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的名言(赞美英雄名人名言)

李济深的名言(赞美英雄名人名言)

1.赞美英雄 名人名言

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

（泰戈尔） 真正的学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暗暗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而生前并不因此出名。 （巴尔扎克） 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

（泰戈尔） 小草，有时站在大山的头上，默默地，从不炫耀它自己。 月儿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它自己。

像蜡烛为人照明那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忠诚而踏实地为人类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 船锚是不怕埋没自己的。

当人们看不见它的时候，正是它在为人类服务的时候。 出头露面的人是有福的。

知道世人一定在瞧着他必须完成的事业，他从头到底干得挺有劲儿。然而这样的人更值得尊敬，他默默无闻地躲在暗地里，在漫长的辛苦的日子里无报酬地劳动，得不到光荣也得不到表扬； 只有一种思想鼓舞着他的勤劳，他的工作对大众来说是有益的。

———— 克雷洛夫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

2.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引述的拉贝、梅汝璈、李秀英的警句分别是什么

约翰·拉贝：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李秀英：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梅汝璈：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

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约翰·拉贝是德国商人，南京大屠杀时期，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少数幸存者，她在被日军连刺37刀的情况下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成为那段悲惨历史最有力的见证人。梅汝璈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扩展资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主要陈列的文物有当年日军屠杀现场照片，历史档案资料，中外人士当年对这次历史惨案所写的纪实、报道和出版的专著、图书、报刊。至今尚健在的1000多位幸存者的名册、证言、证词和实物；当年屠杀南京军民的日军军官和士兵的日记、供词；崇善堂、红卍字会、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的照片、统计表、臂章证词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谷寿夫审判的照片、判决书等。

电影放映厅，有200个座位，向观众放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纪录片。陈列室还有约翰·马吉的16毫米摄像机及4盘电影胶片；拉贝、京特、威尔逊等外籍证人的日记、信函、墓碑、手杖、望远镜等一批文物；日本老兵东史郎等人的日记、勋章等；日军中国战区投降典礼受降桌。

李济深、张治中等11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题词和留言。侵华日军南京司令部使用过的挂钟、保险柜、军旗；日军使用的指挥刀、机枪、手雷、炮弹、毒气弹、毒气武器箱、皮带、绑腿、军装、军毯、钢盔、啤酒瓶、饭盒、警报器等，日军焚烧遇难者尸体用的汽油桶、残害南京市民的铁钉、抢劫财物毁坏的木箱。

日军当年发放的“良民证”、“支那事变纪念章”、1644细菌部队使用的手术剪刀和证章，慰安所日军题字墙、战死在紫金山的日军官兵碑。肖娴、华君武、肖平等创作的一批南京大屠杀书画作品；美国李自健创作的《南京大屠杀屠·生·佛》油画；赵勇创作的《南京大屠杀》系列组画；香港施禀谋创作的鸡血石雕刻；军旅诗人王久辛创作的《狂雪》长诗铜版墙。

“留下历史证人脚印”铜版路及幸存者彭玉珍、倪翠萍铜塑、呈十字架形的“标志碑”、“倒下的300000人”抽象雕塑及铜质“和平大钟”、“古城的灾难”组合雕塑、“母亲的呼唤”花岗岩圆雕、“劫难·屠杀·祭奠”三组高浮雕、“母与子”和“埋尸队员”泥雕、“拉贝”和“马吉”半身雕像等，共500余件。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3.李济深简介

李济深（原名：李济琛 字：任潮）1885年11月6日出生于广西梧州，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

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

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

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 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4.关于 哲学家 熊十力的 资料 名言 等等

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

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

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

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

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

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

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

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 泪盈盈雨下”。

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

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

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

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

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

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

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 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

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

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

1954年，中国用美战俘换回一名作家，周恩来：他的代号是“八一”

1954年，一名旅美的作家正准备带着妻子回国，却遭到美国移民局的迫害，要求他们加入美国籍，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无理要求，夫妻均义正言辞地表示：“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加入美国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被美国移民局投入到监狱中。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指示外交部，立刻展开营救。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双方虽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并没有建交，为了营救这对夫妇，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交涉，美国当局竟然无理的提出，要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俘虏的美军战俘来交换。

尽管这种要求十分无理，但是周恩来还是同意了。

这名作家叫谢和赓，曾在抗战时期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又于1942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留学，而他的妻子王莹则除了拥有作家身份外，也是民国知名明星。

谁也想不到，新中国政府为何要用美军战俘来换取他们回国呢？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身份？

1955年元旦之夜，谢和赓与王莹夫妇才回到北京，受到了董必武的亲切接见。

面对外界的质疑，周恩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谢和赓和王莹夫妇是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受周恩来、董必武等直接领导的红色特工，他的代号是“八一”。

