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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立神第一船坞

立神第一船坞今景（照片中右侧闸门上标有No2.Dock的船坞）

丁汝昌率舰队抵达日本长崎的次日，即8月10日，从长崎向李鸿章发出电报，汇报了到达情况以及经过和长崎造船所洽谈后所知的入坞维修费用金额，李鸿章当即命令给丁汝昌汇款万元，同时电令丁汝昌在完成坞修工作后，立即开往朝鲜仁川，威慑朝鲜政府内的亲俄派，防止朝鲜就永兴湾问题与俄国私相授受，同时吓阻俄国海军，“韩密送文凭求俄保护，袁（世凯）正与争论，我船须到在俄前。鸿。”（“长崎交中国水师提督丁”，《李鸿章全集》2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由于长崎是日本向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根据条约权力，中国军舰进入长崎并无需向日方通报，因而丁汝昌率领舰队到达纯属进行舰船维修的工作活动，并不是现代人理解中的“访问日本”。

根据长崎造船所的排期，“定远”舰在8月12日首先进入立神一号船坞，其他3艘军舰则在附近的海面上锚泊等待。现代有学者认为，北洋水师将其主力舰送往日本的船坞维护，是将自己的军武科技送到竞争对手面前的愚笨行为。这实际上是对19世纪的海军技术背景不了解而产生的自我猜想，在19世纪，军舰的战斗力主要体现于设计形式，以及防护力和炮火威力，具体而言就是装甲的厚度、火炮的数量和口径等，别无更多的科技含量。这些数据随着海军年鉴和报纸新闻的报道，本就是十分公开透明的信息，一方面是各国可以借此夸耀自己的海上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各舰船设计、生产厂商也可以借此作为广告。潜在的敌手掌握了这些数据，除非建造出装甲更厚、火力更强的舰船，其他也别无更好的克制办法。

“定远”等军舰的设计和主要数据，和当时世界各国的新造舰船一样，都是在建成时就公布天下，无所谓秘密可言，进入日本民营船坞修理，纯属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合适的船坞，日方在为“定远”等军舰刮洗船体、重新油漆的过程中，除了能实体感受到铁甲舰的巨大和威武外，并没有什么秘密技术可资窥探。

“定远”舰入坞后的第二天，即1886年8月13日，没有作业任务的官兵放假，被准许上岸。放假官兵上岸的目的地，是各国军舰、商船人员在日本长崎休假的通常目的地，同样也是今天邮轮到达长崎的主要观光地，即长崎的唐人屋敷、新地、广马场一带，这一带街区也是华人在长崎的传统聚居地。

19世纪后期的丸山花街，北洋水师到达时所见的大致就是这番景象。

丸山寄合町今景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屋敷、新地、广马场一带历史上是外国客商在长崎的经商、生活区域，在这一带街区极其周边形成了大量的日本妓院，尤以新地附近的丸山一带为最。早在1642年，日本江户幕府为了整肃长崎地区的市风，将散布各处的妓院全部集中至丸山町及邻近的寄合町（把分散各处的妓院集中于一起，故而得名），形成了著名的丸山游廓，是日本著名的三大花街之一。每当夜幕降临，日本人，以及来自中国、荷兰和其他国家的水手、客商就大量出没于丸山街区，买笑逐醉。看着外国人在自己国家土地上取乐，一些日本人妒火中烧，也是意料中事，这一街区也经常发生针对外国人的殴斗凶杀事件。在北洋水师到来之前，当地最著名的此类事件就是英国海军军舰“伊卡洛斯”（Icarus）水兵遇害事件，1867年7月6日晚上，曾有2名英国水兵在寄合町被本地的日本人袭击杀害，引发外交事件。

1886年8月13日夜幕降临，丸山町、寄合町街灯亮起，一家家贷座敷（妓院）中传出欢声笑语。这天晚上，从新地、广马场一带陆陆续续有一些北洋水师官兵逛到距离很近的丸山花街。

