃大厦包围，不过仍然不失旧上海大楼的气派。可是张爱玲却说住在大楼里周围很多声音，她不但不觉得吵，反而声称喜欢听市声，吵没关系，电车铃声，街上人声，邻居吵闹，都亲切。

她还喜欢一些很世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气味，牛奶烧煳了，火柴烧黑了，饭烧焦了香气闻见了就觉得饿。甚至油漆的气味，因为簇簇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现在的人们，现在的小资，搬进新装修的房子如果有气味，一定说不能搬，对身体不好，不环保，至少过一个月才能住……可是张爱玲说，油漆的味道，是积极奋发的，不讲究。

还有什么“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 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 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等等等等。

战时香港

张爱玲在散文中所暴露（或者说所塑造）的自己的形象，层次似乎不高，难怪她母亲不满。重要的不是一个上海lady 这些似乎不那么高雅的品位，重要的是为什么她还要用散文来渲染这些趣味？为了证明她并不以小市民为耻，跟布尔乔亚比，自己世俗得有理；和普罗列塔利亚比，也辛苦生活所以不必自卑。

张爱玲在散文中写到街上看风景：“ 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 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众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 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是不可以的。’”这番对话，活画出战争背景下的小巿民百姓的无奈。

张爱玲以自我为例，不扮雅只扮俗，欣赏赞扬或者至少理解这些普通的小市民的趣味。张爱玲为小市民写这么多的好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说：老百姓，只有老百姓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03 与小资虚荣并存的忧虑

张爱玲的小说跟散文，对象不同，功能不同，目的也不同。她的小说是写给小市民看的，因此隐形作者其实有点居高临下，洞察普通人的生活悲剧和人性弱点，很可怜，苦苦挣扎，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让小市民们理解你们自己的梦境和处境。

可是，在散文里，因为假想读者不是小市民，是自认为有忧国启蒙救亡责任的以男性为主的读书人，这个时候，张爱玲要千方百计地替小市民说话，替他们辩护。因此不再有那么多的揭露，不再哀小市民不幸，怒女人们不争，反而歌颂走在菜场里的小市民、身上打满补丁的买菜的男男女女，是中国的日夜，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的明天。

以散文发表“小市民”宣言，给以为不久都要参与治国（或者自以为要参与治国）的知识分子看，第一步，作家就是把自己先放低，她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小市民。

比方说，张爱玲认为“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还不打算换一个……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做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张爱玲写自己不仅名字“俗”，也很虚荣：“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张爱玲最让人记住的名言就是：“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话“流毒”甚广，和“女人该花男人钱”一样，成为1990 年代张爱玲变成中国小资阶层消费品的关键广告词。

同样毫不掩饰的自恋，还有一段：“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当然张爱玲的来不及，既是世俗虚荣欲望，也隐含悲观主义：“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从特定时间、出版环境、政治人事等等上下文语境中抽离出来，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只看见“出名要趁早”的小资虚荣，而不明白“时代是仓促的”的深刻忧虑。

今日活动

你如何理解张爱玲对于小市民的偏爱？欢迎在留言区畅所欲言，我们将挑选2位幸运读者，送出这本《许子东细读张爱玲》。

此外，今天小北还为读者们争取到了向许子东老师本人提问的机会，请直接写在留言区，我们将挑选10个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向许老师当面“请教”，提出问题的人也有机会获得赠书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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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彦霏 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

《许子东细读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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