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尔康的名言

郑尔康的名言

1.绍介郑尔康的作文

郭源新等。

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1958年10月18日出国访问固飞机失事遇难。1918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

“五四”运动中，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声》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以后又参与成立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1921年从铁路专校毕业后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2年接替沈雁冰（茅盾）主编《小说月报》。1927年出游欧洲英法等国，1931年起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5年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一直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曾主管过图书馆工作，对文献收藏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烦注了心力，取得很大成绩，例如曾于1950年主持图书分类法座谈会，提出集体编制分类法的主张，为中国现代分类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郑尔康的父亲郑振铎是谁郑振铎是谁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

3.郑振铎有趣的故事

郑振铎的婚姻趣事

1922年旧历年过后，上海神州女子学校新学年开始了。

这天，毕业班上国文课时，教务主任谢六逸引进了一位身材颀长，

穿一身灰色西装，面目清秀，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的年轻

教师，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郑振铎先生，本学期由他来担任毕

业班的国文课。当时，我的母亲高君箴正是这个班的学生。

年轻的郑先生学识丰富，讲起课来侃侃而谈如开闸之水，尤

其讲到古典小说《水浒》、《三国》等时，更是滔滔不绝，分析

精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紧坚扣住了每个学生的心弦，更使

母亲对他产生了钦慕之情。

说来也巧，这年暑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高梦旦先生携幼

女高君箴去莫干山避暑，路经杭州时，与郑振铎不期而遇。那时，

商务印书馆在莫干山长期包有休养所，路上相遇，不足为怪。使

母亲感到奇怪的是，这位郑先生从杭州艮山门起，就一直紧随在

她身后。乘车、坐船，寸步不离。沿路的风光不坏，江南的初夏

原是一副天上乐园的景色，俨然是一幅田园风光的水墨画，加之，

郑先生温文尔雅的举止，诗一般楚楚动人的言辞，深深地陶醉了

一颗少女的心……

事后，母亲才明白，原来这是外祖父梦旦先生特意安排的一

次“相亲”，媒人就是谢六逸先生。回到上海，这桩亲事就算订

下了。但是，此事却遭到了高氏族人们的反对，他们纷纷来指责

高梦旦，理由就是“门第”太悬殊。原来，高、郑两家虽是长乐

同乡，但高家世代为宦，家财豪富，而郑家先祖门第卑微，郑振铎

也不过是个穷书生而已……然而，梦旦先生却选定了这个乘龙佳

婿，他对族人们的回答是：穷，不怕，我的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

为的人，而不是钱！

1923年的秋天来到了。10月10日这天，上海一品香

饭店高朋满座，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和郑振铎的婚

礼在这里隆重举行。关于这次婚礼，也有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举行婚礼的前夕，万事已皆齐备，这时父亲才发现祖母郭

老夫人没有图章，可是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规矩，结婚证书

上是必须盖主婚人印章的。于是他就写信给好友瞿秋白，请他赶

紧代刻一个。孰知秋白先生的回书竟是一张“秋白篆刻润格”也

就是通常俗称的价目表。“润格”上标明：刻石章每字二元，七

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期取件则加倍收费；边款不计字数，概收

二元云云……父亲看后，以为秋白先生事忙，是推脱之意。次日

上午秋白先生却派人送来了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

父亲知道瞿先生经济并不宽裕，，正说着“何必送这么重的礼！”