至今仍为警局的丸山派出所老建筑，1886年8月13日晚北洋水师水兵王发和日本警察黑川小四郎就是在该处发生械斗。

丸山警局附近保存至今的19世纪建筑花月楼，历史上也是妓院酒楼。

傍晚6时30分，寄合町一家名为“游乐亭”的贷座敷来了5名北洋水师水兵，这些水兵和老板中村新三郎预约好一小时后来，即前往他处晚餐。到了晚上8时许，时年25岁的“定远”舰天津籍水兵王发和其他4名水兵来到“游乐亭”，老板中村新三郎上前接待，这时原先预约过的5名水兵来到了“游乐亭”，老板便安排店中的游女（娼妓）首先接待预约过的水兵，王发等认为遭遇了诈骗，勃然大怒，随手用在日本古玩店买的古董日本刀，以及店中的烟灰缸，将“游乐亭”的障子（日本建筑中用纸木制成的隔墙、屏风）打坏，楼外围观看热闹的人群将寄合町道路堵塞。老板中村新三郎跑去附近的长崎警察署丸山派出所报警，巡查（警察）黑川小四郎（23岁）赶到将中国水兵和围观的人群驱散。

可能是因为言语不通，王发等仍并不理解事情原委，自感受到日本人的蒙骗和羞辱，当晚9时30分许，王发以及“定远”舰二副冯学荣和其他一些水兵来到丸山派出所门前吵闹，最终王发和日本警察黑川小四郎发生械斗。过程中，王发的额头和右手手背上被日本警察用佩剑砍出两处伤痕，日本警察黑川小四郎的头部则被中国水兵用日本刀砍中2刀，手部被砍中1刀，最后夺过了王发的日本刀。王发事后从寄合町向附近的船大工町方向逃走，被黑川小四郎和闻讯赶来的另外2名日本警察抓住，用麻绳捆缚至警署羁押。

8月15日，广马场和思切桥的流血事件

1886年8月13日深夜11时，日本警察田川基明、翻译巨鹿赫太郎将被捕的中国水兵王发送到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领事馆官员刘庆汾、樊淙在日方在场的情况下，公开对王发进行讯问，了解事情的大致情况。

第二天8月14日早晨，中国驻长崎领事蔡轩拜会日本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向其递交抗议照会，按照中日两国的建交条约，中国在长崎拥有领事裁判权，同时北洋水师到达长崎，官兵拥有豁免权，蔡轩认为两国的水兵、警察发生殴斗属于“愚昧无知”，而日本警察胆敢拘押中国水兵，且扣留达2小时之久（晚9时至11时），属于“违反条约，无理已极”，要求日方对警察黑川小四郎进行严查惩办（[日]桧山幸夫总编辑：《伊藤博文文书》第34卷，（日本）ゆまに书房2010年版，第65页）。

蔡轩与日下义雄交谈中，双方均认为该事件属于偶发，蔡轩表示愿意相信并非是日本警察故意挑起争斗，日下义雄则承认日本警察的执法行动有时会过当，并向蔡轩介绍了1885年11月17日在东京发生的日本警察与日本陆军斗殴的事件。言谈间，二人都显示了并不想此事扩大化的态度。当天在送走蔡轩后，日下义雄就昨晚发生的事件分别向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外务次官青木周藏发出电报，扼要介绍了情况，总体较轻描淡写：“巡查被刀伤，水兵微伤”（同上，第11、33页）。至于中国领事馆对日本警察黑川的控诉，则由长崎的司法部门展开独立调查。

在北洋水师方面，丁汝昌得知8月13日晚发生的事件后，为了防止旁生枝节，立即禁止舰队的官兵再上岸休假，8月14日是农历的盂兰盆节，长崎的新地、丸山一带市面热闹非凡，但情形安稳。到了1886年的8月15日，礼拜天，原本丁汝昌仍并不允许放官兵上岸休假，洋员琅威理则以天气暑热难当为由，请示给予官兵休息，丁汝昌随后同意了琅威理的意见，但严令不得携带武器上岸。

根据日方的记载，8月15日下午的1点、2点，陆续有北洋水师官兵乘坐舢板、小艇等在新地一带上岸，其中军官仍佩有欧式长剑，水兵则大部分赤手空拳，只有一些类似宪兵的士兵带有木制警棍，以便维持秩序。当天登岸的官兵来自“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舰，日方估计总数可能在300至500人规模，而据北洋水师一边的记载，当天放假上岸的是“二成”，即全部舰船的20%。参考后来《北洋海军章程》的编制，“定远”等4舰的舰员总数为984人，二成就是近200人。

登岸后，官兵们分成五六个一伙的小群各自散开，主要的活动区域仍然是在新地、广马场至丸山一带街区，“或往酒店，或在商店购物”（同上，第117页），很多官兵在附近福建人开的饭店思福栈、宝和堂里用餐，一时间当地街道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同上，第217页）。未能料到的是，几个小时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即将爆发。