谢和赓于1912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也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谢顺慈是晚清时的秀才，后来又到广西大学堂学习，除了写得一手好字外，也亲近革命。

孙中山在桂林有一个临时总统府，上面的匾额“孙中山先生行辕”几个字就是谢顺慈写的。

在父亲的影响下，谢和赓与兄长谢铁民从小就具备了民主进步的意识。

谢铁民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返回广西宣传革命活动，谢和赓也因此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谢铁民和不少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谢和赓并没有因此被吓破胆，反而在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时，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当中。

1932年秋，谢和赓收到一封来自天津的信，信中说道：“值此日军侵华，国家濒于危亡之际，我西北军中的爱国分子，已向平津及各地青年发出号召，亟盼大家觉醒起来，马上要求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放弃不抵抗的政策，积极筹备全国的抗日战争……”并诚邀谢和赓到西北军中来，一块参加抗战。

天津距离广西的距离远不止一两千里这样的距离，几乎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而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北方遭受日寇侵略的局势日益危险，早就牵动着谢和赓的心，随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

在接到信后，谢和赓立刻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于1933年初在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

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党员宣侠父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谢和赓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谢和赓有文化，笔杆子很硬，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吉鸿昌很看好他，直接破格提拔他为上尉秘书，兼任司令部教导队教员。

吉鸿昌

按照军队中的等级来说，谢和赓刚入伍不过是三等兵，却直接晋升上尉，相当于直升八级。

由于抗日同盟军坚决同日军对抗，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违背，于是下令给在华北的何应钦指挥部队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同盟军宣告失败。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紧，中共也意识到，想要抗日必须联合更多的力量，因此决定争取国民党一块抗日。

为此，中共北方局决定派遣宣侠父、谢和赓参与到新桂系的统战中，希望能够通过新桂系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让蒋介石不得不抗日。

在谢和赓南下的时候，组织上特意交待谢和赓几个需要注意的情况，第一点就是尽量在新桂系内部站稳脚跟；第二点是尽量接近李宗仁与白崇禧，从而获得机密情报；第三点是秘密进行发动全国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在联系方式上，组织上让谢和赓在规定时间内写信给天津吉鸿昌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生活上的话，就算未与组织失去联系。

除此之外，他不与地方地下党有横向联系，只能通过宣侠父单线联系，组织关系上受周恩来、李克农的直接领导。

打入到新桂系上层，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1934年元月，谢和赓带着吉鸿昌的信函去见冯玉祥，冯玉祥看了吉鸿昌的信，便给李济深写了一封信，让李济深向李宗仁、白崇禧推荐他。

李济深虽然是粤军出身，但却是广西梧州人，跟新桂系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新桂系崛起的时候，曾多次给予帮助，被李宗仁和白崇禧当作老大哥。

当谢和赓拿着李济深的信来到新桂系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自然要卖李济深这个面子，就留下了谢和赓。

顺利打入新桂系内部后，谢和赓开始考虑如何站稳脚跟及接近新桂系的上层，本来谢和赓就是广西人，其父在广西又有一定的影响力，站稳脚跟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能够获得新桂系首领的青睐。

在蒋桂战争后，新桂系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李宗仁与白崇禧也从之前的军事为主，转变为政治为主。

谢和赓决定从治理广西这个角度下手，他很快将自己读书期间学习到的内容整理后，撰写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一书，为了能够确保这本书能被白崇禧看到，他便将自己同学马仲孚（白崇禧内弟）的名字放到了作者里，然后请白崇禧的高参刘斐作序。

此后，谢和赓又接连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叫《谈广西的对外贸易》，深受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喜欢。

那个时期的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够长篇大论者更是寥寥无几，更何况是这种经济领域的文章。

李宗仁和白崇禧都不太懂经济，当时新桂系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烟税，这种方式虽然简单粗暴，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看到谢和赓的文章，让他们如获珍宝。

1934年冬，谢和赓被任命为广西工商局研究院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帮助新桂系制定一些经济政策。

很快，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借这个证章，谢和赓便可以不经过岗哨的通报，而随时出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府邸。

当然，这距离谢和赓打入新桂系上层的目标还很远，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后，谢和赓在新桂系才更受信任。

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之前不抵抗的政策，为此电邀新桂系首领到南京共商抗日大计。

对于蒋介石抛开的感染致，新桂系内部的看法不一，李宗仁等人怀疑蒋介石合作的真诚性，而白崇禧有意前往，却下定不了决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和赓连夜给白崇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为只有合作抗日才能有出路，因此建议白崇禧前往南京。

白崇禧也认为趁此机会，新桂系能够借机打出广西，重新回到以前的巅峰时期。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下定决心打算亲赴南京，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出发前临时通知谢和赓跟他一块前往南京。