哪知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三枚精致的石刻印章。一枚是祖母的，

另两枚则是新郎和新娘的，边款一刻“长”字，一刻“乐”，合

起来正好是“长乐”，因为父亲、母亲都是福建长乐人。茅盾先

生很感兴趣地算了一下，刻工加上加倍“润格”恰好是50元。

原来是秋白先生跟父亲开了个大玩笑。父亲和茅盾先生当时都忍

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两位新人本打算在婚书上签字的，于是也改

用了图章。

下午，举行结婚仪式，宾客云集。瞿秋白先生也来贺喜了，

并在婚礼上做了精彩的演说，题名曰“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大

谈其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等等，引得满堂宾客，有的瞠目结舌，

有的鼓掌欢呼。

这个故事在儿时，曾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那两枚图章，我

也亲眼见过，可惜不知在什么时候失落了。

（陈松溪摘自郑尔康著《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定价23.00元）

4.郑振铎有趣的故事

郑振铎的婚姻趣事 1922年旧历年过后，上海神州女子学校新学年开始了。

这天，毕业班上国文课时，教务主任谢六逸引进了一位身材颀长， 穿一身灰色西装，面目清秀，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的年轻 教师，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郑振铎先生，本学期由他来担任毕 业班的国文课。当时，我的母亲高君箴正是这个班的学生。

年轻的郑先生学识丰富，讲起课来侃侃而谈如开闸之水，尤 其讲到古典小说《水浒》、《三国》等时，更是滔滔不绝，分析 精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紧坚扣住了每个学生的心弦，更使 母亲对他产生了钦慕之情。 说来也巧，这年暑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高梦旦先生携幼 女高君箴去莫干山避暑，路经杭州时，与郑振铎不期而遇。

那时， 商务印书馆在莫干山长期包有休养所，路上相遇，不足为怪。使 母亲感到奇怪的是，这位郑先生从杭州艮山门起，就一直紧随在 她身后。

乘车、坐船，寸步不离。沿路的风光不坏，江南的初夏 原是一副天上乐园的景色，俨然是一幅田园风光的水墨画，加之， 郑先生温文尔雅的举止，诗一般楚楚动人的言辞，深深地陶醉了 一颗少女的心…… 事后，母亲才明白，原来这是外祖父梦旦先生特意安排的一 次“相亲”，媒人就是谢六逸先生。

回到上海，这桩亲事就算订 下了。但是，此事却遭到了高氏族人们的反对，他们纷纷来指责 高梦旦，理由就是“门第”太悬殊。

原来，高、郑两家虽是长乐 同乡，但高家世代为宦，家财豪富，而郑家先祖门第卑微，郑振铎 也不过是个穷书生而已……然而，梦旦先生却选定了这个乘龙佳 婿，他对族人们的回答是：穷，不怕，我的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 为的人，而不是钱！ 1923年的秋天来到了。10月10日这天，上海一品香 饭店高朋满座，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和郑振铎的婚 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关于这次婚礼，也有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举行婚礼的前夕，万事已皆齐备，这时父亲才发现祖母郭 老夫人没有图章，可是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规矩，结婚证书 上是必须盖主婚人印章的。于是他就写信给好友瞿秋白，请他赶 紧代刻一个。

孰知秋白先生的回书竟是一张“秋白篆刻润格”也 就是通常俗称的价目表。“润格”上标明：刻石章每字二元，七 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期取件则加倍收费；边款不计字数，概收 二元云云……父亲看后，以为秋白先生事忙，是推脱之意。

次日 上午秋白先生却派人送来了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 父亲知道瞿先生经济并不宽裕，，正说着“何必送这么重的礼！” 哪知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三枚精致的石刻印章。

一枚是祖母的， 另两枚则是新郎和新娘的，边款一刻“长”字，一刻“乐”，合 起来正好是“长乐”，因为父亲、母亲都是福建长乐人。茅盾先 生很感兴趣地算了一下，刻工加上加倍“润格”恰好是50元。

原来是秋白先生跟父亲开了个大玩笑。父亲和茅盾先生当时都忍 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两位新人本打算在婚书上签字的，于是也改 用了图章。 下午，举行结婚仪式，宾客云集。

瞿秋白先生也来贺喜了， 并在婚礼上做了精彩的演说，题名曰“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大 谈其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等等，引得满堂宾客，有的瞠目结舌， 有的鼓掌欢呼。 这个故事在儿时，曾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

那两枚图章，我 也亲眼见过，可惜不知在什么时候失落了。 （陈松溪摘自郑尔康著《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定价23.00元）。