有关1886年8月15日晚间在日本长崎发生的事件，中日双方的描述存在较多区别。

根据日本警察和市民在事后的供述，当晚的事件最先是在广马场发生，而后在广马场以及附近的思切桥两地演变为不可收拾的流血事件。

1886年8月15日长崎事件主要发生地之一——广马场。

清末中国人在长崎新地开设的酒店，从中可以推想1886年时广马场一带的市面景象。

18：30广马场

15日下午6时30分，日本警察坂本半四郎和河村健太郎在新地附近的中国人聚居区广马场的街头站立谈话，据这两人后来描述，有1名中国水兵从两人中间来回穿行了两次，似是故意，日本警察感到非常不快。不久，从十善寺乡方向又来了1名中国水兵，故意撞了坂本半四郎一下，坂本的警帽掉落在地，双方发生争执，这时有一些中国侨民将水兵劝开。日本警察称，事发时有中国水兵掏出水兵刀（造型类似现代的电工刀、折叠水果刀，钝头，是水兵的工具刀，只能用于切割，不具有锐刺功能）向警察比划，因为言语不通，日本警察认为是示意要将警察杀死。这次小冲突后，日本警察向广马场地区加派了警力，特别对中国水兵提高警惕。

20：30广马场

15日晚上8时30分，日本梅香崎警察署的警察黑田云章、福本富三郎、喜多村香在广马场一带警戒，遇到一群醉醺醺的北洋水师水兵，日本警察对水兵的行为挑三拣四，诸如嫌言语声音太大，衣冠不整等。这时有水兵试图夺过福本富三郎的警棍，双方发生殴斗，附近思福栈、宝和堂饭店里的几十名中国水兵闻讯也冲出相助，日本警察势力不支，福本富三郎逃入梅香崎町一户店主名叫二宫新太郎的店铺里，因伤重死去，喜多村香头部和臀部被棍棒打伤，逃进附近一家中国人开的饭店，黑田云章则逃往梅香崎警察署寻找支援。随后，梅香崎警察署的大量警察佩戴刀剑赶往，广马场一带成了厮杀声震天的“战场”。除了日本警察外，一些日本平民也加入殴斗，北洋水师水兵因为大部分没有武器，用砖块、竹棒等一边进行还击，一边经本笼町方向朝码头退却，晚10时许事件停止。殴斗中，梅香崎警察署总计有警部补松崎惟民、黑田云章等17名警察受伤，福本富三郎一名死亡，北洋水师则有徐佩玉、乔连胜、明静丰、李荣、刘永远、郑保机、滕得胜等6名受伤水兵被日方抓住，另外还有中村龟童等4名日本平民受伤（同上，第217-227页）。

21：00思切桥

思切桥一带今景

19世纪后期的长崎思切桥一带

8月15日晚另一处主要的事发地则是在丸山花街的入口处——思切桥一带，又称为丸山口、山口，与北洋水师官兵发生流血冲突的主要是日本长崎警察署的警察。

当广马场一带在晚8时30分发生冲突事件时，隶属于长崎警察署的浦田传助等几名警察目击情况，立即跑回自己的警署以及警察集体宿舍报警。长崎警察署警察森利彦率领数名警察，经锻冶町、船大工町向广马场方向增援，森利彦乘坐车夫吉田鹤松拉的黄包车冲在在最前，9点左右到达丸山花街的入口处思切桥附近时，遇到一群怒不可遏的中国水兵，森利彦被从黄包车上拉下，后被打成重伤，躲进一家古董店。

附近船大工町3号一家洋酒吧的日本店主中熊万吉后来供述，当晚原本有4名中国水兵在他经营的酒吧喝酒，突然有1名身着红色制服的受伤水兵从店外经过，这些水兵就冲出店外，吹响水兵笛，集合了在附近店铺里的几十名其他水兵，森利彦遇到的极有可能就是这批水兵。

而据在思切桥头摆摊卖烧饼的日本小贩平濑胜之亟后来供述，他目睹了一名身着白色制服、系着红色腰带的中国水兵将一块七八斤重的大石头投向森利彦。

森利彦被围攻后不久，随后而到的大批日本警察，以及周边的一些日本平民在思切桥一带和这群中国水兵殴斗，日本警察以刀剑劈砍，水兵则没有武器，用随手找到的木棍、竹竿抵挡，以及投掷瓦片、石块还击，而后水兵渐渐不支向本笼町方向退去，至深夜11时事件平歇。冲突中，1名中国军官、3名中国水兵死亡，8名受伤水兵被长崎警察署抓获，日本长崎警察署的警察则有8人受伤，另有最早被打成重伤的森利彦在医院不治死亡。

