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言隽语的意思(什么叫似是而非的隽语)

名言隽语的意思(什么叫似是而非的隽语)

1.什么叫似是而非的隽语

隽语是一种语体，短小机智的妙语、警句和名言都算做隽语。似是而非的隽语是指那种徒有其表缺乏内涵的隽语，看后让人感觉语焉不详、说和不说都一样、看了也不会给人启迪，这类伪劣隽语日常阅读中经常可见。

比较隽永的隽语比如：

只要我还有欲望，就有活下去的理由。

个性即命运。

事物不因常见就粗鄙。

行动就是雄辩

似是而非的隽语：

人生——没有相同的命题

遗憾——最好用减法减少

青春——人生最灿烂的一段时光

通往崇高的对角线延伸：戏剧中的科学

一场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会议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举行，会议主题为“通过表演艺术将科学传达给大众”。格雷姆·吉利斯，全校工作室剧院的斯隆项目的负责人，集合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卓越才智，宣告了一种“新兴的美国戏剧形式”的出现——科学剧。通过委托制作、培育、演出和支持新型的美国科学剧，全校工作室剧院和其他一些受人尊敬的机构，如斯隆基金会、圣芭芭拉大学、肯尼迪中心和曼哈顿戏剧俱乐部，已经使这种戏剧形式成为一种时尚，但一些重要问题被回避了。为什么是戏剧被选中成为考察科学的艺术形式？当一个阶级（科学家）高于另一个阶级（艺术家）的系统产生时，后果是什么？为什么科学家需要艺术家帮忙去向世界解释科学及其自身？

1959年，查尔斯·珀西·斯诺，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在剑桥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在演讲中，他哀悼自己在英国知识界两个阵营之间见到的越来越大的分歧。这个演讲已经成为知识界标准的一部分，概括斯诺的话，即：精通科学的聪明人和熟知人文的聪明人发现相互之间越来越谈不拢。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因为英国的教育系统中，人文学科享受比自然科学学科更优越的待遇，这对一个科学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来说是一种损害。

毫无疑问，这次演讲引发了长期的争论、弥补和愤怒，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然而，不论攻击的是辩论的哪一方，都不能表明斯诺的归纳是没有弹性空间的。最近被封为爵士的詹姆斯·戴森拥有“真空除尘器”之名，也是英国保守党政府“非官方的科技独裁者”，他在《纽约客》上明确表示，“艺术和电视之流未必就是工业，因为它们不制造任何东西”（2010年9月20日）。

世事总有例外，难免出现上下颠倒的情况。詹姆斯·卡梅隆制作了一部电影，引发了3D摄影机构造或深海探索的革新，但是，难道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像戴森一样，认为是科学家创造出经验知识并制造出物品的吗？难道不是科学家引发创新，创造财富以刺激经济、结束能源危机、支付剧作家稿酬的吗？作家之类的人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向其他人解释经验知识的吗？因此，他们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不就是聚焦于逼真性，让科学和科学家显得正确吗？

乍看之下，语言人文学科里最不具有文学特点的戏剧（即戏剧不需要被朗读来进行消费）能够成为描述科学的有效手段这点似乎有点奇怪，因为戏剧在解释复杂的、高度专业的概念方面有严重的缺陷。一个戏剧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和信息，这与其本身特有的刚性时间系统是相逆行的。《剧本创作101指南》上说，如果一个概念或情节要点很重要，那么，它需要被表达至少三次或以上来使观众排除各种声响的干扰去理解它。一般来说，观众在表演期间是不能提问的。他们不能暂停一场表演作品并“倒带”重看。他们不能记笔记。他们不能使用参考材料，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在表演期间使用参考材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综上所述，戏剧不是帮助一个学生准备关于更加精细复杂的量子物理学突击小测验的最好办法。

再者，对于一个戏剧作品，如果观众更关注于一个科学概念的解释而不是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多半让人觉得索然无味了。所有的戏剧交换的都是情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再正确不过——最好的戏剧是为了让我们感受。能够将情绪渗入观众绝不是浅功夫，只有当戏剧的每一秒都在为发展人物或冲突服务时，才有可能达到这种效果。

当我们在观赏戏剧时，会感到或悲伤或愤怒或高兴，那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有同感和同情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深植在我们的心理和神经之中的。不管一部戏剧的背景是在丹麦宫廷、奥地利修道院，还是意大利天文台，剧作家的职责就是使用自己的技巧，利用同感或同情的倾向，从而在观众身上引出一种情绪上的释放。

为了引发情绪而设计的舞台是一个解释科学的好舞台吗？没有人会在生物实验室研究物理学。在剧院中研究科学不就像是用陪氏培养皿破坏钚-239一样吗？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主张科学和戏剧能够很好地结合，因为戏剧似乎是能够最合理地用陪氏培养皿破坏钚-239的艺术形式！确实，舞台不是一个好的讲台，但这并不是重点，不是吗？重点是，经过证实，戏剧是非常欢迎科学概念的加人的。为什么呢？