5.郑振铎的资料

郑振铎（1898-1958）

作家，文学史家。

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曾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与沈雁冰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主要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1958年10月18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而遇难殉职。

6.中国杰出人物故事80到100字

纪念郑振铎诞辰105周年

2003年12月19日是长乐籍中国文化先驱、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105年诞辰纪念日，郑振铎先生的故乡长乐市隆重开展了各种纪念活动。

郑振铎（1898-1958），祖籍长乐市首占村，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生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奋斗不息，在许多领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创作的大量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不仅在内容上配合中国人民的现实革命斗争，在艺术上也成为文学史上一笔重要遗产。他是我国近百年来杰出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是卓越的爱国者和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考古学家、收藏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郑振铎先生的崇高品德深受家乡人民敬仰。为纪念他诞辰105周年，此前，长乐市先后投资30万元建设“郑振铎公园”，在市区专门开辟“郑振铎名人名言一条街”，出版《怀念郑振铎》专缉，举办郑振铎学术研讨会，召开大型纪念会等。出席郑振铎学术研讨会和大型纪念会的有中国作协、福建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福州和长乐市各级领导和省内外的学者、专家、文学界人士以及郑振铎儿子郑尔康和家乡的亲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为纪念大会发来了贺信。

7.为什么《国际歌》中文歌词翻译得不全

瞿秋白“是最早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

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因此，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

但严格说，入乐不等于第一个翻译。可以再看看下面的文章 《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 被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呢？有说是瞿秋白，有说是萧三，有说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但是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考证，在这些名流大家之前，还有一位无名小辈———列悲，更早地发表了《国际歌》的全译本。

那么，究竟谁才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者呢？ 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译文改动真相》。

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几位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

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书生革命者”的困境》。

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

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 陈铁健在后来出版的《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是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

这算是对“正式”的一简短的解释。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

他懂乐谱，会弹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

‘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所谓“正式”指的是瞿译可直接“入乐”。

周永祥又说：瞿秋白是作为《晨报》记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着手翻译《国际歌》的。回国后，又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并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

在歌词前，瞿秋白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同时发表的是他作词谱曲的《赤潮曲》，措辞和曲调明显是《国际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则，使中国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国际歌》“同声相应”。由此可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这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的一个定论。 萧三说 那么，绿原说的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国际歌》中文歌词的译者是否就是瞿秋白呢？未必。

还有另外一说。《中国翻译词典》说：“1923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随后在中国广为传唱的，便是这一版本。”

又说：“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帮助下，又按照原文对译词进行了修改。其后，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

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绿原所说的三个条件，即：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在中国传唱。绿原说“不详”，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肯定这位译者到底是瞿秋白还是萧三。

他是实事求是而且谨小慎微的。 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祖振声在其文章《音乐出版与涉外著作权》中说：“瞿秋白翻译的1887年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于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同年，萧三又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1923年夏，萧三才在苏联开始翻译，而瞿秋白的译文已经在中国发表了。

孰早孰晚，还用说吗？ 郑振铎、耿济之说 那么，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到底是谁？ 根据上述说法，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这三种译本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它们出现的早晚又顺序如何呢？ 据《中国翻译词典》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开始传入我国。

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月、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题目为《劳动歌》，译者署名“列悲”；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译者张逃狱。所以，那三个中文译词中的两个应该出自列悲和张逃狱之手，汉译《劳动歌》的发表时间要略早于汉译《劳动国际歌》。

据陈福康考证，准确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别是《劳动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呢？ 1997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郑尔康《和郑振铎》一文，文章后面附录一份介绍乃父郑振铎的“小资料”，说，1920年，郑曾经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郑尔康之所以敢用“。

致“孩子们”｜听一听，民主党派大家的肺腑之言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一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团结君在此祝各位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少不了大人们的谆谆教导。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团结君就和大家一起重温下，那些年，民主党派前辈对“孩子们”说过的肺腑之言。