有关8月15日这一晚的冲突，中国一方描述的情况与日方存在差异。

北洋水师官兵因为对长崎当地地理不熟悉，对事发地区的街道情况描述十分含糊，在具体的事件情况上，多认为是日本警察无理取闹而造成。

“济远”舰舰长方伯谦是中国方面对该事件留有文字记录的重要目击者。方伯谦称，当晚“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在长崎新地一家福建人开的饭店宴请同僚，方伯谦和蓝建枢等军官于下午时分登岸赴宴，晚8时后饭毕，就在前往码头途中目击了冲突事件。方伯谦记载当时的情形是“适遇日捕赶打水手，不分皂白”（方伯谦：《益堂年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藏）。眼见场面混乱，方伯谦等立刻躲入一家福建人开的店中，一直等到晚上10时才离开，前往长崎领事馆，最后在11时返回军舰。方伯谦记载的事件发生和结束的时间，与日方记述的广马场一带的冲突事发时间一致。

而根据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的调查，在经历了当晚事件的北洋水师官兵理解中，此事的情况是“于长崎地方购买食物，忽来数百日人，不但不让买物，且将已买之物全行踢翻，该丁等以势甚凶恶，思欲脱逃，而日人复又究寻巡捕以及无赖等，不下一千余人，各持利刃，遽尔行凶”（孙建军整理校注：《丁汝昌集》（上），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

长崎事件中日双方人员伤亡情况

长崎事件的再认识

建立在中、日双方的史料基础上，结合近代中日两国在此前后的关系，现代人可以对长崎事件获得更为客观的认识。

近代日本步入明治维新后，对中国、朝鲜等周边国家扩张主义的思潮萌芽，在明治政府刻意的鼓噪下，日本社会对当时中国的嫉视不断加深。而作为通商口岸的长崎又是个极为特殊的地点，历史上中国客商在该地长期形成的是“一掷千金”“花天酒地”的豪客印象，日本人处在卑下、羡慕、愤怒交织的复杂情绪里。

19世纪中叶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变。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国运日蹙，日本则在近代化中渐入佳境，长崎的日本人对中国人表现出优越感，乃至报复性的蔑视。日本警察常常在长崎街头故意盘查、刁难中国人，态度蛮横。而自中国在长崎取得领事裁判权后，在长崎的中国人，尤其是到达长崎的中国水兵，往往也刻意显现出蔑视日本人的态度，针锋相对。日本学者安冈昭南对此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两国人民互相轻蔑。”

在这种气氛下，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到达日本长崎，所产生的反应可想而知。面对北洋水师的强大军力，日本人益发想要显现出更强的优越感，以轻蔑对方。而有铁甲舰在后的中国人，在长崎街头面对日本警察，也表现得格外地轻蔑。“我已侮彼，彼亦侮我”。

8月13日，北洋水师部分官兵放假上岸。长崎码头附近的丸山花街是各国水兵、水手到达长崎后主要的销金窟，北洋水师的很多放假水兵也来到了这一区域。由于言语不通，当王发等水兵在游乐亭与店主发生争执后，日本警察的出现使得事态变得复杂，中国水兵觉得日本人蛮横无理，日本警察和平民觉得中国水兵气势汹汹，可能就是在“两国人民互相轻蔑”的情绪下，发生了第一次斗殴冲突。

如果说8月13日的小冲突，是因为王发等水兵现在游乐亭打闹，而后又到丸山警署门前挑衅而引起。则8月15日的流血事件，日本警察需要负主要责任。因为13日的事件，事实上当地日本警察已经对中国水兵采取特别的针对、找茬态度，而经过一天的发酵，北洋水师官兵中也已经充盈了对日本警察的怨气。夜幕降临，在水兵居多的街道，尤其是存在饮酒的情况下，日本警察并不采取更为稳健的远距离观察策略，反而加派警力，故意凑近到这些街区，对中国水兵指指点点，加以盘查，最终双方的情绪都被点燃，在言语不通，双方互不理解对方真实意思表达的情况下，面对态度强硬的日本警察，北洋水师官兵本能地持自卫态度，最终引发流血事件。

客观而论，整场事件双方都并没有特别的居心谋算，并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属于突发事件。现代有论者将这一事件过于放大，无论是称北洋水师军舰到访日本“耀武扬威”，而使日本对中国产生了恐惧感，激起了日本人的敌忾心，或是称日本人故意设计谋杀北洋水师，都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夸张之辞。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