在到达南京的第二天，谢和赓就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负责处理白崇禧办公室中的日常文件和电报。

淞沪会战开启后，白崇禧担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成为蒋介石的智囊，而谢和赓则是白崇禧的智囊，面对当时局势，谢和赓还写一份两千多字的建议书《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

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一些意见，并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后流传一时，成抗日名言。

李宗仁知道后，也说：“和赓很行！”

尽管谢和赓是受周恩来领导的，但是却还一直没有见过周恩来，一直到南京失陷，谢和赓随军撤到武汉时，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当时谢和赓已是蒋介石大本营的秘书兼白崇禧总参谋长的机要秘书，周恩来作为中共派驻国统区的代表，负责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工作。

对于谢和赓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的场景，谢和赓后来回忆说：“他就像兄长见到小弟弟一样，和我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使我一点不感到陌生和拘束。”

周恩来对于谢和赓的个人情况十分了解，这让谢和赓十分吃惊，他没有想到周恩来会如此关心他。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谈了两个多小时，谢和赓将李宗仁与白崇禧的一些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

不久，周恩来又把董必武和叶剑英请来一块听谢和赓的汇报，并给谢和赓下达了工作任务，并嘱咐说：“对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桂系首领，我们要多做工作，争取他们积极抗战，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我们党是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的，只要李白决心抗战，不动摇……鼓励他们做爱国者、民族英雄。”

1938年2月，蒋介石的侍从室发现白崇禧身边的机要秘书谢和赓不是国民党，当即指示白崇禧，应该让谢和赓加入国民党。

新桂系以前跟蒋介石对着干，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现在新桂系与蒋介石合作，谢和赓已经在国民党身居要职，怎么能不是国民党党员呢，当即要谢和赓写申请。

谢和赓

谢和赓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为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作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再加入国民党了，于是他立刻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刻回复：“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问题要特殊考虑！”

周恩来因此同意谢和赓按照白崇禧的意思办，避免出现意外。

1938年3月，国民党方面将师以上的将领拉到武昌集训，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担任了此次集训的最高长官，在集训开始前，白崇禧打算作一个《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的演讲。

白崇禧除了谢和赓之外，还有两名秘书，为了考察三个秘书的水平，让他们三人分别完稿，并要求一周内呈阅。

写文章是谢和赓的专长，在接到白崇禧的任务后，立刻花费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写出了14000余字的文章，但是谢和赓看着稿子，心里却没了底，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在军队中的政工经验并不丰富，写出来的内容，总感觉有“量”而没有“质”。

谢和赓绞尽脑汁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让周恩来帮忙看一下，很快，谢和赓通过李克农将稿子送到了周恩来那里。

毕竟，说起政工经验，恐怕整个国民党的将领也没几个比周恩来更在行的，作为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到周恩来也得客客气气地叫一声周主任。

南昌起义时，周恩来作为领导者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

谢和赓的本意是让周恩来帮忙指点一二，自己也就有了思路，他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在拿到稿子后，连夜认真修改，帮忙润色。

等到第二天，李克农把稿子送回来，谢和赓看到稿件上密密麻麻的批改文字，光是用红笔删去的文字就多达两千多字，谢和赓顿时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能这样支持他的工作。

在重新抄录一遍后，谢和赓再看文章，确实主旨明确了很多，也更体现出白崇禧作为军训部长的立场和口气，更是避免使用指责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的语气。

在谢和赓把文稿交给白崇禧后，就没了消息，一直等到训话那天，白崇禧通知三个秘书一块乘车前往，那时候大家都希望白崇禧能用自己的文稿，因此心里忐忑不安。

等到白崇禧上台的时候，并没有看演讲稿，而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但是谢和赓知道，白崇禧讲的就是经过周恩来润色的稿子。

白崇禧读过稿子后，在场的军官无不感觉到振聋发聩，大多数国民党将领在带兵打仗过程中都过于注重装备器械，而忽视政工在军队中的作用，比如在“围剿”红军时，尽管占据装备上的优势，却屡屡败北。

白崇禧对这篇演讲稿也十分满意，因为中心思想明确，言简意赅，很好记，在看过一遍后就记住了大概，所以到演讲的时候，基本做到了全程脱稿。

在这次之后，白崇禧对谢和赓的印象更好了。

后来，李克农听了谢和赓的汇报，笑着对他说：“小鬼，你真幸运，有恩来同志做你的语文老师，这也算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绝密佳话了。”

在获得白崇禧的信任后，谢和赓积极引导白崇禧与中共合作，为当时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在敌人的心脏工作，也是充满着很多危险的，当时谢和赓与知名明星王莹在战地前线相恋，他通过自己的判断猜测王莹是党内的同志，但是因为身份的特殊性，他并没有将真实身份告诉王莹。