理想信念篇

李济深寄语 ——

“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李济深与家人合影。

“很多人劝我们搬家，认为我们要套大房子也不难，可我们很知足，父亲一直教导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权。现在我们有离退休工资，这把年纪了也不图什么荣华富贵。” 父亲的一句话“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影响了我们两代人。

——李济深之子李沛钰

李济深（1885年-1959年），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市龙圩区人。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民革主要创始人，民革中央第一任主席。

何香凝寄语——

“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廖承志入神地观赏母亲何香凝挥毫作画。图/ 中新社

“承志因国难日深，辍学返国，不知何故被捕。小儿承志昨晚在沪被外国捕房拘捕，但未悉拘留何处，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在外国捕房，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

——1933年何香凝就儿子廖承志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发表公开声明

何香凝（1878年-1972年），原名瑞谏，又名谏，号双清楼主，今佛山市南海区人，著名政治活动家、画家，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 ，是廖仲恺先生的革命伴侣。民革创始人之一，曾任民革中央主席。

陶行知寄语——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汉。”

陶行知与国际友人在古圣寺育才学校给学生们赠书籍。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汉。

——陶行知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陶行知

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

——陶行知

陶行知( 1891年-1946年 )，安徽省徽州歙县人，祖籍绍兴。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修身治学篇

柳亚子寄语——

“我对于儿童教育，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1956年摄于北长街八十九号院中。前排坐者，柳亚子，郑佩宜；后立左起：柳无垢，柳光辽（外孙），陈麟瑞，陈君华（外孙女），陈君石，郑佩亚，柳无非。

“我以为人类和人类的关系，只有一个爱字，是最净洁神圣，而且能包括一切，亲子的关系，也只要讲一个爱字，就完了。子应该爱亲，亲也应该爱子，那是最平等的，若硬立了一个孝字，又硬把一个慈字去配他，便生出阶级来了……几千年的家庭惨史，恐怕就是孝字开端罢。所以我主张只要讲爱，不要讲孝。爱是天性的，孝是人为的。”

——柳亚子

父母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严，也从不督促我们做功课，一切要我们自觉。只是要求“上学要勤，不迟到，不旷课；功课要好，做个好学生。”

——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说

柳亚子（1887年-1958年），字亚子，江苏苏州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 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民革第一届监察委员会主任，第二、三届中央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澜寄语——

“人应该注重的是品质、首先是修养好，才是真正的好，才不会让人笑。”

1946年，张澜与家人在重庆特园留影。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说：“人应该注重的是品质、首先是修养好，才是真正的好，才不会让人笑，衣服只是防寒而己，不必注重衣装。”在生活上，父亲一直以勤简教育子女，我家男的不准打牌、抽烟、喝酒，女的不准穿花衣，烫发，涂脂抹粉等。这些对我们子女影响是很深的，几十年来我们子女敬遵父亲教诲，在生活上一直是很勤简朴实的。

——张澜之女张继延回忆

张澜（1872年-1955年），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清末秀才 ，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民盟主要创始人，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冯友兰寄语——

“人生有三件事：立言，立功，立德。”

1935 年，冯友兰全家在清华大学乙所院中合影。后排左三冯友兰，前排左三宗璞。

“人生有三件事：立言，立功，立德。立言靠天赋，立功靠机缘，立德靠一生看似平淡的坚持。”

——冯友兰

父亲在家里更注重"言传身教"，我们小的时候，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他在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都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父亲也只看各人兴趣。

——宗璞（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冯友兰之女）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南阳人。现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他曾先后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英文）、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建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和推出“贞元六书”等著作。

闻一多寄语——

“书要读懂，先求不懂。”

闻一多与家人合影。

书要读懂，先求不懂。

——闻一多

尽可能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哪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闻一多

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在平时他不免盲目，但在非常时期他永远是不盲目的。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946年），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孙起孟寄语——

“吾以为智慧之真正活水源头只是怀疑而非他。”