在我开始详细说明之前，有必要指出，“科学和艺术”的相关组织已经因为一些非常简单直接的原因将戏剧作为一种手段来传播科学。首先，戏剧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好奇心。是的，一部戏剧所有的元素都需要为人物的发展和冲突服务，但并没有哪条要求规定戏剧的背景或思想应该既能娱乐观众又能鼓励观众在观看表演之后学习（和讨论）更多相关信息。事实上，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戏剧背景或思想应该有这个效果！

其次，因为戏剧的制作相对简单，创作出的作品量之大能够改变时代精神。据翠贝卡电影协会的斯隆电影制作者基金的项目经理艾林·希德尔布兰德所说，平均起来，制作一部故事片需要花费7—9年的时间。而一部戏剧的编写和制作只需花费一年半的时间，通常时间还可以更短。目前全世界制作出的几十部科学剧会在将来催生几百部科学剧，而今天的这几十部剧能够以从速的方式真正影响观众，促使他们关注科学。

然而，我认为戏剧在探索科学方面的优势是源于它对人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提出的要求。关于舞台上的科学，柯尔斯顿·谢泼德-巴尔认为，科学剧也许能够成为斯诺所期冀的“第三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种“第三文化”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连接起来。她表明：“戏剧的体验是双人对话式的；人物在舞台上交谈，而在很大程度上，演员与观众之间保持着一种无言的对话。”她声称这种对话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由“三方”组成的沟通系统，而不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二元系统，因此，产生了异中求同的可能性，并启发了其他可供选择的观点。她引用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的话：“一个人如果不与其他人 交流就无法与自己交流。”

对于演员与观众之间维持着一种隐式的对话的观点，我仍然持怀疑态度，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站在房间最后面的观众可能根本未被演员注意到。但是，我可能会认为，戏剧旁白和史诗戏剧的传统使得戏剧从业者拥有许多打破第四堵墙的工具。这就使一个非强制性的三方系统成为可能，尽管不具有强制性。此外，我还赞同，演员们能够感知到观众的“能量”，但是，一般而言，这点在指示表演才能是否成功上更有帮助，而不是在讨论观点上。

我更愿意认同谢泼德-巴尔的另一个观点——正是戏剧资源的相对贫乏使得它在讨论科学时具有优势。她援引《纽约时代周刊》科学版副主编丹尼斯·奥弗比的观点，他考虑到“是否科学和艺术这两副面孔在光线模糊的舞台上会比较容易融合到一起，因为在舞台上，一点点的化妆油和我们与之共谋的想象力也许能共同创造出这样的景况”。据谢泼德-巴尔所言，“仰仗有限的资源意味着我们需要使用自己的想象力，也就意味着需要参与进去”，而这样的参与精神正是真正理解大科学问题所必需的。

想想一个空旷的舞台。一个演员站在上面，瑟瑟发抖。他举起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圣彼得堡，1876年”，忽然，我们就像跟随着他穿越时光去到1876年的圣彼得堡。那是寒冷之地；那是异国他乡；那是过往时光。既然我们能随他去往1876年的圣彼得堡，我们就可以跟他去任何地方了。难道我们没有准备好跟他一起置身广袤的宇宙，去探索振动弦有没有可能修正量子理论或一般相对论？好吧，也许还没准备好，但如果你在中场休息之后再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可能会为那个答案所震惊。

在《刺猬、狐狸和传教士瘟疫》一书中，史蒂芬·杰伊·古尔德解释了弗朗西斯·培根喜欢援用的一个似是而非的隽语：“Antiquitas saeculi,Juventus mundi”，大致意思是“古代是世界的青春岁月，时间本身才是‘作者中的作者’，而非权威”。培根是在评价（他所认为的）对过去大师级知识分子的过分尊崇（当人们的行为似乎让人觉得，莎士比亚之后就没人写过戏剧时，我也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知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增长的。同理，想象力也是如此。在科学剧中，一段增长是建立在另一段增长的基础之上的，即知识的增长是建立在想象力的增长之上的。

传统智慧认为想象力是无限的，而客观世界是有界的。但是，从笛卡尔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们都成功说明思维是无界的。实际上，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或者不妨与贫乏的人类思维相比，宇宙的“奥秘更是永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引自遗传学家约翰·波顿·桑德森·霍尔丹）。因此，正如物理学家布莱恩·施瓦兹，研究生中心的科学和艺术项目主任所认为的，客观世界的迹象实际上是推动我们成就最高想象力的最大原因。只要不是第一次观察到的事物，科学会将我们带往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想象到的地方。

至此，上述内容可被看作是复兴斯诺“两个文化”论点的宣战言论，但是，我更愿意关注的是科学与戏剧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如何产生所谓的第三文化的，这种第三文化会驱使我们靠近席勒所言的崇高，我认为席勒的崇高是每个人所寻求的。弗里德里克·冯·席勒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和剧作家，他提醒我们不要陷入仅仅能够满足感官愉悦的事物，即美好事物的诱惑。相反，他认为，一个个体只有努力追求和观察自然界中令人敬畏和害怕的事物，即崇高的事物，才能触及自己的道德潜力。