王莹跟谢和赓交往，一方面是青睐于他的才华，另一方面也见他没有国民党军官的那些恶习。

在交往的过程中，王莹也希望谢和赓能够多接近一些中共的文化界人士，在1938年秋，王莹邀请他去郭沫若家中聚会，在那里见到了田汉、洪深等一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

当大家都知道谢和赓字写得好时，就纷纷让他也题个字，谢和赓年轻气盛就在宣纸上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理不能离”这20个字，让在场的人拍手称好。

正在这时，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进了大客厅，与大家亲切地握手打招呼，看到谢和赓后，却沉着脸，装作不认识地走了，当时谢和赓感觉很尴尬，后来大家都以为是周恩来对谢和赓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身份不喜欢，所以才没有打招呼。

第二天，谢和赓就挨了董必武的批评，告诉他不能去郭沫若的家里，并声色俱厉地警告谢和赓说：“恩来同志要我转告你，如果今后再发现你去郭老家，便要考虑你的党籍问题！”

谢和赓没有考虑到事情竟然这样严重，不明所以，董必武又接着说：“你知道恩来同志一向是怎样关心爱护你呵！你是在‘小诸葛’身份工作，他早就提醒过你，要特别谨慎小心，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去郭老家的人很杂嘛！”

这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让谢和赓后背发凉，对前一天到郭老家参加聚会，并题字的行为感到后悔，同时也对周恩来的批评感觉暖暖的，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关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和白崇禧相继从武汉出发，准备撤退到长沙去，在途径一个集镇时，白崇禧与周恩来相遇，于是便邀请周恩来同车一块前行，并打算向周恩来请教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当时谢和赓也在车上，全程听了他们的对话。

当时白崇禧是有点悲观的，担心日寇在拿下武汉后长驱直入，会威胁到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

对于局势，周恩来表示只要国内抗日力量一起团结，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军。

白崇禧当即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全面合作，并希望中共能派一个有游击战经验的教官团来帮助国民党军队的干部进行游击训练。

谈到这里，周恩来又问白崇禧，是否看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里面讲了很多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白崇禧则指着谢和赓说：“在武汉的时候他就推荐给我看了，我十分欣赏毛先生的战略眼光和高见。”

周恩来听后也很高兴，但并没有和谢和赓有过多的交流，以免引起白崇禧的猜疑。

在这次谈话后，周恩来派李克农去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很多沦陷区的同志想去延安，往往是绕道桂林，然后再前往延安，可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起的作用。

在谢和赓的潜伏生涯中，唯一一次暴露身份是因为李克农的疏忽。

1939年春，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邀请金山、王莹率领“抗敌演剧二队”到桂林演出，并打算资助她们到南洋演出，并从华侨那里获得抗日救国的物资。

对于此事，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也很支持，就让李克农负责落实，李克农便指示谢和赓与金山、王莹一块商讨出个计划，然后去找白崇禧审批。

计划批下来后，谢和赓乘车去找金山与王莹，通知她们这个好消息，不料当时李克农与金山、王莹在一起，谢和赓担心暴露，就想装作不认识过去，却被李克农拦住。

李克农

李克农招呼谢和赓，并询问计划批下来没有，这在无意中暴露了谢和赓与李克农的关系，同时也暴露了李克农与金山、王莹之间的关系。

原来，李克农在心底里认为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早就了解彼此的身份，事后才发觉到错误，当即让王莹转告金山，千万要保密此事，与此同时又向组织汇报此事。

周恩来得知后，当即严肃地批评李克农，指出谢和赓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绝密党员，决不能暴露在任何人的面前，尽管金山和王莹也是可靠的，但也不应该暴露给她们。

1942年，谢和赓与王莹以国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视察员、学习员的身份赴美留学，她们遵照党的指示，在美国学习的同时，要做好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到达美国后，谢和赓先后进入美国世界事务学院和美国西北大学费城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王莹则进入贝满学院和耶鲁大学学习。

在美期间，谢和赓接办了华侨报纸《纽约新报》，担任代理总编辑，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评的工作，借此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王莹在美国期间也没有闲着，组成中国剧团，应罗斯福总统夫妇邀请，到白宫演出，随后又率剧团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继续做国际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催促谢和赓与王莹尽快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但是谢和赓正在全力去做《纽约新报》，一时难以脱身，周恩来便让谢和赓把该报作为民革中央在美洲的机关报，向海外华侨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然而，《纽约新报》的经营权却被国民党抢走，谢和赓和王莹打算回国时又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迫害，好在周恩来想尽办法才让他们得以安全回国。

回国后，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后来调到外交部工作，王莹则到北京电影片厂担任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