孙起孟在视察民建会员捐建的大同希望学校。

“吾以为智慧之真正活水源头只是怀疑而非他。只有在怀疑之火燃烧的时候，人才寻思分辨。要是人家所讲的尽已探得宇宙之秘，则吾们除做白痴外，实无一事可为。”

——孙起孟

孙起孟( 1911年-2010年 )，安徽省休宁县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理事长，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民建，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叶圣陶寄语——

“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

习惯不嫌其多，只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又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叶圣陶散文名著》

在现代中国做一个人，决不可放弃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每一个机会。

——叶圣陶

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

——叶圣陶

1980年，叶圣陶同北京东四九条小学的少先队员在一起。

叶圣陶（1894年-1988年），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曾任民进中央主席。

郑振铎寄语——

“唯须是儿童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成人润饰的。”

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

“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

——郑振铎

“儿童创作（诗歌、童话、童谣、自由画等）尤极欢迎，唯须是儿童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成人润饰的。”

——郑振铎

父亲爱好儿童文学，和他平时十分喜爱孩子是分不开的。正因为父亲爱孩子，把孩子看作是“中国的最可爱最有望的第二代”（《天鹅童话集》序），所以他十分关心对于儿童的教育。

——郑振铎之子郑尔康

郑振铎（1898年-1958年），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收藏家，训诂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等。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冰心寄语——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冰心与小朋友在一起。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

我读书奉行九个字：就是“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冰心

青年人！信你自己罢！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也只有你能够创造你自己。

——冰心

冰心（1900年-1999年），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曾任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生活习惯篇

沈钧儒寄语——

“楼梯上下，大家勿奔，小心跌交（跤），月台处多水易滑，亦要小心。”

小菊小菊，好爹此信，是写给你与闰弟两人的，看时要你讲给闰弟听……好爹惦记你两人，你两人想亦必惦记好爹，好爹要你们听母亲、五婶娘、大哥哥、嫂嫂、先生的话，倘不听话，被母亲、大哥哥说了，好爹晓得，要不舍得……小菊生日，好爹不在家，没得吃面，好爹不忘记，要回来补吃，小菊帮好爹记住了……地理最在记熟，算学也要熟。你与闰弟空时，可向母亲要一尺，将房间开阔多少，窗面大小，桌椅高低，量来玩，要准，或将房子桌椅等物，画出图来，作为玩耍，亦是好的……闰弟夜间终要小心，勿踢被头，临睡勿饮茶汤，出尿尤其受冻，千万小心。楼梯上下，大家勿奔，小心跌交（跤），月台处多水易滑，亦要小心。到大伯伯，三叔叔处去，说话要清清楚楚，规规矩矩，勿太吵。水果勿多吃，勿久放在抽屉内，如有腐烂之处，即弃去勿吃，至要至要！

——选自《沈钧儒家书》，是沈先生写给三子沈议（小名小菊）和四子沈谅（小名闰）的家书。

1920年，沈钧儒（右二）全家合影。

沈钧儒（1875年-1963年），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黄炎培寄语——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

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左三）及孩子们合影。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

——黄炎培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侈过分，闻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黄炎培

黄炎培（1878年-1965年），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职业教育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政治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曾任民建中央主席。

陈鹤琴寄语——

“凡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陈鹤琴与孩子们在一起。

人类的动作十分之八九是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大部分是在幼年养成的；所以幼年时代，应当特别注意习惯的养成。

——陈鹤琴

应有健康的体格，养成卫生的习惯，并有相当的运动技能。应有研究的态度，充分的知识，表意的潜力。应能欣赏自然美和艺术美，养成欢天喜地的快乐精神，消泯惧怕情绪。

——陈鹤琴

陈鹤琴( 1892年-1982年 )，浙江省上虞县人， 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教授，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曾任九三学社江苏省工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委。提出了“活教育”理论，一生主要从事一系列开创性的幼儿教育研究与实践，有《家庭教育》等著作。

注：欢迎留言，分享孩提时代给你印象深刻的那些话。

作者：《团结报》记者 周福志 周冰倩 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