没有人会否认，与维苏威火山口下的恶劣环境相比，在巴达维亚的牧场中，人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也无人会否认，善于理解和商议的通情达理的人在一个普通的农场中要比在一片荒凉的自然景色中获益多。但是，人在生存和确保福利，甚至是另一种命运之外，有进一步的需求，即理解他身边的各种现象。

在科学中，我们拥有的文化是纵向驱使其从业者的想象力，从而对观察到的现象产生此前无法想到的解释。在戏剧中，我们拥有的文化是横向驱使其从业者的想象力，从而留出更多故事叙述的可能性。科学剧融合了二者，产生一种对角线向的驱动。（这条对角线接近45度的程度取决于艺术家。）在此驱动下产生的作品也因为能够同时纵向和横向延伸而走得更远。这种指向崇高的驱动力是伟大科学剧的标志性特征。

在研究生中心举办的这次会议上，我一开始就被两件事情震惊了。第一，没有人讨论价值观，也就是说没人讨论科学剧在塑造经验知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第二，科学家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十分去人性化的“群落”，希望艺术家们能够使他们在公众眼中“变得人性化”。

在近一期《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经济学的未知因素——人》的文章中，大卫·西格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使用相同数据的经济学家们不能得出相同的结论（2010年10月17日）。《经济学原理》的作者，尼古拉斯·格雷戈里·曼昆表明，经济学家不能达成一致“是因为一个答案不可避免地引起价值观问题，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答案的产生”。

会议上缺少关于价值观塑造的讨论之所以让我惊讶，是因为一般来说，创造纯知识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知识随后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并被其价值观影响。就算科学学科，不像经济学，更多的是实证，难道科学家们不应该对囊括他们发现的这个世界感兴趣吗？

数千年来，戏剧在塑造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擅长于此的原因，在于它能产生冲突并恳请观众运用情绪去询问和回答关于道德的问题。每次帷幕升起后，戏剧就会询问已经出现的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想呢？”（这就是我所说的情绪是道德的晴雨表的意思。）如果你的答案来得过于容易，并且你有些沾沾自喜，基本上就能够认定在你面前上演的艺术作品更多地与美好而不是崇高相关。

起初，在会议上，科学家的大多数注意力都放在艺术家如何精确地描述科学和“科学家群落”上，这点对我来说似乎有点过于趋向于美而不是崇高。科学家问我：“艺术必须赋予科学家人性，那么，为什么科学家通常都被描述成所作所为十分过分，甚至违反神圣规则的科学怪人呢？”我的回答是：“难道你不认为承受野心过盛的折磨正是人性所在吗？因为应对我们并不能真正理解的力量而陷人麻烦不也是人性吗？你是想被赋予人性还是想被追捧呢？”

最终我发现，科学家们有一个关于价值观的合情合理的抱怨。按照施瓦兹所说，三百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是科学家，大多数人不知道科学家。当声称对科学感兴趣的年轻女孩被要求描绘一个科学家原型时，她们几乎描绘出的都是有能力以某种方式摧毁世界的人。当哈佛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的领导人佛瑞德·拉伯邀请高中教师来观察站学习科学知识时，他因为教师们表现出的对科学家居然能够享受自己工作的惊讶而震惊不已。这种情形是令科学家们烦忧的，在他们的认知里，认为科学给他们带来无比的充实，也认为他们邻居的生活同样会因为接触科学而变得充实。

问题在于科学发现及其引发的结果是如此宏大而令人敬畏以至于只有用崇高才能真正地论述。一封“为科学和科学家正名并创造艺术”的信件可能会让人觉得美，但是，它不足以支撑重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天然想象力，以及想象力能够产生的大胆行为。因此，科学剧就有停留为一种戏剧形式的危险，而不是艺术形式的最高范例。科学家不能只利用戏剧来将他们的信息传达给世界。他们必须将自己融人世界。

施瓦兹博士在麻省理工期间“更加激进”，他曾在哈佛发表过一个演讲，题为：《科学方法必然是邪恶的吗？》在演讲中，施瓦兹表明:“科学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面对一个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们找两个人来研究它。如果还是不知道答案，我们找四个人来研究它。如果还是不行，我们找八个人，依此类推。”最终，每个科学家能够研究他自己的小发现，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小发现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当某个人收集这些发现另有图谋时，道德问题就出现了。这是真理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的行为与价值观密不可分。（施瓦兹认为与其指望单个的学生选修科学伦理选修课程，倒不如让麻省理工每个课程的百分之十都用于伦理教育。）

希望当真理来临的时候，今天所编写的精彩科学剧将会完成自己的使命。希望它们能帮助我们趋近崇高，并由此使得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收集众多小发现的后果。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智慧产生敬畏，然后，在那个时刻，我们经由已经了解到的奇迹联合在一起，而站在我们面前展示奇迹的表演者与我们共享着这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